这儿,活马成为“泥马”;所渡之河,成为黄河。
清人追记“泥马渡康王”,与史实相去就更远、也更为离奇了。
磁州府君庙所存《神异录》中说:王(康王赵构)至磁,谒府君祠。府君默令磁民杀王云。及二帝北狩,康王南渡,临大江无舟渡,忽一神控白马载渡,曰:“臣磁州崔府君也。”
这儿,康王南渡的河流,被磁州人附会而为远离自家地盘的长江。
…………
由“崔府君事件”至“泥马渡康王”,史实被演化为传说,穿透黄河上下、大江南北。
但最初,赵构对“崔府君事件”却相当反感。而以密封蜡书从宗泽那儿将赵构“巧取”而走,迎至相州自己地盘的汪伯彦知州,一再渲染的却是“靖康”年号“为十二月立康之兆”(拆开“靖康”二字,“谓十二月立康王也”)。
汪伯彦的“靖康”,正中赵构之怀。
就寻求“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而言,汪伯彦的“挺康”策划,妙哉妙哉。
赵构绕着汴京画圈
宗泽墓前,野草漫道,枯叶飘零。
坐落在江苏镇江城东京岘山之巅的宗泽墓,不是南望故乡浙江,而是面朝西北,遥望中原——天地间,似乎依然充盈着一股英雄之气。
死于患有“英雄缺乏症”时代的这位英雄好汉,在今日镇江,仍然赢不来喝彩:宗泽墓凄凄然,人迹罕至。
1128年,宗泽死于汴京。
死前,英雄连呼三声“过河”;死后,岳飞等抚柩东南,涉淮“渡江”,把他安葬在江南的镇江。
宗泽曾因言事,被贬镇江;夫人死于镇江,安葬在镇江。
这,也许是岳飞将宗泽葬在镇江的缘由。另外,中原沦陷,衣冠南渡,说什么也不能把宗泽葬在汴梁,将他遗以金人呀。
这样的缘由,在岳飞眼中是“天”;在今日镇江人眼中,可能就有点儿“无厘头”。
“葬于河南,葬于浙江,都不会是这个样子。他和镇江没啥关系,所以被遗忘了。他葬在一个不该葬的地方,这是一个错误。”河南大学教授程民生说。
也许开始就错,结果还是错。
在国家生死存亡之秋,一位年近七十,没带过一天兵、没打过一次仗的老文人,临阵磨枪,夜补兵法,站出来振臂一呼,竟然成为那个时代最杰出、最能打仗的将领。
这本身,无疑是那个时代的黑色幽默,奇耻大辱。
靖康之败,败在没有败将,只有降将、逃将。
不战而败,不战而降,不战而企图求和,结果,只能是军心涣散,民心涣散,国家倾覆。
这种情况,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初始阶段,有着惊人的相似。
在呼唤英雄,本该生产英雄的时代里,这个国家却还在源源不断地生产汉奸、投机分子与攀附之徒。
汪伯彦是秦桧的老师。
以此“血统”来论靖康年间的秦桧,显然是冤枉了秦桧的。
因主张抗金,并在金人扶持伪张邦昌政权期间采取不合作态度,秦桧被掳至北国。这种出国,可不那么逍遥自在。
对此,伟大的李纲也曾这样赞扬秦桧:“精忠许国”,“立大节于宗社倾危之秋”。
但在“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攀附领导的投机取巧上,汪伯彦不但不是秦桧的学生,反倒是秦桧的老师。
相州与磁州相邻。
当相州知州汪伯彦闻报康王在磁州宗泽那儿的“遭遇”后,连夜修书,并于次日将康王接到了自家的地盘上。
他赵构,则当场向汪伯彦许诺:“他日小王得见圣上,一定会首先力荐汪公担当大任。”
赵构不能得见他说的“圣上”钦宗,他自己却成了“圣上”高宗。
这一句话,自然奠定了汪伯彦在赵构朝廷受恩得宠、青云直上的锦绣前程。
靖康元年(1126年)十一月底,在金兵包围京师的紧急时刻,钦宗亲派人持蜡诏(蜡封密诏)急赴相州。
这封蜡诏的内容是:拜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知相州汪伯彦、知磁州宗泽为副元帅。
这种安排,从一开始,就播下了是战是和、是坚守中原还是退避东南的种子。
就在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康王于相州建大元帅府的当天,东京城在金军压境之下,正扬扬得意于金人同意了议和。
这,难道是一个王朝的宿命?
这个时候,血性男儿成为帝国的稀缺资源;这个时候,恰恰需要以战唤回散乱的人心,凝聚起民族与帝国之魂。
败不可怕,怕的是不战而败——“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策也。”而赵宋王朝拱手相让于金人的,正是金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那时的天下大势,很像现在中国的足球市场——球迷想看到的,是球员拼死球场。就是输,也要“雄起”;就是死,也要悲壮。
此时的大宋帝国,人心已经散了。只有战争,才能聚起帝国之魂。这时的大宋帝国,需要自己的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乃至惨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而宗泽,无疑是帝国最最需要的一面旗帜。
但刚刚接受大元帅之命的赵构,在老爸老哥被围京都的危急关头,却有了自己的皇帝梦。
他对汪伯彦等从容而语:“夜来梦皇帝脱所着御袍赐吾,吾解旧衣而服所赐,此何祥也?”
在帝国需要他赵构将生死置之度外时,这孩子竟做起了不该去做的千秋万岁梦——这,绝对是大宋帝国的一场噩梦。
十二月初,钦宗诏命赵构“尽发河北兵”、以解京师之围时,赵构率兵离开相州,履冰渡河移师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
此时的岳飞,就混杂在这支有一万之众的队伍里。
之后,宗泽带着两千人先到大名,麾下有岳飞等;知信德府梁扬祖带着三千人后至,麾下有张俊、苗傅等。
在兵威稍振之时,钦宗诏命赵构:正与金人议和,“可屯兵近甸,毋轻动”。
钦宗无常,给了汪伯彦一柄投机的尚方宝剑。
宗泽主张大兵直趋澶渊(濮阳),以黄河为屏障次第解除京城之围;汪伯彦等则请求赵构移军东平(今山东东平县),离东京战场远点。
做着皇帝梦,赵构这孩子开始耍起了滑头:命令宗泽率一万兵马进屯澶渊,并对外宣布他赵构后脚就在这支部队中。
宗泽前脚走,他赵构后脚就奔向东平了。
起初,金人不知道赵构在何处,当听说他在澶渊时,就派兵前来招降,结果被宗泽打跑了。
而赵构到东平后,高阳关路安抚使黄潜善等,带着数千人马,也赶到这儿。
自此,元帅府中少了宗泽,多了个汪伯彦的“知心朋友”黄潜善。
而后赵构又到济州,鄜延路马步军副总管刘光世带兵,也追随至此。
至此,日后在战争中拼杀出来的南宋“中兴四将”——张俊、刘光世、岳飞,已经聚集在赵构麾下;另外,韩世忠不日也将向赵构“报到”。
在元帅府,左右赵构南渡的汪伯彦、黄潜善已经担当大任,而宗泽,则正在渐渐地被边缘化。
在汪、黄的策划下,赵构带领大军绕着汴京画了个半拉子圈,眼睁睁地看着徽、钦二帝与他的母亲、其他二十三个兄弟,在他的眼皮底下“出国”了。
幕僚把丧事办成喜事
猾吏化悲痛为力量,把丧事办成喜事的能耐,妙到了你看来看去总是看不出破绽的“仙境”。
汪伯彦把“靖康”解读“为十二月立康之兆”,就是放在今天也是对理性一种极限性挑战——钦宗,年号靖康,他当上皇帝十二个月后任命老弟康王为河北兵马大元帅,且康王的大元帅府恰开于靖康元年十二月一日。
这种拆字游戏,颇具中国味道:“靖”被肢解得七零八落,“康”却毫发不动。一破一立,拿“靖康”“为十二月立康之兆”作为“受命之符”,就是赵本山遇到汪伯彦,也能被老汪给忽悠得死去活来。
“二圣(徽、钦二帝)二后、诸王、皇族,悉渡河而北”,徽宗二十五个儿子中,只有康王赵构幸存中原。
天下不可一日无主。
靖康二年四月初,知淮宁府、宗室赵子崧也曾致书赵构,说:国家之制,素无亲王在外者(没有亲王在京师之外拥兵之先例);主上(钦宗)特付大王(赵构)以元帅之权,此殆天意。
钦宗、赵构乃至文臣武将,对此“特付”,十分清楚。元帅之命,对“以礼言则君臣,以义言则兄弟”的赵桓(钦宗)、赵构,具有非常不同的实质内容——它下达于京师城门将破之际,自是钦宗失去自救希望,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保住赵家天下,而做出的一种“料理后事”性的安排。
对于赵构这个年仅19岁的孩子来说,是严峻形势下的一种重托,是扩充政治、军事实力的一种机遇,更是他梦寐以求、登上皇帝之位的一种机会。
在京师危在旦夕时,汪伯彦等人却把“先安泊得大王(赵构)去处稳当”,当成了第一要务;至于解围京师,则要“事须量力”。
他们一方面以大元帅府之令,集中诸路勤王之师,纳于自家麾下;一方面以“京城围久”为口实,宣称“四方事,皆取决于帅府”。
另外,他们排压主张解救京师的宗泽等人;同时,漠视朝廷“催督入援”急令,一味兜圈子,迁延不进,坐观时局乃至等待东京彻底“崩盘”。
在政治、军事部署动员的同时,大元帅赵构也在进行舆论准备。
二帝北狩的消息传到大元帅府,赵构听到的不是其他,而是耿南仲等人附和汪伯彦之意的上表之言: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受命之符……皇帝(钦宗)即位,纪元曰“靖康”……迨皇帝之北迁,人始悟曰“靖”字从立从十二月,乃皇帝立十有二月而康王建帅。纪年二字,实兆今日……
在这场论证康王“即位之兆”的运动中,并未提到崔府君及其神马。就是在赵构即位后,宗泽与磁州百姓搬出“应王”,强阻赵构的行动,依然饱受广泛质问与强烈批评。
都是为了将宗泽边缘化。
就是在汪伯彦、黄潜善等守淮河、长江,北阻金人南下的规划落空,赵构被迫渡江、航海,成为难民皇帝之时,面对宗泽渡黄河而守中原的建言,赵构依然不信不听。
宗泽死后,赵构与赵家天子们才逐渐接受了民间“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的说法。此时,赵构与赵家天子们一定怀有相当复杂的心情——是怀念宗泽,还是为了神化自家呢?
也许两者都有。至少,他们不再对宗泽怀抱反感了。
赵构果真信什么“受命之符”吗?不见得。
自此上溯一百多年,是真宗迎降天书、东封西祀的时代。王钦若宰相鼓动真宗的一番话,就很值得我们琢磨:“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陛下谓《河图》、《洛书》果有此乎?圣人以神道设教耳。”
既然“以神道设”,抬出“崔府君显圣”、“泥马渡康王”,当然是一个好的选择。
宗泽是收复中原的一面旗帜,他既可笼络臣民,特别是大量南渡臣民人心,也可聊作他对宗泽乃至中原家山的一种怀念。
没有宗泽,他赵构还真不知道在哪儿才能找到自己。
也许早就“出国”,并在金人的侮辱下,死无葬身之地。
赵构不可能永远糊涂。至少,在不需要糊涂的时候,他的内心会明白一些东西的。
他不仅怀念宗泽,也怀念起李纲、岳飞。
张浚虽曾平乱救驾,但也曾挟私与汪伯彦、黄潜善而唱和,赶走了李纲;张浚还因合军北伐处置不当,把岳飞气上了庐山,并最终引发“淮西之变”而被罢相。
当有人提起再用张浚时,赵构的回答却也耐人寻味:朕宁亡国,不用张浚!
赵构暮年,似乎看透了一些问题。
但是,一切都晚了。
赵构死后,丈量他是非功过的最为重要的尺子,却恰恰是宗泽、李纲、岳飞等。
《宋史·高宗本纪》的结语是:“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少康、光武帝等中兴夏、汉)者乎?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苗傅)、刘(刘正彦)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乎艰哉。其始惑于汪(伯彦)、黄(潜善),其终制于奸桧(秦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而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在汪伯彦、黄潜善等的力挺下,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在南京应天府(今商丘)正式即位,并将留在东京开封的哲宗废后孟氏迎至商丘。
于此“国破家亡”之际,他们如何捧起赵构,再造赵宋政权?且听下回分解。
三 龙起应天府凤舞汴梁城
1127年春天降临之际,金人骑着高头大马,掳走徽、钦,胜利北还。
金人掳走的,不只是徽、钦二帝。大宋“百余年积蓄,一旦扫地;凡人间所须之物,无不毕取一去”。
他们留下的,是在帝国的首善之都汴梁,“一只老鼠卖数百个铜板(靖康之败前2个铜板能买一个炊饼,10个铜板能买一个鸭蛋),路遗死尸被抢到家里充当食物,其间气息未绝者也被剔骨剜肉,掺于猪肉、马肉里,上市销售”——吃人,不是首善之区不善,只因猪肉每斤6000铜板、羊肉每斤8000铜板……只因“蔬菜竭尽”,水藻成为难得的美食,露芽的树唯存枯枝……只因“猫犬残尽”,“小资”们豢养的猫、狗,都“跑入”主人的肚子……
东京城内十之五六的人,相继在冻饿中死去;新死的,沦为苟活者的食物。《清明上河图》中那座至今让我们倾心向往的繁华之都,成了不折不扣的魔鬼之城。
城内是金人扶持的伪楚张邦昌政府,城外是云蒸雾集的勤王军队。金人毕取京师物资已去,对峙局面却远没有结束。双方都在恐惧那尚未走远的金人杀回马枪,人间惨剧竟然在金人的影子下,还能如此这般地继续着……
秋高马肥,寒风将起之际,金人孤军千里,跨过华北大平原,他们最不信的就是出兵作战的“汉地铁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