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男人不在家，大凤就找阿妹，妯娌说悄悄话。大凤说：妹子，往后，往后……阿妹噗一声笑了：嫂子，今天是怎么啦？大凤说：嗨，想说的话，越是把它拉到嘴边，越是推不出去。阿妹说：又没外人。大凤说：对对，我那死老头……阿妹听不懂，你在骂谁？大凤哭笑不得，不是骂谁。阿妹说：那死老头是谁？大凤说：就是你大哥。阿妹说：不许你这么骂。把大凤也给说笑了。大凤说：大哥他让我教教你。阿妹说：我听。大凤说：往后出门，跟阿阔别那样。阿妹摸不着头脑，就问：哪样？大凤没辙，只好说白了教她，跟我们一样，别黏着，离远一点。阿妹说：我喜欢呀。大凤说：喜欢也别让人家看笑话。阿妹说：让我骗人，说我不喜欢他？大凤摇摇头说：算了算了，也没准是傻人傻福气。你就那样吧。对了，有一件事问你：你喜欢阿阔出门还是不喜欢他出门？阿妹说：我喜欢他也不能把他捆在家里呀。还是常出门好，出门天就变大了，多知道好多好多事。我老家是住在一个大坑里。大凤说：哪有住坑里的？阿妹说：有啊，是一个大山洼，很深，只有一条道下去，人贩子拐我就是从那条道出来的，真的。大凤说：这事你让它烂在心里，以后不要再对别人说。阿妹说：好。不过，我老家真的是一个坑，日头很晚才从东边的山上出来，又很快从西边的山上下去，日头是白色的。有人告诉我，日头是红色的，我不信。我出来后，头一次看到红色的日头，我都着迷啦，跟天方夜谈似的。大凤也听傻了。后来，大凤就想，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阿阔有了女人成了家，阿臭做哥哥的任务就算完成了。顺其自然，哥俩就分开过，阿臭那时已经有三个孩子，乡里人叫跌入儿女坑。家没有什么好分的，就那么两间破房子，阿阔就都给了阿臭，自己和阿妹可以说是光光地搬出来租房子单过。阿阔总是想得开，两个大活人还养活不了自己？
那一段生活挺单调，只不过是一天天地重复，阿臭一家土里刨食，阿阔一家也是土里刨食，不要费唾沫，没有什么故事好说的。有故事也只有过去的故事，这个地方祖传的会做陶瓷，由于一再强调以粮为纲，搞陶瓷都是偷偷摸摸的，工艺越来越差，就做装粮食的大缸和男人搁在旧式老眠床下边的夜壶之类。
阿臭本来是有一点儿小故事的，看到别人手上有几个钱晃眼，也动过心，曾偷偷地挑两个大缸，想到海边去卖。那时，做买卖就是搞资本主义，卖缸就是犯法，有民兵站岗，专抓这种人。阿臭是胆小的人，可他会算，用什么招可以从民兵的眼皮底下溜过去，民兵的确没有发现他，月黑风高，倒霉倒在他自己拌了一跟头，两个缸摔破了一个。剩一个没法挑，阿臭坐在那里犯脾气，心里也打了一个死结，我怎么这么背呢？要是让民兵抓着也罢，要是两个都砸了也罢。解不开，就赌气，最后竟用扁担把另外一个缸也砸了。阿臭的新故事也就在那一扁担扫过去时听到一声脆响时结束了。同时他总结出一种人生经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挣到钱的。这一句话后来成了他的口头禅。
阿阔有一点儿故事，也还是老故事。有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回来了，很多人就都去听他讲北京，阿阔带着那张地图也去了，他要让那个大学生给他证明天安门的大红门有一掐厚，大学生说是有一掐厚。大家都信大学生的，现在都相信天安门的大红门有一掐厚，因为那是在北京上大学的学生说的，至于阿阔说的天安门的大红门有一掐厚仍然是道听途说。阿阔想用地图作证明，人家说谁知道那是从哪来的，也许是托人买的，也没准是从当时去北京串联的学生手里要来的。真的是人微言薄。当然，也有的人是在故意气他，你一个有家无业的人，谁都可以摸你的头壳。
阿阔回到家里好郁闷，靠在床头上抽闷烟。阿妹觉得奇怪，问：大学生说天安门的城门不是一掐厚？阿阔有点儿没精没神的：大学生没有这么说。阿妹还较真：那到底是不是一掐厚呢？阿阔说：大学生说是一掐厚就对，我说一掐厚就不对。阿妹说：那还讲不讲理？阿阔说：没理。阿妹赌气说：那我还就说是你说的对呢，你去量天安门的城门有一掐厚的时候，大学生还在家里晒尿布呢。阿阔噗一声乐了，没想到老婆这么向着自己，还混得这么可爱。阿阔就搂着阿妹亲，他就喜欢阿妹那肉嘟嘟的嘴唇，还这儿摸一下那儿捏一把的。阿妹也喜欢和他腻味，嘴上却说：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没够呀？阿阔说：这东西哪有个够的，得一辈子。阿妹说：咱得庆贺庆贺？阿阔说：庆贺什么？阿妹说：不是大学生也说了，天安门的大红门是一掐厚，往后没人再敢拿这当笑话啦。阿阔一拍巴掌说：对呀。他一下把阿妹抱了起来，在屋子里转了一圈。阿妹一下挣开了，红着脸说：让人撞见了，不笑死人。阿阔说：我听你那么一说高兴，我高兴还怕别人知道呀？说着他又一把把阿妹抓住。阿妹求饶说：好好，我给你摊鸡蛋炒花生，今晚让你喝点儿小酒。一听说妈妈要给爸爸做好吃的，两个装睡的小馋猫就都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了，喊着“天安门有大红城门”，还用小手比划，两掐厚。他们都是爸爸派，把四只手四只脚都举了起来。阿妹看到两个小不点儿的可爱劲，故意装生气说：你们是爸爸派，那我不给你们两个小兔崽子做好吃的了。两个小淘气却一下把妈妈也问愣了：那妈妈不是爸爸派？过了几天，阿妹用卖鸡蛋钱到镇街上买了一个新镜框，把阿阔那张北京地图装在里边，摆在小桌子上，成了他们房间里唯一的摆设。有时，阿阔就想：阿妹真好。人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他俩就是投脾气。人活着就得有个奔头，没个奔头那还活什么劲？这是阿阔傻人的傻哲学。
一天夜里，天黑着，阿阔阿妹却都睡不着觉。阿妹找了根柴火棍，点着又吹灭，让阿阔和她望着那红点说话。阿阔问：你怎么连这也跟我一个样？阿妹说：是大凤告诉我的，你小时候就是这样听么伯讲故事。阿阔明白了：噢。阿妹问：么伯都讲些什么故事？阿阔说：讲江夏侯。阿妹问：一种猴子？阿阔说：是一个官，明太祖时候的官。阿妹问：是好官，坏官？阿阔说：没说是好官，坏官。阿妹说：是么伯傻还是你傻，都分不清好官、坏官？阿阔说：江夏侯会看风水。阿妹问：风水先生也能做官？阿阔回答不出来，就不回答，接着说：明太祖问他。明太祖是谁，知道吗？是明朝的开国皇帝。皇帝问他，在福建有没有帝王穴？穴就是风水。江夏侯回答他：有。明太祖就出圣旨，让他把福建所有的帝王穴都用铁尺划断，就是把所有的帝王风水都废了。阿妹说：难怪福建没有出过皇帝。么伯讲故事干么讲这丧气的，末省不出皇帝他光荣呀？阿阔笑笑。阿妹有气，说：你还笑。阿阔说：么伯神气呢，么伯说：咱不为中国出皇帝，可咱为外国生了好几个总统。阿妹愣了，半天问：都谁？阿阔摸摸自己的头壳说：我说不出来，可是的确是真的。我们这里，好多人在海外，他们很会做生意很会挣钱，不像我们只会土里刨食。阿妹说：这还差不多。
世道要变真难，变也就一下子。
那个变出现在阿阔面前，一个最明显的标志，那就是出门的人多了。先是从海外回来的人多了，穿着不一样，一眼就看出来。一个女孩穿着飘舞的裙子走在村道上，就有一群人围着看番婆。一开始，穿奇装异服是外边的，接着，不会说闽南话的是外地人。后来就乱了，穿着乱了，说的话也乱了。北京人也会说闽南话，闽南人也会说北京话。广东话，上海话，全都掺在一起说。“文革”时，也有很多人乱哄哄出门，可那些出门造反的人都空着手。这回不一样了，成批成批的人往这东南沿海拥，还都是城里人，北京的，上海的。他们到这里来买“国产洋货”，各种服装，还有一出来就很热门的胸罩，大包小包的从这里寄回去带回去。这里的人也变了，头壳通窃的，也就往出跑，送货上门，闯上海，闯北京；也不再偷偷地做大缸夜壶，居然公开地烧起瓷砖来了，一车车地往出送，可以说是车水马龙。
人都像走马灯似的，阿臭眼花了。
人山人海，像打仗似的，阿阔也“蠢蠢欲动”了。
乡下人都有个早起的习惯，先下地干会儿活，再回家吃早饭。阿臭两点一条直线，直着去又直着回。阿阔也是直着去，却绕着回来。他总要跑到村边的小山上，他一到小山上就数村里的烟囱。回到家里，他就给阿臭说：咱村里烟囱又多了三根。他哥没好气地说：你高兴什么？阿阔又说：我琢磨着，什么时候咱哥俩合着，也竖一根烟囱。人家做得到，我想咱也行。阿阔知道他哥手上捏一点钱，就是老鳖，老是缩着。阿阔听人说，钱像鸟似的，不能搁在手心里攥死，要把手松开，它就会跳会飞，是活的。可阿臭还是那样，话是慢吞吞一个字一个字吐出来的：也不是人人都能挣到钱的，凡事得多想想，自己有没有那挣钱的命。是有人挣到钱了，可也有人破产了呀。我数过，咱左邻右舍，十数家挣到钱了，十数家破产了，我居中。我不贪，可也不亏。哥俩老是话不投机。不过，哥俩并没有吵翻，阿阔总是笑笑，把要说的话全都吞回去，只当没说。阿臭认定，是阿阔接受了他的教诲。
你想，土里刨食，还要养家糊口，能攒几个钱？这就是阿臭和阿阔合盖石头房子的原因啦。可阿阔和阿臭合盖房子后，才发现他们哥俩越来越住不到一起了。到夜里就尤其格格不入，半边房子是亮的，半边房子是黑的。阿臭让一家人趁天还没有黑赶快吃饭，等天真黑下来就不用再点灯吃饭了。阿阔呢？总是有人来串门，点灯熬油。阿臭很是看不惯，说：也就是画虎卵，一点正经的也没有。阿臭还给大凤说：阿阔和阿妹，连做那种事也开着灯。阿阔的女儿唱歌得奖，阿阔就把奖状贴在大厅里，儿子画画，他也把它贴在大厅里。阿臭不服气，说：阿阔你那是歹竹出好笋。可一回，发现他儿子画的一幅画是一群孩子仰着头看着天安门，另一幅画是一个小孩站在国旗下。阿臭又说：种什么种就下什么样的崽。
阿阔那半边屋子亮着干什么样？不再讲古，换了题啦。讲出门，讲新鲜事。那是圆头从外边听来的，有一个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跟他们，跟阿阔、圆头一样样的人。没钱娶老婆，光棍好苦，他到邻县去当小工。阿阔、圆头也都当过小工，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出门，就是在邻县当小工，就住在外边，休息日才回家。他挣了点钱，有一辆自行车，当地人叫脚踏车。他就骑他那辆脚踏车回家。出门回家，回家出门。肚子里没油水，馋，弄条狗，装在麻袋里，用水淹死，自己动手，杀狗，用土钵炖着吃。阿阔、圆头他们也干过这种事。没事时，也逛街，他跟人不一样的就是，他就看到番薯秧，是到种番薯的季节了。邻县下了一场霜，咱这边没下霜。邻县一捆番薯苗5角钱，咱这边一捆番薯苗才5分钱。他站着出神，我5分钱买一捆番薯苗卖5角钱，他乐出了声。试试呀。他就从咱这边买了一车番薯苗，载到邻县去卖。就这么来回几趟，他挣了2000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他用这钱买布，各种花色，裁了30多块，用它当聘礼，娶了老婆。
圆头说：有些人眼里，到处都是钱。阿阔傻乐，我也想有一双这样的眼睛。圆头说：他跟咱们说起来也没两样。不一样的就是咱死守着家，人家出门呢。阿阔坐着出神，突然说：喝酒，咱俩今天得喝酒。阿妹陪孩子早就趟下了，可她没睡，支着耳朵听。她也听出道道来了，爬起来说：我给你们打酒去。圆头说：那多不好意思。阿妹说：我偷听你们说话，也不能白听。你们说这个我爱听。
圆头走后，已经是深夜，阿阔和阿妹，两个人却睡不着觉。圆头讲的故事在阿阔的心里翻腾，脑子里就出现那一捆一捆的番薯苗。阿妹也睡不着，她拍自己的脑袋。阿阔问：怎么啦？阿妹说：我嫌自己笨呗，怎么人家就看出这是钱，我就看不出这是钱呢？阿阔想半天说：对了，他有得比，我没得比。我到东街，一捆番薯苗5分钱，我到西街，一捆番薯苗也是5分钱。出门人脑子就活，人家出门呢。阿妹说：你也出门啦，你也知道咱这里的门只有一寸厚，天安门却有一掐厚，这怎么就没钱？阿阔一下给问住了，回答不出来。回答不出来就更睡不着觉，阿阔索性坐起来抽烟。阿妹还说：你要是想得出来，往后你哥就不会说你傻了。阿阔一拍大腿说：有了。阿妹也坐了起来。阿阔说：为什么这阵北京上海都到咱这地方来买服装，跟那番薯苗一样样，是咱这地方有，他们那地方没有。阿妹说：北京、上海是大地方呢。阿阔说：咱这是海边，离香港近，北京上海人说咱这是洋货，他们希罕呢。阿妹说：想出来，睡觉。阿阔说：糊涂，想想，明白。可明白，想想，又糊涂。阿妹说：怎么？阿阔说：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