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好像知道一点后果了。我马上记起，那个大院里的其他部门曾经也有过一个右派，由于一点小的过错，被那些左派人士吊在树上抽打……我开始害怕起来……但是，听天由命了……
恰在这时候，人事员办公室的门呀地推开。韩总编走了进来。他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显然他听见了这边的吵闹。
韩总编进门一看，先是沉默不言，让屋里暴烈的气氛冷滞下来。然后他才慢慢地说话。他首先是对我说：“某某某，我不是给你说过，让你有事来找我的吗？”
我想起我来出版社的第一天他接待我时的情景了。他的确说过那句话。但是我觉得，那只是他出于礼貌而说的一句客气话，我没把它当真过。因此在后来一连串的事情发生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去麻烦他。那天从乡下押送我回来批斗时，他解救了我，并用他的车送我去医院，我心里感激他，但也没有想到他第一天说的那句话。但是他对我很友善，这我知道。于是，他一出现，我就垂下了头，我原是准备不顾一切和那个人事员拼了的，现在我一声不响。
韩总编对我说：“你去。回宿舍去。过一个小时，再叫你来。”
我不知他要做什么。但是凭经验我知道他会帮助我。我就回宿舍去等着了。一小时以后，真的有人来叫我。我又来到人事员的办公室。总编已经不在那里。人事员黑着脸，一言不发，甩给我一张他重新写过的证明：“某某某系右派分子，因身体有病，我社同意他离职去上海治病，病好后由当地政府安排途径，继续改造。”
我拿下这份证明，第二天便挤上去上海的火车。
我和一位从伊犁去上海的女同志坐一个双人座位，她带一个刚满月的婴儿。我把位子让给她们母子，自己睡在他们的椅子底下，身上裹着一件两年前下乡时父亲给我的破皮袄。就这样躺了三天三夜。这位善良的年轻妈妈，不时地把一些饼干屑和孩子奶瓶里剩下的乳汁递到椅子下面给我吃。她让我捏她儿子柔软的小手，还给我讲她儿子刚出生时，被维族保姆放在伊犁河中洗澡的事，据说，这样孩子长大后身体健康。
我到达上海。父亲和哥哥来车站接我。我们潸然相见，但随即破涕为笑。父亲说：“儿子，你拣回一条命来咯！”
就这样，我来到上海。
报户口的经过
但是，我仍然没有真正进入大上海。因为还必须报进户口才能算是一个上海人，而我报不进。
我到达的第二天早晨，派出所的户籍警便上门拜访。他所管辖的区域里来了一个五类分子，他当然是要立刻前来查问的。对于一个无职无业的人来说，居住地的户籍警就是顶头上司，他是可以决定我的命运的，就像我刚刚逃离的那个室主任。我思想上准备着面对又一个张牙舞爪的人。但是出乎我的想象，他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三十来岁，姓陈。
陈同志耐心地听我陈述自己的情况。我说了一个多钟头，他自己几乎没有说一句话。只是一边听我讲，一边把我带来的证明书反复地看了又看。我说完了，他问几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划上右派的？”“你的人事档案现在在哪里？”“你除了上海的哥嫂父母，其他地方还有没有家属和亲人？”问完，他就走了，拿走了我的证明书。并不跟我谈报户口的事，只说：“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他能准许我报进户口吗？全家人都在提心吊胆，都认为希望渺茫。上海的户口早已严格控制，何况是在全国大精简和大疏散的时期，更何况是我这样一个人。陈同志一言不发，他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打算怎样处理我？那张证明有用吗？如果报不进户口，他会不会马上赶我离开上海？那我到哪里去？即便他同意我在上海治病，那我病好后，又到哪里去？……一连几天夜晚，我根本无法入睡，儿子刚见到爸爸，跟我亲得很，贴在我怀里，睡得好香，小手还紧紧捏住我的衣角，好像是怕我重又飞掉。我又想起不在身边的女儿……我怎样才能把他们养大成人啊！……
几天以后，陈同志又来了。他向我和全家人宣布，上级不同意我报进户口。上海的户口已经冻结。他并没有说，尤其是我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有自知之明。一家人也都明白。陈同志又说，我可以留在上海治病。
“那病好以后呢？我到哪里去呢？”我急切地问他。
“病好以后……你到哪里去……你可以还回你来的地方去嘛。”他说。
“我回不去了。我已经离开那里，他们已经不要我了。”我说。
“我们可以帮你跟那边联系，病好以后，还回去工作。那边的社会主义建设也需要人才。”
我惨白的脸色大约给了他很深的印象。紧紧抱住我的腰、两只小眼睛盯住他看的儿子，大约也让他感动。他伸手抚摸我儿子的头顶，问我母亲：“这孩子几岁？”母亲告诉他，“四岁。”他又问：“你们送到北京给她娘的女孩几岁？”母亲说，“七岁。”母亲忍不住地哭起来，对他说：“孩子可怜呀！我们老了，不能帮他带一辈子，从今往后，他不论去那里，都得把他的孩子带走……”
我感到母亲说得多余了，便制止她。而陈同志却反而制止我。他说：“老人家说的是。让老人家把话说完。”
而母亲已经只顾哭泣，说不下去了。陈同志临走前对母亲说：“我们再想想办法。”
两天以后，他再次来到我们家。他再次和我仔细地谈话，进一步了解我各方面的情况，问及我离开那个地方的详细经过，我的老家，我的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乃至我原先的婚姻和离婚的过程。这时他对我说：“我给你摊个底吧：我们国家的户籍制度有一条基本原则：每个人都必须有户口。好人坏人都得有户口。你这个人也必须有个地方落下户口。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根本无处可去的人，我们就得给你解决户口问题，就说你是个右派吧，也得给你解决。可是，你带来的证明不能说明你无处可去。你病好以后，应该可以再回到你来的地方去。”
听他这样说，我不禁紧张起来。他察觉到我的心情，又对我说：“我知道，话是这么说，而你实际上是不可能回去，也决不愿意回去了。他们大概是也不再欢迎你。你刚才说，走的时候，闹得很不愉快，是吗？”
我点点头。他继续说，好像是一句早已准备好的话：“这样吧：如果你能给我们证明你已经和那里的单位完全脱离关系，根本不可能再回去，那么，把你的户口落在上海也不是没有可能。”
他话中流露出对我的同情和理解，我能听出来。他在尽可能地为我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我立刻问他：“我带来的证明书不能证明我和那边已经完全脱离关系吗？”
“不能。那上面没有这样一句话。根据这份证明，我们完全可以在你病好以后，让你再回到那里去继续改造，或者把你送到一个什么别的地方去。这都是我们可以给你安排的‘途径’嘛。反正是，你还有路可走，不一定非把户口落在上海不可。”
这时，他给我明确指示应该怎么办：“你可以向那个单位，那个你离开的单位，再要一份证明，叫他们再说一句话，说你已经与他们完全脱离关系。问题就有可能解决。”
我实在不愿意再找那个单位的人，那位人事员，那位室主任……陈同志见我不说话，他再提醒我：“不要不好意思嘛，更不要意气用事。你就硬着头皮写封信过去，哪怕试试看呢。从道理上说，他们也不应该不给你说这句话。你实际上是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了。”
他给我指出了道路，更重要的是，他的善意打动了我。我决定写一封信去。但是，怎样写？写给谁？……我反复考虑。只怕一不小心，把事情搞糟。两天后，陈同志又来，问我信写了没有。他的真诚关心让我很感动。见我犹豫不决，他知道问题在哪里。他又指点我：“把信写给那个总编。那个那天晚上叫人事员给你重新写证明的总编。”
我是想过，可是我不敢。我听他的话写了那封信。真是硬着头皮写的。心里也为自己给人家添麻烦而不安。再说，人家会怎样对待，我毫无把握。
同时收到两个证明
两个星期以后的一个下午，邮递员在楼下叫我的名字。我儿子把信拿上来时对我说：“爸爸，两封一模一样的信。都是挂号。”
两封挂号信用的是同样的信封和同样的邮票。只是笔迹不同。其中一封我认出是那个人事员写的。我立刻拆开。是一份新写的证明。我还来不及读它，马上又拆开另一封。奇怪，还是一份证明。这是怎么回事？难道他们给我寄了证明又忘记，所以再寄一份？或是事情由两个人在经办，他们各自给我寄了一份来？……
我急着看证明的内容。我把这两份证明摊在桌上，对照着看。它们的内容是不同的。
人事员写的一份是这样：“某某某，系右派分子。本人要求离职去上海治病。我们同意。他已经与我社断绝关系。病好以后，由当地政府送往适当地点，继续改造。”
另一份是这样：“某某某同志，因身患重病，医生证明不宜在本地区居留。我们同意他离职赴上海由家属帮助治病。他已与我社断绝关系。在他治病期间和病好以后，均请当地政府妥为照顾和安排。”
我真是不懂了。从来没遇见过这样的事情。但我凭常规的理性，把人事员的证明丢开，把那另一份给陈同志送去。虽然我心里并不踏实，因为我不配被称作“同志”。但是我很清楚的是，人事员对我仍是存心不良，他故意给我拖一条将来会有麻烦的尾巴。
几天以后，陈同志来家中通知我，我的户口已批准报进。我算是一个上海人了。
陈同志来通知我的那天，说完正事，他继续和我谈话。他说：“那个单位对你还算不错的。人家还称你为‘同志’呢。”
我真怕他会从这一点上生出什么怀疑来，使事情节外生枝。我一声也不敢响。我当然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这天，陈同志兴致很好。他和我聊起天来。我记得，他深表关心地对我说过这番话：“这往后，你还得要过五关，斩六将啊。现在，户口这一关算是过了。可是接下去，总得把病治好吧，总得把头上的帽子摘掉吧，总得有份工作吧，总得有个自己的住处吧，还有，总得再讨个老婆成个家吧……”
临走时他说：“上海这地方，也好，也不好。日子久了，你自己会有体会的。反正，你去拼搏吧。我能帮你时，就帮你一把。”
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过后很久，母亲告诉我，她那时找了个瞎子，偷偷给我算过一个命，说我命里有多次劫难，但关键时刻，会“有贵人相助”。母亲说，陈同志就是一位“贵人”。
我算是一个上海人了。但是，那两份证明是怎么回事？我写一封信去问小李，也告诉他我已经报上户口。
小李的回信过一个月才来。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帮我了解到实情，他是趁一次和韩总编两人在菜地里劳动时悄悄问明情况的。
那份称我为“同志”的证明是韩总编写的。他收到我的信后，让人事员办理，而人事员给我写了那份故意刁难的证明。他不便与人事员为我的事再有矛盾，就自己另写一份，盖上公章寄给了我。韩总编说他以前知道我这个人。原来，他本是北京一家出版社的一个室主任，1957年后“明升暗降”地调到那个偏远地区当总编。在北京时，他的编辑室曾经约我翻译一本书，我把这个宝贵的选题主动让给别人，这件事给他留下好的印象。我“发配”到那个省后，他一见名单，便向省委把我要到他的出版社来。小李并且向我转达了韩总编的问好和希望我今后努力的话。而总编自己呢，这时正在接受“反右倾”运动的思想审查。
韩总编是我这次人生劫难中帮我化险为夷的另一位“贵人”。
我回想起他说到的事：
1956年，我接到北京一家出版社的约稿函。要我译一本当时在国际上很红的书，是一位法国美学家的著作。他们给我送来书的英文和俄文译本。我花三个月时间译出两个本子里几万字的学术性序文，正要开始翻译正文时，偶然在图书馆里遇见外语系某法国文学教授的妻子。闲谈中她告诉我，教授先生正在家里做一件重要的工作——翻译那本我已经得到约稿的书。而他完全是因为看中书的价值，拿起来就译的，并没有联系好出版的事。当时我就决定，应该把这个选题的约稿关系转给他。他肯定比我译得好，他是教授，我当时只是个讲师；他是从原作的原文翻译，而我只能从英、俄文转译。我不应该因为自己拿到有合同效力的约稿而占有这个选题。回到家里，我就给出版社写信说明情况，请他们和教授先生联系，同时给教授先生写信，并把我已经译出的两篇序文也送给他。这件工作在我就算结束了，我从此不再想起这件事。
谁能想到，当时负责向我约稿的那位编辑室主任，就是现在这位韩总编。
“做人要凭良心。”母亲生前老是对我说的这句话，真是有道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