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看中国历史，千年看北京，百年看上海。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历史（包括文化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独特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在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上海无疑是这种剧烈变化的第一站。作为最早的通商口岸城市之一，上海和内地的风气相差，已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学者罗志田曾引用内陆省份山西举人刘大鹏的说法加以描述：“中国渐成洋世界”，而这“洋”世界，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1842年，上海开埠，自此它的命运变得颇为耐人寻味：它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相遇点，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之处。很快，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汉学家李欧梵在他的著作中以“摩登”来标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上海摩登”的面相相当丰富，在他看来，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在这里层出不穷：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等等，“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这种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城市体验”成为这个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张爱玲正是这批“城市体验者”中的成功者。在她的作品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在上海我们家隔壁就是战时天津新搬来的起士林咖啡馆，每天黎明制面包，拉起嗅觉的警报，一股喷香的浩然之气破空而来……只有他家有一种方角德国面包，外皮相当厚而脆，中心微湿，是普通面包中的极品，与美国加了防腐剂的软绵绵的枕头面包不可同日而语”，“我姑姑说可以不抹黄油，白吃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有学者说，本质上，张爱玲是位比较典型的都市人，她天生就是一个文明襁褓里长大的彻头彻尾的现代人。只有她能够满怀喜悦与爱意地享受都市的浮世风华，也只有她能在都市的浮世风华下发现都市人委琐、难堪甚至凄凉悲怆的生存处境，洞见都市人自私冷酷、丑恶残忍的人性真相，这就使她对中国未来的新文化走向有一种本能的警觉与理性的反思。从这种意义上说，她借疾病叙事手法所创造的那些病残丑怪的文学意象具有超越疾病本身的文化隐喻意义，提醒人们注意和警惕社会的现代化所可能带来的人性灾难，我们可以通过把张爱玲的一些小说细节接合在一处来重新营造张爱玲的日常世界的空间。她的角色通常生活在两类内景里：典型的上海“弄堂”里石库门中的旧式房子，或是破败的西式洋房和公寓。另一方面，西式洋房或公寓楼则经常是某种被疏离和侵扰的场所。这就是大上海给张爱玲文学创作铺就的底色。
二、文学中心：同样的阶层不同的情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北京这方热土上，在天子脚下的北京人与其他地方的人有所不同。北京人的秉性，完全可以从老舍笔下所刻画的北京人物系列里面分析归纳出来。毫无疑问，来自社会底层的老舍先生洞悉北京普通市民，透过他刻画的人物，他完全有把握反映出北京人的特点。北京人见多识广，关心国事，识大体，自尊也自傲；襄容、稳重、幽默，可也苟且、敷衍甚至麻木。这在老舍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到原型。老舍先生说他真爱北京，就像爱他的母亲。他爱得真切，他赞美北京的人民，但他也对他们的丑恶，真感痛心、悔恨，在小说中批判讽刺他们。正如他爱祥子，但对他堕落、丧失灵魂却给以揭露与批判。他通过他笔下的北京人物的不同遭遇与命运，用生动感人的悲欢离合的故事，真挚而深切地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的兴旺强盛的关心与期盼。
与老舍充满民俗味道的叙写不同的是，张爱玲笔下的“都市”则呈现为一个令人窒息、绝望的疯狂世界，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的死亡气息。面对流动不定、真幻无常的都市文化所产生的无法把握的焦虑感、无可附着的孤独感、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往往使她笔下的人物心理失衡，由此衍生出种种心理、生理病象。纵观张爱玲的都市小说，焦虑、压抑是造成她笔下人物心理、生理病变的主要原因。长期的焦虑、压抑所造成的精神紧张往往使人物心理失序甚至扭曲变态，这种失序、变态的病态心理有时通过人物下意识的反常举止表现出来。《白玫瑰与红玫瑰》中备受青春期情欲压抑的佟振保具有典型的“恋物癖”，而被他从身体到感情双重冷落的妻子烟鹂则“自恋”到每天在浴室里坐几个钟头，低头欣赏自己的肚皮、肚脐；《金锁记》中以小家碧玉身份入主豪门的曹七巧，情欲匮乏的畸形婚姻、人格遭受贬压的不良人际加速了她不平衡的心理病态，唯恐别人觊觎自己财产的焦虑则将她引向疯狂，最终她以“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将健康的儿媳活活逼死；《沉香屑第一炉香》里年轻时为了金钱独排众议嫁老年富豪做偏房的梁太太，当她同时获得金钱和自由时，却“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为了满足自己无耻的性欲望，她甚至不惜以亲侄女为诱饵去捕获风流倜傥的男性，对性的放纵使她蜕变为一个令人不齿的“母蜘蛛”。
周蕾对张爱玲的小说做过卓有洞见的分析，她着眼于“细节”，认为“相对那些如改良和革命等较宏大的‘见解’，细节描述就是那些感性、繁琐而又冗长的章节；两者的关系暧昧，前者企图置后者于其股掌之下，但却出其不意的给后者取代”。关于张爱玲的“细节世界”，周蕾继续说：“是从一个假设的‘整体’脱落下来的一部分。而张爱玲处理现代性之方法的特点，也就在于这个整体的概念。一方面，‘整体’本身已是被割离，是不完整和荒凉的，但在感官上它却同时是迫切和局部的。张爱玲这个‘整体’的理念，跟那些如‘人’、‘自我’或‘中国’等整体的理念不一样。”周蕾：《妇女和中国现代性：东西方之间阅读笔记》，麦田出版社，1995年，第85页。周蕾认为这些细节的存在对妇女和居家有特殊意义，而我认为这种意义还可以超越私人领域扩至作为整体的上海都市生活。张爱玲借着她的细节逼迫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物质“能指”上，这些“能指”不过讲述着上海都市生活的另一种故事，也依着她个人的想象力“重新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空间——公共的和私人的，小的和大的。
三、结语：城市的名片，文学的使命
城市，作为与乡土相对立的一种叙述元素，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也是政治空间和文化空间，是一个具有多重空间性特征的物质与文化存在。不同城市所拥有的独特性，使其成为深度写作的富饶资源。文学赋予一座城市意义，基础在于这座城市的文化身份。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文化身份是被“生产”出来的。既然是被“生产”出来的，当然不是完成状态的。也就是说，文化身份自身可能是不统一的，但出于叙述的需要，文化身份的界定便由于叙述者的介入而被制造出来。通过老舍和张爱玲的文学创作，北京和上海常常被视为近现代中国的缩影，一个是古老而传统的，一个是现代而时髦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北京问题和上海问题被当作中国问题来看待。在近百年来的文学中，北京和上海被赋予了相当多的现代国家的想象意义。
从本质上说，老舍和张爱玲不是某一个阶级或阶层的代言人，而是综合了都市现代化进程中旧的不断崩坏、新的不断滋生、旧与新又不断转化的文化总体特征，用他们各自特有的美学风格和认知视角给以表达，他们都是属于都市的，属于现代的，属于民间的。同样，他们的创作使我们再次认识到了城市文学与城市文化的密切关系。随着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中国文学的城市书写已经跟不上城市的发展。有学者指出，城市书写的使命，已经摆在了中国作家的面前。城市书写也自然成为当代中国文人的使命。从当下文学发展现实看，不同城市都在寻找自己的文学代言人，包括北京、上海和深圳在内的城市都不会例外。相信有老舍和张爱玲这样的巨星在前方照耀，中国当代城市文学的发展史是让人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