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考取功名，点得翰林之后，在短短的十年之内连升七级，这在官场上是个奇迹；他虽身居高位，但生活清苦无比；他虽身在官场，但心系百姓，敢于为百姓说话，他痛陈时弊，冒犯天颜……
升官不发财
曾国藩自幼好学，深研程朱理学，一生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准则，从一个乡下秀才一步步靠自我奋斗与忍辱负重走向权力的巅峰，达到了“内圣外王”的境界。在他身上，有太多的闪光点，志存高远、胸怀大局、恒心坚毅、圆通处世，等等，这些特质往往是我们在人生和事业中所或缺的，值得我们用心学习。
曾国藩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今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坪村）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他也因此继承了曾家的持家传统，并发扬光大，总结出了著名的曾家“八宝饭”。
曾国藩从小就锐意进取，他六岁入塾读书，八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十四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之后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二十七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地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稽查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创造了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的官场奇迹。后丁忧在家，又奉诏以礼部侍郎身份帮同湖南巡抚督办团练，创建湘军，最后升至总督，官居一品。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多功能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被称为“洋务运动之父”，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拓者。
世人都知道宦海深不可测，仕途坎坷不平，稍不留神便会身败名裂。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所以，身居官场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当官哲学。
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只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蜂堡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扬扬。”
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备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十分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调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深感不满，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奏折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之所以能让部下听从，佩服，不仅是因为他对部下要求严格，更是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要知道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升官与发财总是须臾不分，仕宦为官者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这样的，升官是桥梁，发财是目的。做官的人贪财几乎是官场的铁律，但曾国藩却不受这个铁律限制。
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二百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十分叹服，转赠四百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利，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因为这种美德，使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曾国藩公私分明，从不贪占公共用度，但他对公务却尽心尽职，“不苟不懈”，这一点让同僚非常佩服。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让他的同级官僚感佩至深。也正是因为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所以他虽然权倾一时，但也能全身而退。
得到大佬的赏识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在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此后正式更名为国藩，取国之屏藩之意。同年入翰林院做庶吉士。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二，由礼部堂官引见，朝见道光帝；因答对明白、条理清晰，加之衣着朴素，深得道光帝赏识，被破格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进士入翰林，清朝开国以来仅曾国藩一人。之后他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成为二品大员。对于生长在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此顺达的官运在晚清政坛上是及其罕见的。最令人感慨的是，他曾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这番只有在戏剧里面看到的场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这个湖南士子的身上。那么曾国藩到底有何能耐？何以能得如此殊荣呢？
曾国藩飞升之快，官运亨通之原因不止一个。比如他个人勤苦努力，要求自己极其严格，广泛结交京内名流，在京官中造成了勤恳好学，为人正直、谦恭的普遍声望。他自己就说“在京颇注清望”。
当然，在封建官场之中，如果没有实权派的大佬赏识和提携，即使你有再高的才学再大的名望，也未见得能官运亨通。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上迅速飞升，其实也离不开朝中大佬的着力提拔，其中主要是穆彰阿的援引与扶持。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穆彰阿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历史书上，他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陷害林则徐，并被骂为“道光年间的秦桧”。
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郭佳氏，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秦，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穆是曹振镛一类的人物，曹是“多磕头，少说话”处世哲学的创造者，穆彰阿奉之为金科玉律，曹、穆二人极得道光宠信。穆为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尤其控制了中央科考选拔官员的大权，自嘉庆至道光两朝，进士考试、殿试、朝考、庶吉士考差、翰詹大考，他都参与或主持。这是“衡文大权”，亦即选官大权。凡由阅卷、主考官手下产生的进士等功名者，都视考官为最亲近、终生不改的“老师”，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门生，比学校中最亲近的真正的老师还要尊重。
穆彰阿利用几十年的“衡文大权”，利用门生故旧，广树党羽，时称“穆党”。凡是他想要推荐或打击的人，没有不成功的。例如罗敦衍、何桂清、张芾是同年翰林，张、何散馆后都拜穆为“老师”，唯罗敦衍不拜。结果张、何同得考差，唯罗因“年轻”未得考差。实际上罗敦衍是三人中年岁最长的，在上谕待发时，穆彰阿恼罗不拜自己为师，竟让皇帝收回了成命。
曾国藩会考之时，总裁官即为穆彰阿。考试之后，曾国藩如式拜见了穆彰阿，穆对曾的文章、学问和行事都很赞赏。1843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又是总考官。试后，曾国藩又亲拜了穆氏，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呈给了穆彰阿，于是曾国藩又得了好成绩。
不仅如此，穆彰阿还对曾国藩觐见皇帝、升官晋爵的关键之处直接指点扶持。有一次，皇帝要召见曾国藩，曾预先到穆彰阿处请教对答的内容。穆彰阿让一个干练的文员告诉曾国藩，以四百两的酬金赠送某内监，可买得皇帝的诏对内容。曾国藩照此办理了，结果皇帝召见时，所问果然是四百两白银买到的“历朝圣训”之内容。此后，曾国藩的官运就更加飞黄腾达了。
曾国藩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亦非一般。穆彰阿被罢，曾每过穆宅，皆感慨唏嘘。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陛见时，又专程拜访穆氏的后人。此后，又让儿子曾纪泽访问了穆彰阿之子穆萨廉。
曾国藩的成功与穆彰阿的扶植固然有一定关系，但在十余年宦海生涯中，那仅仅是一个原因，况且比较偶然。曾国藩在十余年的官场生涯中能有飞速的高升，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与他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曾国藩出身寒门，秉性淳朴，不善钻营取巧。他每日按儒家“克己归仁”的目标严酷地反省自己，对个人思想中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私”字，严厉地克制、革除，每每痛骂自己。
实际上，曾国藩的十余年京官并未成就“曾国藩的大业”，而是自我教育，刻苦修养的过程，反而成就了“曾国藩的人格”。如果没有京官以后的对抗太平军，他或者成就一个真正的道学家，或者成为平平庸庸的、寓克自扰的官员。但他不会成为营私舞弊的贪佞之官，因为他要求自己大严格了！前文所述的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那“十二条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反省，简直就像个宗教徒，实则正是儒教教徒，清教教徒。
曾国藩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是十分著名的。百年以来，不仅当时的文人奉为座右铭，连后来的许多伟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甚至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之评价都相当之高，把他作为立志、奋斗、修德、养性、做人、处事的经典和楷模。其立志：在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立志而后，便持之以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反省自我，哪怕是前有猛虎，后有毒蛇，面对三军，也要“我虑则一”，毫不苟且；对自己的言行，要禁绝“巧语悦人”，对人对己都要坦坦荡荡，不自欺、不欺人等。曾国藩成为高官显贵之后，每日自修、自省、自律，从不停止。观其日记、文章、书信，令人十分感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努力，才使他成功，绝不是一个穆彰阿的扶持能达到的。
曾国藩的自省、自律、自我教育达到了极深入的程度。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儒家圣人。皆讲求“慎独”，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圣人、君子修己之德，丝毫不能苟且放松，在人不知、鬼不觉的“独处”之中，一样严格、谨慎地要求自己。曾国藩虽然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但在日记中则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种苛责自己的精神，确是值得后人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