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里，我经常要拿着组到的散文稿件到北大燕东园何其芳先生家里去向他汇报，听取他的意见。一天，在谈论一篇文章时，因为其中写到普希金，其芳先生随意地说起，说他最喜欢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说他在读大学时曾不止一次读过这部书的英译本，他说有些诗行他还记得，说着他就立即背出了几行。这时，我也按捺不住，便顺口用俄语把他背的几句也背了出来。其芳先生听了很是高兴，而且显得兴奋。这时我告诉其芳先生，我几年前就会背这本书的全文了，我的俄文主要就是通过读这本书学出来的。他表示非常惊异和赞赏。我立刻也就再为他背诵了一些段落。他听得很是陶醉，有几行诗他要我再重背一次（记得是七章36节末尾的几行：“莫斯科……对一颗俄国人的心说来，有多少东西在这声呼唤里交融，多少东西回响在这声呼唤中！”）。尽管我的俄语发音并不完美，他还是对诗句原文中铿锵和谐的音韵赞叹不已，连声说，“真美！真美！听起来比英文本美得多！”
其芳先生放下手中的稿件和我聊了起来。他谈到他对当时已经有的两个《奥涅金》中译本的看法。他说，老早的一个从世界语翻译过来的本子离原文大概太远了，很难让人从中体味原作的美。但是译者是有贡献的，他至少是让中国读者接近了俄国文学，并知道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存在。这个本子我当时还没见到过。但是他这时所谈到的，俄国文学对于中国新思想新文化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我很有启发。对于吕荧的译本，其芳先生断然地表示，译诗不能这样译。要么你干脆像有些人翻译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剧本那样，不必分行，就用散文写出来，要么你就把诗还翻成诗，读起来必须有诗的味道。
谈到这里，我就势向他请教有关中国新诗和诗歌翻译的问题。当时好像正有一场关于新诗格律问题的讨论，我知道他是主张诗歌应该有格律的，他曾经提出汉语诗行中的节奏应该通过一个个相连的“义群”（即一组表达一个完整含义的词）来体现，也提出过诗行押韵的问题，这启发我想到，是否可以这样来翻译西方诗歌：用汉字的“义群”来传达西方拼音文字（包括俄语）诗歌中的音步，而同时再在翻译中保持原作的押韵规律。我把我的想法说给他听，他很同意我的想法，他说，翻译工作就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架设一个尽可能宽阔的桥梁。我们谈得很投机，都认为翻译工作应该不仅是向我国读者介绍外国原作的内容，而且也应该介绍原作的艺术形式，诗歌翻译尤其应该如此，只有这样，读者才能通过你的译文领略到诗歌原著作为一种特殊种类的文艺作品的特点。在其芳先生的帮助下，我在心中已经形成一个着手翻译《奥涅金》的打算。也恰在这个时候，其芳先生忽然满怀诚挚的热情对我说：“你把它，把《奥涅金》，从俄文翻出来嘛！”
当时我还只有二十多岁，虽然由于时代大潮的方向和自己的兴趣志向非常地吻合，又有了恰当其时的条件，我也已经走上了俄国文学专业道路，但是在我的学术事业的道路上，还仅仅处于学习和积累的阶段，我还没有写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也不曾译出任何一部大的俄国作品来。《叶甫盖尼·奥涅金》是俄国文学的皇冠，我怎么敢初出茅庐就去触摸它？我虽然心中暗自冲动，但我还是没有把其芳先生的话认真地听，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我把我的这种心思如实地告诉了其芳先生。没想到他对我说：“我是认真说的，你翻嘛！你能翻！”
我被他的认真鼓舞了，抬眼凝望着他。其芳先生又说：“我是认真说的。你能翻，全中国有几个能把它从头到尾背出来的人？你怕是第一个。你能翻！”
听他这样说话，我真是非常地感动。但同时我也知道，会读和会背这本书是一回事，而把它翻译成汉语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更何况还要把这部世界名诗既传神又传形地翻译出来，这，我能做到吗？……我在犹豫。其芳先生充满着诗人的热情和长辈对后辈的期望之情对我说：“胆子放大，态度老实些，多花些工夫进去，你能翻得好，不要怕！”
接着他又强调说，离开了艺术形式上的独特性，诗歌就不成其为诗歌了，要我务必在这方面多下些工夫。他并且说，这样的翻译工作对于我们新诗格律的创立很有好处，能给我们的诗人们提供外国诗歌格律形式的有益参考和借鉴。只有这样的翻译工作才算是尽到了应尽的“桥梁”责任。其芳先生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和鼓励给我的启发很大，于是，从此我便开始了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漫长历程。
何其芳老师再次给我以鼓励
从这天起，我潜心思考、认真对待这件事。我首先从书中四百多个十四行诗节中选出十节，用它们当作试验，来确定我翻译这部书的方法和原则。我所采取的，就是其芳先生和我在那次谈话中所定下的，保持原诗押韵规律和用汉语的义群词组来表示原作每一诗行中的音步节奏的做法。而在西方诗歌中，每一音步中重音位置是固定的，从而形成不同的格律。但是在我们汉语的义群词组中，重读音的位置不可能保持一致，我在再三实验后，决定放弃让每一个义群词组保持同一重读音位置的努力。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按照这种方法，悄悄地把这十节诗经过反复修改翻译了出来。我没有对任何人说我在做这件事，也没给任何人看我的试译稿。我鼓起很大的勇气，把这十节译诗抄清，送去给其芳先生，请他过目。可想而知，他对我的这十节试验性译文的肯定或否定对我非常地重要。我每天都在期待着听他的意见，又不敢去找他。
过了大约两个月，一天，北大中关村宿舍区的门房叫我去接电话（那时整个宿舍区只有这一部电话）。是其芳先生打来的。我一拿起听筒，只听他高兴地对我说：“和尚！你译的《奥涅金》发表咯！”
“和尚”是我年轻时的绰号，也是师友们对我的亲切称呼（我那时留着平头）。我正在对他的话莫名其妙时，他又说了：“你看见今天的报纸没有，我的文章？”
我还在莫名其妙。他继续说：“你快去看看！”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我马上跑进北大校园，跑到哲学楼的二楼（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设在北大里边，在新建的哲学楼占一层楼面），去资料室找到当天的报纸（大约是《光明日报》，也许是《人民日报》，记不清了），看见了全文发表的他那篇《论红楼梦》的长篇名文。
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进行大规模批判是50年代我国文艺界的一件大事，这次批判运动在很多方面长时期影响了我国后来的文学研究工作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当时这个运动大概正在尾声阶段。何其芳先生的这篇文章带有对这一次文艺批判的总结性质，当然是一篇重要文章。至于他在这篇文章中以及他在那次俞平伯批判运动中的所表示的观点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
我把文章读到中间，竟发现他把我翻译的那十节《奥涅金》当中的一节作为引文放入了他的这篇重要文章里。那是第八章的第46节（“对于我，奥涅金，这豪华富丽，这令人厌恶的生活的光辉……”），他用普希金在这节诗中出色表达的达吉雅娜的浓郁情感，来阐释曹雪芹对林黛玉的情感描绘，使文章神采倍增，真是神来之笔。他并且在文章中说，这节诗是“诗中之诗”，是最美的诗。而我读到这里，立刻领会到，这是其芳先生利用这样的机会和方式，对我做出的莫大鼓励，也表示了亲切的关怀。
从这天起，我更是满怀信心地，按照其芳先生的指示，“大胆地，老实地，下工夫地”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
大难临头了
几个月以后，我已经翻到第二章的中间，大约译出六十几个十四行诗节的时候，大难临头了。对我国解放以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在长时间里，直到现在，都起着不利影响的“反右派”运动，这时突然间如狂风暴雨般降临到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头上，也降临到我的头上。本来是中国共产党自己要整风，邀请党外人士向共产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的，突然间，由于有少数人在对党的工作和个别党员提意见时，说了一些不恰当或者甚至是错误的话，马上把许许多多提过意见的人，全都扣上一顶“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帽子，全国据说有好几十万。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我是那几十万个命运不济的人当中的一个。这几十万个知识分子以及无数遭受株连的他们的亲属和朋友中，不明原因死掉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妻离子散者为数不少，家破人亡者屡见不鲜，而作为“右派分子”普遍的遭遇是失去工作，失去或大大降低工资收入，家人生活陷入相当的困境，本人则大多被送到农村和其他艰苦地方去劳动改造，也有因为有不服的表现而被送去坐牢或劳动教养的。二十年后，到70年代末，有了一个承认这次运动有错并加以改正的决定，但这几十万“右派”和他们的为数更大的家属与遭到连坐的亲友，二十年来所遭遇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和他们所受到的身体和心灵的创伤，却不可能因为这一纸决定就从此消除。而且，这一次针对广大知识分子的有错误的政治运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恶劣影响，直到今日也未能尽除，其损失更是无可估量的。我被扣上“右派”帽子跟这本《叶甫盖尼·奥涅金》不无关系，所以我才可能在这篇文章里说到这些看似题外的话。
我是在“反右”过后的第二年，1958年春天，当上右派的。我所在的单位本来已经定出并上报的“右派分子”被认为人数不够，“比例不足”，于是又把我增补进去了。“白专道路”是我的罪名之一，我在研究任务以外自己悄悄进行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是群众批判揭发中指出的我的一个具体的罪证。
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迷惘。面对妻离子散家破和身败名裂的处境，我茫然不知所措，原先痴心追求的一切都顾不得了，我被划为仅次于极右分子的三类右派分子。工作、工资……都没有了，每月领取三十元的生活费，去劳动改造。我因此离了婚，孩子离散了，后来我的父母亲也陆续因生活困难而死去。
我在心底里很难承认自己有错。比如，我说我同意“教授治校”，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一个大学由大学教授来管有什么不好？管理学校的教授完全可以同时是一个共产党员呀，我并不主张管理学校的教授必须不是共产党员。我好像还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说到过我对此前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意见，我并不反对镇压反革命，但是当时很有些抓错和批错的人，我们那个单位就有批了半天把人整得够呛但最后说人家不是“反革命”的。当时的一个解释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就算不了了之。我不同意这样的解释。我说，既然查无实据，那么前面认定的那个“因”就是错的，那就应该对人家赔礼道歉，而不能用这样的所谓解释来推卸责任。但是，人家非要说我错了，而且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错误，尤其是那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话，据说是绝对不能反对的。我一时间不知所措了。万般无奈中，我只能这样想：既然党和同志们都说我错了，整个社会都说我错了，那我一定是错了。再说，不认错又怎么办？当时谁知道，这一“错”，就“错”了二十多年！这是一个人一生岁月的三四分之一。没有当过“右派分子”或是当年那些批斗右派的积极分子可能不知道，一连二十多年被整个环境和社会视为异类和恶人的处境是多么地难以承受！那真不是人过的日子！我还记得，1958年春天我被正式宣布戴上那顶“帽子”以后，到我被送下乡改造以前的那段时间，没有一个人肯理睬我。一天早上，我对门人家的那个平时跟我很要好的小男孩在过道里遇见我，悄悄地、低声地喊了我一声“右派叔叔”，马上逃回他家里，怕被他父母亲看见或听见。这是我那几个月里得到的唯一一句亲切的问候。后来，到80年代中，已经“改革开放”了，人们对我的称呼已经发生了从“右派”到“摘帽右派”到“改正右派”的变化，我已经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而在我所任教的学校里，还有人在我背后指着我的脊梁说：“这是一个老右派！”当时我连头都不敢回。我的子女，在他们相继决定出国学习和定居时，都曾这样对我说：“我们不愿意像你那样活一辈子。更不愿意我们的孩子将来受到我们所受过的那样的歧视。”顺便提到，他们在出国前，还都帮我抄过《奥涅金》的译稿。
1958年的5月，在我要被送往河北省东部太行山区农村的头一天中午，天气炎热，中关村科学院社会楼（这时文学所已经搬到科学院里）第三层里安静极了。我坐在原归我使用的研究室办公桌前，桌上和抽屉里已经一无所有，我面前的墙壁上贴着一张记不得是哪位革命左派同志写的，勒令我“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大字报。这张桌子和这张大字报在告诉我，我从此将永远不能再和我心爱的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工作有任何关系。《叶甫盖尼·奥涅金》的翻译工作当然不得不忍痛丢开，不敢再去碰它。我心中苦不堪言，感到万念俱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