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大家的心
魏颗赤待终获结草报恩
得人莫大于得心，得心莫灵于赤待。赤待，就是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把自己的心交给被求者，与被求者荣辱与共，生死相依，或急人之难，救人之危，设身处地地待人。《中庸》说：“惟天下至诚为能化。”意思是说只要有至诚之德，万物都可以被感化何况人呢？唐太宗也曾说：“为人君者，驱驾英才，推赤心待士。”可见，赤待是“驱驾英才”的最佳方法。
公元前645年晋惠公发兵50万攻打秦国。秦穆公亲率大军400乘，迎击晋军。双方在韩原（在陕西省韩城县西南）摆开阵势，拼死厮杀。
由于双方兵力悬殊，加上战术上的失误，秦穆公及其将士被晋军团团围住。正值危难之际，突然，杀进来一路人马，足有三百多人。只见他们披头散发，衣着破烂不堪，脚踏穿底草鞋，手里抡着开山大斧，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便把晋国军队杀得人仰马翻，方寸大乱。秦穆公抓住有利战机，乘机反击，将晋军杀得陈尸遍野，血流成河，连晋惠公和其大将韩简都成了秦军俘虏。
这三百多人拥着秦穆公胜利回营，一俟秦穆公坐定，便一个个纳头便拜。秦穆公更是不明所以，连忙问：“众位壮士是哪儿来的？为何如此拼命救我？”领头的壮士连忙说：“主公忘了吗？我们是梁山的盗马贼啊！”
原来有一次秦穆公在梁山围猎，一夜之间莫名其妙丢了好几匹良马。第二天几个侍卫出寻，在岐山脚下发现几百个衣衫褴褛的人正在大吃马肉，其中有几个高大者似有万夫不当之勇。他们立刻向穆公回报，请求派一支精悍的部队去剿灭这群盗马贼。
秦穆公宽宏大量地说：“算了吧！他们也是为生活所迫，谁不想生活的好点呢？再说，马已经被宰了，现在再去围剿他们，反倒给别人落下口实，说我轻百姓而重畜生。百姓穷苦，是我无德所致，不能全怪他们。”
不仅如此，秦穆公还命令士兵送去十几坛好酒给他们，并让士卒代为传话：“吃过好马的肉却不喝美酒，是暴殄天物而不加补偿，对身体大有坏处。主公怕伤了你们的身子，特地赏给你们几坛美酒。”而且交代士卒，只有看到每人都饮了酒才能离开。盗马贼齐感叹说：“我们偷盗君主的良马，君王不但不治我们的罪，反而担心我们因食马肉而伤着身体，赐予美酒给我们。君主的大恩大德，我们何以回报啊！”
对穆公的赤待，这批人感动万分，从此以后，他们天天惦记着国君，准备以死相报。当他们听说国君亲自率军抗击晋军，于是就日夜兼程赶赴韩原，以尽绵薄之力。正巧碰见秦穆公被晋军包围，危在旦夕，于是个个不顾死活地杀将进去，救出了秦穆公。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如何对待部属？许多聪明的领导者在对待部属方面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即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投桃报李。连环相生。一句话就是赤待部属，多为部属着想。
秦国派大将杜回到潞国攻打留守在那里的晋国军队，时晋军主将为魏颗。魏颗不是杜回的对手，闭城不敢应战。晋景公闻讯又派魏锜率军前来援助，但魏镝也不是杜回的对手，在交战中晋军几乎全军覆没。
就在魏氏兄弟无计可施的时候，一位老大爷前来求见，自称跟魏将军是同乡，特来献计退敌。魏颗一听高兴极了，连忙礼而待之，一时竟忘记打听其姓名。老人献计道：秦军全是步兵，您这边全是兵车，应发挥优势，将其用于冲杀。离这几十里地，有块荒地叫青草坡。将军您可以先在那儿埋伏下奇兵，然后用计将杜回的步兵诱入青草坡。那时候，我自有办法帮助你们杀敌。魏颗决定依其计行事。
第二天，魏颗兄弟按照老大爷的吩咐布置好兵马后，就带着一队人马向秦军挑战。后佯装不敌，引兵向青草坡退却，杜回不以为诈，立即率军追将过来。魏颗一边抵挡。一边后退，把杜回一步一步地诱到青草坡。忽然鼓声震天，埋伏的士兵一涌而出，为首的是魏镝，把杜回紧紧地围在青草坡内。
杜回毫无惧色，面对两个昔日败将的伏兵计根本就不放在眼里，抡起开山大斧就要杀将出来。魏颗见他在草地里来回冲杀，如入无人之境，而老人却还不施援手，不由得手忙脚乱起来。就在魏颗兄弟手足无措时，却忽然发现杜回莫明其妙地一步一个跟头地摔起跤来。不明就里的魏颗兄弟细看之下，才发现那位老大爷正蹲在地上给青草打结，已把青草坡编成了一张巨网了。
杜回不明个中原因，不觉害怕起来，然而越怕跟头就摔得越多。魏颗、魏锜驾着兵车乘机快速冲杀过去，杜回更是慌了手脚，还没来得及从地上爬起，就被魏氏兄弟的双戟从背后戳了两个洞，一命呜呼。剩下的刀斧手，见主将被杀，纷纷逃窜，可是个个都难逃巨网，不由自主地摔倒在地。成了晋军的刀下鬼。
青草坡一战，老大爷也负了重伤，魏颗发现后赶紧把他抱到战车上，带回营去抢救。但为时已晚，魏氏兄弟看着奄奄一息的老大爷，声泪俱下地说：“此次全仗着您出力，真叫我们感恩不尽！”老大爷痛苦地摇了摇头，攒足劲喘吁吁地说：“不！不！我是来报恩的。”魏颗惊异地问：“老人家，这话从何说起，我们对您有什么恩！”老大爷用尽最后一口气说：“我……我就是祖姬的父亲哪！”说完，便鹤驾西归了。
祖姬是魏颗的父亲魏武子的宠妾。魏武子曾经吩咐过魏颗说：祖姬是我最心爱的人，我每次出征，都有可能有去无回的，客死他乡。如果我要是战死，你可叫祖姬另嫁别人，可别让她年纪轻轻就守寡。她要是另有安身之处，我在九泉之下也会安心的。
后来魏武子得了重病，临死前改变了初衷。吩咐魏颗等人道：“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她跟我埋在一块，让我在地下也好有个伴。”魏武子死后，魏家的人都赞成祖姬殉葬，特别是把祖姬看成眼中钉的其他妻妾，更是一万个同意将她殉葬。只有魏颗坚决反对说：“父亲一向主张祖姬再嫁，临死才说要她殉葬。可是我们应当知道父亲平常说的话是明白人说的明白话，后来说的话是病人说的糊涂话。咱们做儿子的应当听从父亲的明白话，那种糊涂话听了是不孝。”
祖姬得救了。从此父女俩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要以死相报魏颗的救命之恩，于是也就有了青草坡的“结草报恩”。
伟大的领导者的独特之处在于鼓励人性，并将人性的实质遍布到整个组织中去。一个领导者能创建一个人人都愿意去的地方、人人都愿意呆的地方，能随意表达出献身的精神、奔放的热情，以及对人的体贴关心而无所顾忌，那就是他的与众不同之处。
中国社会非常注重“情”这个字，所谓“人情债是永远也还不清的”、“士为知己者死”等等。领导者如何去催动人的情感呢？
首先，情应该发自内心。不管你是面善的领导还是严肃的领导，如果你能够从内心深处去尊敬每一个人，你能够拥有一种谦逊的胸怀，你能够发自内心地和蔼待人，你自然就会看到员工的长处，认可他们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相信他们的潜力，以一颗宽容之心对待他们。
其次，要尊重人、将心比心。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总经理认为，IBM公司的信条，最重要的是尊重员工。一定要接纳你的部下，帮助他、关心他、爱护他。
自己吃苦，大家享福
康熙垂范吃了三天窝窝头
服人必先服心，而要服众人之心，首先领导者必须“身教胜于言教”，处处严于律己，以身作则。规章制度，先以自律；工作计划，先以完成；困难当头，先以承担；功利当前，先以谦让，必使下属感德，众人拜服。
口碑好的领导者常常被认为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非常重要的素质，“正人先正己”，你觉得人家头发脏了，自己身上还有虱子呢，人家凭什么听你的话？身教重于言教，你就是说得唾沫遍地，人家也不一定往自个儿的心里去，但是，如果你做出让人竖大拇指的事，员工们的自觉意识自然也就提高了，这个问题很好理解，人家都在干活呢，你到那儿说没用的话和亲手参加劳动的感觉差异大了。
以身作则，就是无声的命令。如果是“天桥的把式”，在那儿只说不练，恐怕就成“行动的矮子”了。记得鲁迅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如果作家们听到某个批评家的不太高明的批评，就沉不住气，就发火，要求批评家自己创作一篇试试，这就好比厨师对品味食品的食客大叫道：那么，你去做一碗给我吃吃看”。这句话可以从好几个侧面去考虑，如果把领导看做是那个厨师，寓意也同样存在。所以，批评之前一定要三思。
我们一想到好的领导干部们，总是说出焦裕禄、孔繁森的名字，他们之所以可敬的原因在于；一个在贫瘠的兰考不顾疾病缠身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在盐碱地里种了那么多梧桐，而且，吃穿用跟群众没有什么区别，那一身为民服务的脊梁是铮铮作响的。所以，后来人们，写文章、拍电影，那是怎样的场面，我们跟着流了不少眼泪。另一个是在西藏的阿里地区，自己的津贴都给了牧民们了，在大风沙的天气中奔走。把当地的老妈妈当作亲娘一样看待，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焦书记、孔书记说一声，谁能不惟马首是瞻？
但是，生活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嚣张气焰，这样的领导还打算得到群众的拥护，简直就是做梦，而且你永远都是得不偿失的，抛开这种行为的后果且不谈，即使你得逞了，如同“庄主”似地在某个地方耀武扬成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你得到的每一个鞠躬和微笑都不是发自内心的，换句话来说，你生活在不真实之中，这纯粹是自找的，而且，等你不是领导的时候，以往的事情就都找上门来了，你根本应付不过来。
如果说如今“正人”已经成为不可省却的领导环节，那么“正己”就是一个前提，你别想法儿在这个环节上抽条，因为这直接决定着一个领导者的威严被多大程度地认可，要想真正得到部属们的拥护，就必须脚踏实地地操劳，你如果不勤勤恳恳，没人会拿八抬大轿抬着你走，这似乎也算是一种自知之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压根儿就没有“正”的必要，你也别强以不必要为最必要，那简直就是画蛇添足，没事找事了，真正聪明的领导者跟这种做法不会沾边。
历史上好多出色的统御者也做到了这一点。开创“文景之治”的西汉文、景两帝，在他们统治期间励精图治并以身垂范，使百姓的生息到了充分的休养。他们反复强调天下社稷以农为本，号召群臣重农。为了使这些口号不成为表面文章，文帝诏开籍田，亲自耕作；景帝“朕亲耕，后亲桑”，身体力行，为天下先。
文帝和景帝皆认为奢侈是致乱导亡的根源。所以他们在劝农兴桑的同时，大力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而且率先做出榜样，注意先从自己做起。一次，文帝想盖一座露台。召工匠预算费用，需花费百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财产，就取消了这个计划。据史记载，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园、车骑、服饰，无所增益”。他身穿“戈绨”作的袍子，“戈绨”是粗糙的丝织品，为当时的普通衣料。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古代贵夫人、小姐以衣服拖地，走起路来不露脚为美），他们的帷帐是一般的一色布帛，连花纹也没有，十分简朴。就连死后造陵，他也反复叮咛，建陵要因地制宜，从简办事，不许劳民伤财。下诏说：“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临终前，文帝还下遗诏，说：“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我甚不取。”主张薄葬，反对浪费。
文、景的以身作则，是取得文景之治美誉的关键。司马光《资治通鉴》曾生动描绘如下：“国家太平无事，非遇到水旱灾害，老百姓家家富裕，人人有充足粮食，库府中货物堆积如山，用之不竭，京师府库中的钱多达数百万万，穿钱的绳子都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国家仓库里的新粮压着陈粮，流出仓库堆积于外，以至于烂掉不可食用。广阔田野马骡成群，人们以乘母马为耻。人人自爱以犯法为耻，以行义为先，以愧辱为绌。”
由于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减租轻赋，宽刑缓政，终于迎来了“文景之治”。
《资治通鉴》在论述身范时说：“人之慕名，好比水向下流，上面怎么做。下面就会怎么行。”行武出身的赵匡胤，经历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混乱动荡局面，深知身范的奥妙。所以这位欲有所建树的皇帝，把节俭定为治国方略，自己以身作则，事事为臣吏身范。
当宋军灭蜀之后，有人将蜀主孟昶用七彩宝石装饰的尿壶送给赵匡胤时。赵匡胤很生气地将壶摔在地上说：“用七彩宝石镶成一个尿壶，那该用什么东西来盛食物？像孟昶这样奢侈腐化，怎么可能不亡国呢？”
赵匡胤十分注重国计民生，特别是在杯酒释兵权后，“当家更知柴米油盐贵”，再加上不断对南方用兵，使得赵匡胤更加注重节俭。平日的开销降到最低，衣服经常是补后再穿，所用的乘舆，都很简朴，寝宫中的帷帘都是只用青布包边，宫中帷幕也与普通百姓家的无两样。赵匡胤为了让从简之风日盛。还经常把布衣等物赐给左右近侍，说：“朕过去带兵打仗时就穿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