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是掌管音乐的官署。汉武帝时设立的乐府以采集歌谣为基本职能，后世的乐府机构时断时续地沿承了这一传统，到南北朝为止，汇聚了各时代富于民间生活气息的歌谣。乐府民歌不仅以天机活泼为特色，而且开创了许多新的诗歌母题，成为推动中国古典诗歌发展演化的又一个重要源头。到了唐代，诗歌进入全盛阶段，乐府的这一功能才宣告消退。
艰困的人生
以前人们常用“民间歌谣”这个概念指称《诗经·国风》中的一部分作品，笼统而言，这也没什么错。但若要具体追究这些歌谣所关联的社会阶层，却主要是贵族。到了汉乐府民歌，才出现了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内容，这是诗歌世界一次重大的扩展。
这类诗篇大多写得很朴素甚至有些粗糙，但它所描述的人生景象却是前所未有的，读来就有耳目一新之感，如《妇病行》写一位贫家的妇人临终前不放心自己的孩子，恳求丈夫好好照顾他们：“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然而在她死后，丈夫却难以养活孩子，连买一块饼都只能向亲友乞讨，于是痛苦地哀叹：“我欲不伤悲，不能已！ ”甚至绝望呼喊：“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很快都要完了，什么也不用说了！又如《东门行》写了一个城市贫民外出归来，见家中“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拔剑东门去”，想要铤而走险，都是真实而感人的场面。这种对底层社会生活的关注，蕴涵了富于人道精神的同情。
还有像《艳歌行》写在外谋生的兄弟数人，受到女主人的照应，帮着缝补衣衫，却引起男主人的猜疑，于是感叹“远行不如归”。这是很琐细的生活景象，却有它的动人之处。
对于战争造成的不幸，在《诗经》中写得较为委婉，而在更关注下层社会的汉乐府民歌中，表现就要强烈得多。像《十五从军征》写一位士兵少年从役，八十归来，亲人尽亡，家中唯剩荒颓的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除却苦难竟是一无所有。《战城南》这样来描绘战场的景象：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激战过后，尸体横陈，乌鸦在上空盘旋，准备啄人肉，而死者则要求乌鸦在吃他的肉体之前，先为他号叫几声。如此描绘战争之惨烈，是过去的诗歌从来没有过的。
文学世界的扩展也就是人类精神世界的扩展。汉乐府民歌其实不仅扩大了诗歌反映生活的范围，它同时也通过探测底层生活艰难的深度，刺激人性使其免于麻木和沉沦。这种文学精神受到后代诗人的尊重和继承，成为诗歌活跃的生命力。
孔雀东南飞
中国古典诗歌一开始就是偏重于抒情的。《诗经》中虽然有些作品带有叙事成分，但并不重视情节与人物，还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叙事诗。而在汉乐府的俗乐歌辞中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的作品，由此建立了中国叙事诗的传统。
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大多如前面说到的《妇病行》、《东门行》那样，篇幅短小，技巧简单。而篇幅较长的如《陌上桑》等，则有更多的描叙和矛盾冲突的起伏。《陌上桑》写一个名叫秦罗敷的美女在城南隅采桑，人们见了她都爱慕不已，而一位路过的“使君”（太守一级的高官）见色起意，想要把她带走。罗敷断然拒绝，又夸耀自己的丈夫气度不凡而且地位也很高，弄得使君灰溜溜地很丢脸。它告诉我们美女确实很可爱，但不守礼义、想入非非，下场会很惨。这是一个带有点道德教训却又很诙谐的故事。
《孔雀东南飞》原名叫《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共353句，1 765字，在中国古诗中，要算是少见的长篇了。内容写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其妻刘兰芝感情甚笃，但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夫妻因而被拆散。焦母要仲卿休妻再娶，兰芝的哥哥则逼迫她改嫁，二人走投无路，最终约定时间分别自杀。
在这个故事中，刘兰芝的形象塑造得最为成功。在女性没有独立生存权利的时代，刘兰芝所拥有的选择余地非常之小，但她却尽了一切力量反抗强加给自己的命运。面对焦母的蛮横与苛刻，她主动提出回到娘家去，这是为了维护自我的尊严；当面对兄长的逼迫时，她镇静而从容地选择了以死相对抗。作为弱者，人性高贵的一面在她身上得到了清晰的展现。此外，像焦仲卿、焦母、刘兄诸人，性格特征也很清楚。
《孔雀东南飞》描写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一直到巴金的小说《寒夜》，还能读到相似的情节。它因而格外脍炙人口。
北国之声江南曲
西晋覆灭以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约三百年的南北分裂时代。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南北文化的差异会表现得格外明显。而等到重新统一时，气质不同的元素彼此融合，又会为文化的更新带来活泼的生机。南北朝乐府民歌就是很好的例子。
北朝民歌留下的数量较少，但特色非常强烈。像《企喻歌》：“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雄健的鹞鹰冲天而起，怯懦的群雀如水波躲向两侧，这是真男儿敢以独身敌众的气概。著名的《敕勒歌》描绘了北方大草原的风光和游牧生活：“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歌谣原是鲜卑语，现存歌辞是翻译作品。歌中广阔无垠、浑沌苍茫的景象，也正表现了歌唱者开阔的胸襟、豪迈的情怀。
北朝民歌中最有名的当然要数《木兰诗》。一个小女子扮作男装替父从军，建立功勋然后从容归来，这本身是传奇性的故事。归来之后，“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又俨然一个娇娇的小女子。战争简直成了勇敢者的游戏。
南朝乐府民歌主要分为“吴声歌曲”和“西曲”两大类，现存数量大约有近五百首。这些歌曲明显是产生在城市环境中的，写男女欢爱之情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而诗中的男女主人公，按照严格的礼教标准来看，几乎完全是“非礼”的关系：或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私相爱慕，或是冒犯世俗道德的偷情，或是萍水相逢的聚合。
在婚姻不能自主且很少顾及当事人感情要求的古代中国，这些诗大胆热烈、毫无掩饰地歌颂了对爱情的追求，表现出对人生的幸福与快乐的渴望。在诗人的眼光里，恋爱中的人无比美丽。像《子夜歌》的一篇：“宿昔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再如《子夜四时歌》的一篇：“光风流月初，新林锦花舒。情人戏春月，窈窕曳罗裾。 ”长发披肩，婉转于情郎的膝上，罗衣飘曳，漫步在月下花丛，那些女子的风姿令人感动。
这种“非礼”的恋爱常是充满艰辛，而且多以悲哀的结局告终。《夜度娘》写了这样情形：“夜来冒露雪，晨去履风波。虽得叙微情，奈侬身苦何。 ”但相爱的人们并不因此退缩，他们愿意把爱情看成是生命中最高的价值。当然，歌谣未必真是实际生活行为的写照，但作为情感取向是明确的。
如此大量的情歌集中出现，反映着情感解放的要求，足以给中国文学的面貌带来重要改变。它成为当时以及后代文人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