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的主要成员有徐惊百、邹强、钱彤、吴质、江涛、孙振东、孙卜菁等人。他们都是上海、南京读书的大学生，甚至有在日本求学的。共同特点是爱国、进步。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开始认识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祸国殃民十分不满，而对代表中国人民意志的中共却寄予希望。他们经常利用寒、暑假，返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利用南通地方报纸办副刊，利用教堂办补习班，举行交谊联欢会，召开时事专题座谈会，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知识青年。1935年11月，他们联名发表了《为华北事变宣言并告南通知识青年书》，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注意时局演变，积极开展抗敌防奸的活动，这里要提到徐惊百和邹强，徐惊百是南京中央大学教育学院毕业的大学生，著名的国画大师徐悲鸿的学生，他积极支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还组团赴平津慰问罢课请愿的学生，并赴绥远抗日前线劳军，他本拟赴法国留学深造的，因上海抗战爆发，他放弃留洋，留在家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邹强，上海大同大学数学系毕业，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上海左翼文联曾介绍他返回南通与南通进步学生商讨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俩是这一学生组织的核心。
“旅外青年抗日救亡宣传队”的地址就在南通东门龙王桥徐惊百家里，这些爱国青年在一起商议，名称定了，袖章缝制了，宣传工作也开始动作了。徐惊百提出：为了开展工作，要争取有个合法身份，最好要得到国民党当局的承认。大家同意这一提议，一行七八人来到县政府，面见南通县长洪声，他们慷慨激昂地陈述要求，洪声似笑非笑地说：“你们的精神我很钦佩，不过上面没有公文组织青年抗日，不便随便答应。”大家接着表示：“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官，只求政府允许我们组织一个抗日宣传队。”洪声说：“上面没有公文，我做不了主，要不，请你们到县党部谈谈，他们管这些事。”这些人来到国民党县党部，同样碰了钉子，又以同样理由求见南通专员公署专员葛覃，他是同样搪塞，竟说：“你们地方青年要求成立宣传队，应由南通县管辖，还是去县政府谈谈吧”！这些人像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毫无结果。他们不畏险阻，继续奔走，终于由孙振东找到省立民众教育馆开明人士孙东儒、丛介生等人，征得同意，借用其大厅，教唱抗日歌曲，排练活报剧，绘制抗日宣传品，但，这一新生事物经常遭遇南通国民党县党部的刁难和阻挠。
为了扩大抗日救亡宣传效果，他们想在《南通各报联合刊》上编辑一个副刊，不取稿酬，报社答应这事，但每期要交20元印刷费，这相当于一个大学生四个月的伙食费，穷学生怎么负担得起，他们又找南通县长洪声，请求支持，他一面表示同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一面说：“受战事影响，县政府税收大受影响，连行政费用都无法支出，实在爱莫能助。”又碰了大大的软钉子。
1937年8月17日，日军飞机空袭南通城，向西门外的基督医院、南门外的体育场和东郊的大生八厂投了炸弹，造成一些人员伤亡，致使人心惶恐，商店停业，工厂停工，政府机关也逃跑一空，就在这时候，东北军111师来到这个城市，担任长江口北岸防御，人心渐渐安定下来，市面逐步恢复往日的繁荣。老宣传队员王衍有这样的回忆，他当时也因日本飞机空袭，逃难下乡，第三天坐船返城看到岸上有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军人，挺有精神……他们戴着印有“扬开多”三字的臂章，当时，王衍也不知道是什么部队，使人惊异的是他们张贴的布告，号召全国民众团结抗日，用的是白话文，通俗易懂，不像以往驻军的布告，全部文言，官腔十足。一打听，是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在一二·九学生运动时，这些大学生就了解和同情张学良及其所统率的东北军，尤其是西安事变，促进“联共抗日”，更使他们钦佩。有的还估计：东北军与红军关系较多，很可能有中共的秘密组织，他们不会像国民党党政机关那样压抑抗日救亡活动，相反，他们会同情支持他们的抗日救亡运动。
徐惊百提出：从东北军那里寻求支持，大家赞成这个提议，但，怎样搭上这条线？邹强说：徐惊百的父亲徐德称曾是东北大学教授，与57军军长缪澄流有一面之缘，111师属57军建制，可否由徐惊百动员他父亲给缪澄流写封介绍信，由他和邹强起草，再经徐德称润色定稿，由孙振中书写清楚，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这封信送往东南城角的驻军司令部，没等多久，就由111师副师长张伟斌在少校秘书王维平陪同下出面接待，张副师长说：“常师长看了你们的信，非常欢迎大家参军，抗日救国，人人有责，因为部队的宣传工作由师政训处管，师长交代，派人送你们到政训处面谈。”东北军原有的国民党政治机关，西安事变时，一扫而空。1937年6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东北军东调整编，又重新建立政治机关，恢复不久的师政训处，处长尚未到任，由上校秘书叶崇统接见，因为常师长放了话，叶崇统爽快地同意了大家的要求，提出以下几点：一，111师政训处编制员额，军事委员会有明确规定，不能超编，因此，他们自发组织的宣传队冠以111师番号，但不能列入师政训处的编制。二，宣传队属义勇志愿性质，不叙军阶，不给薪饷，每人发给军装一套，皮带一副，办公费、宣传活动费由师部供给。三，宣传队名额30人。四，政训处委派宣传队长。关键在于队长人选，很明显的是国民党政训处要掌握领导权，但是，为了参军，他们无法不接受这一条件。
大家很高兴，这群大学生在南通碰了太多的钉子了，县长、县党部、行政专员、甚至报社都对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泼冷水，设障碍，只有新来驻防的东北军111师，满足了他们的爱国进步的要求。
这些大学生的预测是正确的，经过西安事变“三位一体”（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洗礼，东北军111师里确有中共的秘密组织，与张卫斌副师长一同接见的少校秘书王维平，就是中共57军工委的主要领导人。他早已考察了这一群众组织，南通社会关系复杂，但这批以京沪大学生为骨干的宣传队，很多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思想进步，爱国热情高，吸收他们参军，将是一支加强东北军“联共抗日”的生力军。正好常师长接信后很感兴趣，经王维平推荐，就同意接受他们的参军要求，给师政训处打了招呼，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这时的宣传队已发展至30人，引人注目的是名门闺秀张氏三姐妹。她们是前清状元、大实业家张骞的孙女。还有陈瘦秋，他在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的实验剧团工作过，与著名演员赵丹同台演出，宣传队的话剧，活报戏都是她一手导演的。如《放下你的鞭子》，陈瘦秋演的卖艺人，活灵活现；张联武演香姐，风姿超群，一曲《松花江上》，一声哽咽的歌声：“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立时把台下观众感动得泪眼婆娑，特别是给东北军官兵慰问演出时，纷纷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再不用求报社留一席之地办副刊了，也无须为20元印刷费大伤脑筋了，宣传队独自出版《军民导报》。初期是油印的，不久改铅印，因翰墨林书局的老板逃难去了，由进步工人自发维持，他们承担了《军民导报》的印刷。国民党县党部百般刁难，唆使地方报社不提供发行便利，宣传队派人直接掌握报贩，既无中间剥削，又比地方报社发行快，还有新闻来源，开始由张非琥、徐微等人收听无线电广播，速记下来，送报纸刊登，或由梁腾、余仪孔等人设法从县政府电台搞来抄件，选择刊用。常师长得悉后，专门指示一部电台抄收新闻电报，供报社使用。这一报纸由徐惊百、邹强、赵琅、钱彤、江涛分工负责，还聘请史白为特约撰稿人。这样发行数量剧增，除南通外，如皋、海门、启东各市镇以及111师连以上单位都订阅《军民导报》，数量超过了地方报纸。
宣传队组织了由孙卜菁，王坚分工负责的歌咏队，深入连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还由吴质、吴功铨、王衍、陈瘦秋等人组成演出队，在街头、剧场演出，经常前往驻防各市镇的部队去表演。还给连队排演文娱节目，培养文艺骨干，著名上海孩子剧团和儿童歌咏队路过南通前往武汉时，宣传队出面接待，还同台演出，在南通赢得更好的声誉。
师政训处派来的宣传队长段克文，少校，东北人，出身汉奸家庭，在北平汇文中学、东北大学读书时，就是个纨绔子弟的流氓学生，投身江西星子政训班，成为军统特务，他以东北同乡名义，到处拉关系，又以“搓麻将”、“吃花酒”卑鄙手段，与师机关八大处腐化分子拉关系，他在宣传队能说会道，好出风头。宣传队利用这点，在群众集会上由他出面讲话，而讲话稿是宣传队员给他拟定的，上台演出时，如：“放下你的鞭子”，让他当一名群众演员，跑龙套，表面上是他领导，实际上大家心里有数，保持一定的距离，来往较多的是经常送新闻稿的师参谋处译电员张苏平，他是北平朝阳大学学生，也是中共57军工委主要领导人之一。还有陪同张副师长出面接待他们的少校秘书王维平，他和这些进步青年很容易有共同语言，每遇到什么问题，他们都愿意听取王维平、张苏平的意见，无形之中，宣传队的政治思想领导权不是国民党政训处，而是中共秘密组织。
有人提出：宣传队应该有队歌，大家推举孙卜菁负责，孙以苏联名歌《祖国颂》曲谱，填上新词作为队歌。《祖国颂》开始的歌词：“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它有无数的田野和森林……”而宣传队的队歌是：“我们都有火一般的热血，更赋有钢铁般的毅力，我们要扫清我们的敌人，誓雪这四十年的仇恨，我们不怕流血牺牲，一定要把鬼子赶出境。”每逢演出，都是集体歌唱队歌，声音洪亮，气势磅礴。
1937年11月19日，上海守军全线撤退，日军分两路进犯国民党政府首都南京，一路由太湖南京杭国道迂回，一路沿京沪路西犯，江防要塞江阴告急，57军112师附属111师665团渡江支援江阴，111师主力亦由南通、启东、海门移防靖江接应，接着又转进扬州，保卫南京北岸侧翼安全，义勇宣传队要不要随军转移？考虑到义勇宣传队的具体情况，师里规定：可由个人自愿决定，常师长亲自召集女队员谈话，讲了行军、作战诸多艰苦，恳切劝说她们无须随军行动。最后，决定随部队出发的有14人，其中瘸了一条腿、拄着手杖的徐惊百，义无反顾地出发。还有邹强，他身体瘦弱，是家中独子，母亲哀求他留下，他以忠孝不能两全，说服母亲参军了。还有两个女队员，张继岚和吴禾生。经过长途行军，尤其是扬州战斗，一些人不适应了，或者是家庭、个人有些急待解决的问题，如孙振中、梁腾要照顾家庭，请假去上海教书，赵琅受团体委托回南通探望，关功铨、吴禾生同行。及至1938年春，义勇宣传队仅有9个人，一方面加强政治学习，另一方面继续开展部队与地方的宣传活动。如给部队教唱的抗日歌曲《大刀进行曲》、《军民合作一条心》、《抗战到底》的歌曲风靡一时，在街头和连队宣讲抗战形势，编印油印快报，散发到连队，铅印的《军民导报》停刊了，油印的《烽火报》出版了。1938年4月至7月，义勇宣传队分组随战斗部队前往战地工作，如进军盐（城）阜（宁）地区，或前往331旅，慰问取得临沂大捷，参加谷儿庄会战的有功部队，还随部队西进，越过津浦铁路，在蒋坝、嘉山瘟疾盛行地区与部队同甘共苦，颇受好评。
义勇宣传队陆续吸收新队员，如周丕炎、王英才、王悟民、钱微阁、李复炎、李承仲等人入队。这些队员，大部分思想进步，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有的还很优秀，如周丕炎，湖北汉口人，虽未读大学，但文化水平较高，英文很流利，曾在南通市邮局任邮务佐，还和几位好友出版《救亡时报》，因为登了一篇来自延安抗日的信件，受到南通市国民党县党部的指责，报纸被迫停刊；也有个别的投机分子，如李承仲，年纪不大，坏心眼不少，以后被国民党政训处收买，当了小特务。
新上任的政训处长宋迪玺，湖南人，老牌黄埔军校生，上任伊始，就对义勇宣传队心存疑虑，有一次，他看到邹强衣袋鼓鼓的，就问他的袋里有什么宣传品。邹强从衣袋里掏出的是蒋介石庐山讲话全文，他大失所望，付之一笑。宣传队长段克文发现有人看进步书籍，他不敢像宋迪玺那样粗暴，他知道这些大学生出身的宣传队员都是常师长器重的人，只好旁敲侧击地说：“这里变成共产主义学院了。”对那些老队员无可奈何，对新入队的却大耍其威风，如要开除钱薇阁出队，摔出他的行李，引起全队公愤，联名上告。政训处长宋迪玺与段克文存在矛盾，他既想利用段克文招摇过市，混个场面，又反感他对外接触过多，难以掌握，加上放荡不羁，名声太臭，也就借此免去了他的队长职务，此后，义勇宣传队没再设立队长，开始由孙卜菁暂时管理全队生活，以后孙卜菁去了战斗部队，就由周丕炎负责。在1938年内，111师的中共地下工委在义勇宣传队内秘密发展徐惊百、邹强、周丕炎为中共秘密党员。从此，义勇宣传队名义上是国民党政训处的，实际上是中共秘密组织所领导的革命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