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创作《茶馆》时,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已经基本完成1956年1月15日,北京市工、农、商、学、兵等各界群众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热烈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联欢大会,标志了北京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完成。,包括茶馆在内的众多私营性质的小饭庄、连家铺等,或者被撤销、或者被合并改建为国营茶庄和合作食堂,茶馆数量在逐步减少,功能也日趋单一。老舍显然是抱着一种相当惋惜的态度去追忆大茶馆当年的盛况的,起笔便说“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那么,为何会有这种“思古之幽情”呢?因为当年的大茶馆是一个“重要的地方”,里面有歇腿喝茶、提笼架鸟、无事闲聊的,也有保媒拉纤、商议事情和调解纠纷的。可以看到,老舍笔下的大茶馆融汇了日常生活的多种功能依据衣俊卿先生对于“日常生活”的界定,参见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6页。,包括日常消费活动(如喝茶吃饭)、日常交往活动(如闲聊饶舌)和日常观念活动(如“文化交流”)等。相对于“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等大规模的非日常生活领域”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第14—16页。,茶馆所承载的这种日常生活,虽然有着重复性、凝固性,但它是一种“自在的类本质对象化领域”[匈牙利]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页。,是具有自然性和自在性的个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太容易受到外界和公众事件影响;同时,日常生活主体之间由于重复性而生成的一种熟稔关系,也使得这些日常行为变得亲近和舒适,让人心生愉悦,“充满安全感”衣俊卿:《现代化与日常生活批判》,第20页。。更重要的是,日常生活是“以传统习俗、经验、常识等经验主义因素为基本图式,以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等自然因素为立根基础”同上,第257页。的,而这些因素都和文化元素相契合。因此,茶馆更是一个凝结了传统文化自在形式的场所。
这些特质,对于50年代以来一直处在政治神经高度紧绷状态的老舍来说,无疑是一种精神蛊惑。因为匮乏,所以追念,我们也因此能在《茶馆》的第一幕中看到一个以一种惋惜、甚至是留恋笔调复现的老北京的茶馆景象。那些茶客们或闲聊,或游戏,或买卖交易,或交流信息,言行举止间都透出了一种老北京特有的情致和兴味。比如松二爷、常四爷刚进茶馆后,待茶沏好,他们“向邻近的茶座让了让”,又互相让茶“您喝这个”,精通生意经的王利发更是左右逢源的“礼仪大全”赵园:《北京:城与人》,第147页。,让人心生亲切之感,这些都是出生在首善之区的老北京人讲究礼节的典型表现;在面对着周遭愈来愈多的洋玩意儿的时候,常四爷感慨说:“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这既是文化守成主义者的表白,也是老北京人讲究礼仪和“体面”的重要证据。及至松二爷和常四爷被吴、宋两位暗探抓走,松二爷还惦记着他的小黄鸟儿,嘱咐王掌柜“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老北京人生活艺术化的闲逸情调已经毫末毕现。茶馆作为氤氲着老北京人这些礼仪风度的所在,已经成为形塑北京人精神气质的一个重要部分,不可化出,透过这幕栩栩如生的老《茶馆》,我们也看到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的复苏。
当然这还只是作为日常生活世界的茶馆的一个方面,在第一幕的舞台说明中,我们还看到了“莫谈国事”的纸条,这既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也不妨理解为是老舍的有意为之,将茶馆所代表的日常生活形态和国家大政区隔开来。所以在第一幕中,才会有黄胖子这样的人物,调解纠纷,平息争端,而且他有自己的原则:“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情,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这就暗示出茶馆不仅能给人精神愉悦和文化追忆,它还是民间社会具有内在稳定性和游戏规则的场域,能够达至国家权力无法渗透的边边角角,黄胖子解决了一只家鸽的纠纷就是明证。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对于茶馆这种自成一体的规则当然了然于胸,但作为一个已经在50年代波谲云诡的政治风云中历练了几年的体制中人,他更知道这种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成一体的危险。所以,似乎是为了要平衡第一幕中茶馆的“放肆”状态,老舍在其后的两幕中明显收起了笔触。
第二幕启,老茶馆的悠游气氛和老北京的精气神儿已经不见了踪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改良后的茶馆,老茶馆的格局发生了变化,老茶馆所承载的那些日常生活形态也不见了踪影。第二幕一开始,我们就听到茶馆的老伙计李三的抱怨:“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这句台词虽然广受称道,认为体现了老舍写活老百姓语言的功力,但如果细究起来,这种对于当时政局动荡更迭和政治改革的颇有见地的抱怨(包括紧随其后李三对于皇帝退位、袁世凯做皇上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的评价),会出自一个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茶馆的老伙计之口,已经泄露出老舍急于将政治讯息透过人物之口表达出来的用心。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我们看到的是在短短一段时间中,难民的央告、乱兵的砸抢、巡警和侦探的敲诈轮番上阵,对茶馆的日常生活世界进行侵扰。对于此点,老舍曾给过这样的解释,这些无关紧要的人物“也许只说了三五句话”,“可是又都能帮助反映时代”老舍:《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老舍剧作全集》,第593页。。人物转换和矛盾凸显的节奏之快,确实能够烘托出整个军阀混战时期兵荒马乱的气氛,但这种将矛盾压缩、集中化地处理,也使得茶馆失去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应有节奏,一个巨大的政治黑洞吸尽了它本该呈现的个人化的生活情态,呈现出的是压在市井小民身上的重重苦难。
到了第三幕,茶馆俨然成为一个群魔乱舞的政治闹剧的舞台。先是小丁宝和王利发的对话,侧面揭示出国民党四处敛财、没收“逆产”的行径,然后是小刘麻子依靠宪兵司令部沈处长的势力要成立倒卖妇女的“花花联合公司”,接下来则是三皇道要登基当皇上,国民党特务镇压罢课的学生和老师等。这些颇具戏剧化的情节,显然旨在强调40年代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统治的荒谬与腐败。如此似乎还嫌不够,老舍还直接借用剧中人物(周秀花和大傻杨的数来宝)之口,说出“想要活命得上西山”、“好八路,得人心”这般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台词。这样直白的台词,几乎让《茶馆》再次沦为歌颂新政权的活报剧,而掌柜的王利发在剧终的上吊自尽情节的设计,则让试图寻找艺术突破的《茶馆》最终陷入“颂歌”文本的境地。依照老舍在剧作开始时的人物设计,王利发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多年,非常精明、世故,是一个善于变通的茶馆老板,即便遭遇了茶馆即将被霸占的变故,在没有选择任何“变通”的情形下直接选择了自杀这种过激行为,似乎也显得过于突然,和王利发一向的处世原则颇有差距。老舍的这种处理无非是想借王利发被逼上绝路来控诉旧社会的黑暗,但这种突发性、极端性的事件,实际上只能是再次破坏了茶馆本身的日常生活法则,让老舍心心念念的“茶馆”难回“日常”。
四、结语
可以看到,不论是《龙须沟》直接呈现出的“社会主义茶馆”,还是《茶馆》将其由一个日常生活空间变成时代政治讯息的展示场,以至于两部作品都呈现出一种内在的紧张,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老舍的一种身份焦虑,即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和试图成为“社会主义新人”两种身份之间的龃龉与冲撞。一方面,“老北京人”是老舍的人格底色,是老舍“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人生经历涵泳养成的,是和老舍的精神气质、性格秉性密不可分的,更是塑成老舍业已成型的艺术趣味和艺术世界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受到新政府的“礼遇”进入体制内后,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焦虑,又一直纠结于老舍的内心。发表于1951年10月1日《人民日报》上的《新社会就是一所大学校》一文中,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老舍这种“搞通思想”、希望尽快脱胎换骨的焦虑感:“要搞通思想,非参加政治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容易发生偏差的……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发表在1952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上的《毛主席给我新的文艺生命》一文中,老舍进一步表态说:在学习了《讲话》之后,“不会教‘老作家’的包袱挡住我的进步”,这样“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在1953年反思创作《春华秋实》的过程中,老舍更直白地表达出对自己没有跟上时代的担心,唯恐被别人说“这个‘老’作家不行啊,不懂政策!”老舍:《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老舍剧作全集》,第315页。这些都一再表明老舍对于摆脱“旧我”、成为“新人”的心存焦虑。在新中国成立后异常复杂、瞬息万变的政治气候中,置身体制内的老舍始终保持着一种谨慎态度,刻意去彰显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做政策的传声筒的一面,但“老北京人”的精神印记却时常会浮现出来,尤其是在自己的艺术实践遭遇困境,外界环境一度宽松的时段,“旧我”与“新人”之间的纠葛就会愈加频繁。
茶馆作为一种老北京重要的日常生活空间,承载和涵养了老北京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所以作为老北京人的老舍才会对茶馆情有独钟,但同时,成长于民间社会的茶馆所具有的内在规则,又常常游离于主流政治之外自成一体,这就使得老舍笔下的“茶馆”场景格外复杂。陷入苦闷中的老舍既常常留恋茶馆中那些闲云野鹤、讲究礼仪和气度的老北京人,又对茶馆的自成一体有所担心,所以常常对笔下的茶馆加以“社会主义式”的改造,删去不符合主流规范的部分,凸显“时代特色”。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势必会导致文本的内在断裂和紧张,这也使得老舍陷入到愈加的痛苦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老北京人”的人格底色和成为“社会主义新人”的政治要求的复杂纠结,一直贯穿了1949年后老舍的精神历程,是老舍饱受煎熬的重要原因,但另一方面,这种内在心灵的搏斗,也使得他的创作拥有了异常丰富的意义层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