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我们的烘车前，中班还没有结束，他就忙着做下一班的准备，叫我跟他到处跑，领些小工具，拿当天的派工单，再就是擦车。中班李师傅对他不满，嫌他碍事，一再叫他停止，他也不听，人家就连我一齐骂，说我和他是两条拦路狗。
我学别的烘车上工人的样子，把被雨淋湿的衣服挂在机器外壁上，这样很快会烤干。我刚挂上，被他一把拽下来，而且恶狠狠地说一句：“不许挂！”我问他为什么不可以，他不回答，就是不许挂。他刚走开，几个女工也来把她们的湿衣服挂在这部烘车外壁上，怕他看见，是挂在靠墙的一面。可他一回来就发现了，马上全都拽下来，扔在地上。人家怎样骂，他也不予理睬。
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近情理，令人讨厌。
一天，半夜吃饭时，停车由机修工查机器，我和他一同去食堂。夜班供应的豆沙馒头又大又便宜，有一个工人再买十个，用张报纸包起来，带回家去给老婆吃。赵师傅对他说：“你一个人买这么多，人家还吃不吃？”
那人瞪他一眼，反问他：“我用粮票钞票买，你管得着吗？不准多买，你规定的？你以为你真是个‘厂长’？”
说完骂他一声：“怪人！”远远地走开。
我由此更知道人家为什么都讨厌他。
走道上有两块吃剩的馒头，他去拾过来放在自己手边。我以为他要吃掉，觉得他吝啬得过分，忍不住用鄙夷的目光斜视他，被他发觉。我怕自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会对我发脾气，心里有点怕。没想到他竟心平气和地说：“粮食呀，你知道吗？”说着，他去把拾来的馒头块放进泔水桶里。
这件小事给我留下的，是我这几天对他唯一的好印象。不过我还是觉得，他这件事做得有点多余，难怪人家要叫他“警察”。
反正我很不喜欢他这个人。
我在赵师傅的车上一干就是三个月。跟他干活心情不舒畅，他不让你休息，一见你闲着就找事叫你干。他实在像是一个要尽一切可能剥削工人劳动的资本家厂长。厂里还有一些和我一样的临时工，他们在不同的岗位上，都比我清闲。他们往往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闲聊，实际是偷懒，我则在自己的车上埋头工作，八次推车上料之外，我就自己找活干。赵师傅从来没有因为我多做事而说一句表扬我的话。我为他做了事心里并不痛快。
赵师傅每天主要时间是站在烘车前方那个小平台上，眼睛不眨一下地盯着滚轴里压过的湿布，后来我知道，他是在寻找布匹上从染缸里带来的纱头，一发现要立刻去除，否则布面会压出凹痕，这匹布就是次品。但是他往往会因为各种原因离开岗位，难道他不在时就不会有纱头出现？于是我便主动把这件事承担起来，他每次离开，我便上平台去干这个。见他回来，我就下来。已经很多时了，他并不知道我在替他捉纱头。
有一天，我正在小平台上专心地眼盯着面前两根钢轴间滚滚而过的湿布，双手放在急驰而去的布匹上捕捉纱头。忽然有人从身后把我拦腰抱住，猛力地把我拖向后方，离开滚动的机轴。是赵师傅。他发脾气了，大声吼叫着问我：“谁叫你来干这个的？！”
我非常委屈。难道我做错了？他的火气很大，仍在大声地吼叫：“你给我下去！以后不许你再到这上面来！”
我实在太委屈了，非抗议不可，我把他抱住我身体的手奋力摔开，正要对他也吼叫两声；这时，他把他的两只手伸向我的眼前。
我清楚地看见，他的两只手上总共只有七个手指头。这我以前完全没有注意到。
在我因此发愣的顷刻间，赵师傅又说话了。态度仍很严厉，但语气和缓许多。他说：“你知道这部破机器几十年里吃掉过多少人的手指头吗？一不当心就卷进去啦！”
我好像明白一点道理了，但仍在懵懂中。他马上再说：“我的手吃掉了有人养我一辈子。你的手吃掉了谁养你？你是个临时工呀，你不知道吗？”
站在我面前的他忽然在一刹那间不再是一个讨人厌的凶神恶煞了。
我感动得几乎流泪。他好像并不知道我在感动，也并不在意我是否感动。他的面部并没有任何表情。或许，他知道我的感动，也因为自己做了这件让人感动的事而高兴，只是他不用言词来表达。
我的心在猛烈地跳动，他把我扶着走下平台，让我坐在地上歇一歇。几个月来，这是他第一次这样接近我。我背靠着热乎乎的烘机，闭目休息，回想着我的手每次和那滚滚而去的布匹接触的情景，我真的害怕了。我看着我的两只手，幸好，它们都还是完整的。
不久以后的另一件事，让我对赵师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和他正在查看我刚推上车的布料，车后又传来嚓嚓的撕布声。他立刻闪开我疾步向车后奔。奇怪的是，这一次他没有很快就带着他缴获的战利品回来。我觉得有点异常，便向车后走去。
我刚走两步便看见，一个女工，显然是偷布的，坐在烘车的后脚边，低垂着头，一动不动。赵师傅立在她身旁，两手垂放着，没有发火骂人。我再向前走一点，听见那个女工在低泣。
一般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都是偷者撒腿就逃，赵师傅大声咒骂，今天则全然不同。我不免好奇，再向前走几步，站在他们看不见我的地方观察他们。不一会儿，只见赵师傅俯身拾起一块丢在一旁的新布，当然是那个女工偷撕下来的，把它往偷者怀里一塞，自己默默地转身走了回来。
他一抬头看见我，有点尴尬，只好把事情简要地告诉了我。
那个女工怀着孩子，丈夫两个月前病故了，家里还有公公婆婆要奉养。她需要给婴儿准备衣被。她是厂里人人知道的最困难的人。赵师傅说话时好像含着泪。他也会流眼泪，这我真没有想到。
回到烘车前，他从工具箱里拿出前几天抓到的、别人偷撕的五六块布料，用一张报纸卷起，吩咐我说：“你去交给她，她在浆车上。你认得出，大肚皮的。别让人家看见你。”
“这……合适吗？”我犹豫着。
“怕啥？没人知道的。只要你不说。”
我照他的话做了。当我把那卷布悄悄塞给那个女工时，她眼睛里的光和脸上的表情非常复杂，有惊讶，有怀疑，有欢喜，有羞惭……她把那卷布收下了，顺手塞在了浆车的一个夹缝里，还对我微微一笑表示了感谢。
这件事让我不禁想起屠格涅夫《猎人笔记》中的那篇《孤狼》。
这时，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工厂是工人阶级聚集的地方，应该会有更多的“造反派”和“先锋队”。虽然我几个月里都只觉得，这里人人都在赤膊流汗、埋头干活，从不谈论什么大的或者小的“文化”或“革命”，每周一次的班后政治学习，照例是由一个党员干部宣读一些社论或文件，大家默默听过，然后散会。每次学习结束时，我都要把呼呼大睡的赵师傅叫醒，跟他一同去更衣，准备回家。但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大红标语正高悬在车间里每个人的头顶上，一些专职负责搞阶级斗争的人，也从来没有闲着。我这个身兼“摘帽右派”、“社会渣滓”、“无业游民”几种头衔的临时工，当然是他们注意的对象。
事情终于来到了。
一天，我正在揩拭烘车靠墙的一面，听见有人在和赵师傅说话。他站在车头的小平台上，那人站在下面。他们看不见我。那人在问赵师傅：“你车上那个临时工呢？”
赵师傅知道我在机器另一边，但是没告诉他，反而问他说：“你找他干啥？”
“我不找他。我是要给你说点情况。”
这时，我的心已经在跳。我屏住气息倾听。
“他是个摘帽右派，你知道不？”
“摘帽右派咋啦？不能当临时工吗？”我听见赵师傅在问。
“那倒不是。正好相反，我们正需要一个这样的人呢。”那个人说。我更是注意在听了。那人再问赵师傅：“他工作怎么样？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赵师傅干脆地回答。他接着又说：“卖力得很。”
我又听见他问：“你说需要他，是要调他去别的车上？”
“不是。马上要开展‘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了，”我屏住气息听那人说，“这种人，正好当对立面用。是个很好的活靶子。厂里原先那个右派工程师不是自杀了吗？再找个右派还不那么容易呢，这里又不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正好现在有一个。”
“你们可不要缺德啊，人家家里可是有老有小的！”我听见赵师傅这样说。
“‘阶级斗争为纲’嘛，你忘记啦？！”
赵师傅没有说话。这人临离开前又叮嘱他：“你把他稳住。别叫他知道了，要不他会跑掉的。临时工，说跑就跑了。把他到厂以来的事回忆一下，挑点碴儿，一个个记下来。批斗时候要派用场的。”
等这人走开，赵师傅回身把我叫出来。
他问我：“你听见没有？”
“听见了。”我这时已经心慌意乱了。
“他是厂革委会的委员，也是劳动工资科的科长。”赵师傅告诉我，他走下平台，和我两人待在烘机背后。他连平台上摘纱头的工作也丢下了。
“那你怎么办呢？”他为我担心。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见我不吭声，赵师傅说出了他的想法：“我看，你就走吧，不要在这里干了！”
我仍不说话，不知说什么。他继续说：“这里斗起人来凶得很！哪是什么‘摆事实、讲道理’？根本不讲道理！拳打脚踢都来的！那个工程师就是吃不消这种批斗，才自杀的。我看你还是走吧，哪里挣不到一块四毛钱！”
我仍没说话。他知道我在想什么，又说：“我帮你想办法找个挣钱吃饭的地方。”
这时有人来到烘机前，我和他连忙分开了。
我考虑再三，决定辞了工。我怕我留在在这个工厂里，为了每天的一块四毛钱，被他们当个活靶子批斗，万一被搞死了，我的父母子女由谁来供养？
我回家三天以后，赵师傅来了，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一个地址。他让我去一家印铁制罐厂找一个姓马的人，是一位年老的工长。他说：“那里苦是苦点，不过只要有力气，不比这里挣得少。兴许还多点。”
后来我别无他路可走，就真的去找那个人了。于是，便开始了我在人海漂浮的另一段艰难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