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用有实干精神的人。丰田公司的一位主管曾说:“本公司每年有40万件改善提案,而美国汽车公司只有6万件,这个差别便造成了车子的品质差别。”他们不欢迎能言善道的人,因为这种人经常地提出这个也办不到,那个也办不到,做了也是白费。这些人的聪明往往表现在寻找借口来推托。处世老实的傻瓜才会埋头苦干并提出建设性的建议,而他们正好需要这种人。
(4)重用敢于迎接挑战的人。一些公司负责人说,我们寄希望于新人的是,他们将来作分公司经理的候选人。因此他们不应坐等指示,而应该主动迎接挑战。这种人必须有强烈的自我开发意识,他们必须把自己与公司的变化相配合而使自身也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具有自我开发的灵活性和求知欲的人是最可取的。在机会均等的原则下,公司一定要重用顽强竞争的人,这样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5)重用敢于提出问题的人。有的公司经理认为:他们必须对那些将来成为企业骨干力量的人强调,要有提出问题的观念,环境在变化,公司在发展,只会模仿别人是不行的,因此公司需要起用提出问题的新人。这样公司才有希望。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鼓励员工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并且公司要对他们予以支持。
当然,以上的这几类人才,社会上比比皆是,关键是要有识别和赏识他们的伯乐,因为惟有领导者有一种重视人才的意识和行动,有才者才会纷纷而至。
不捧无用之徒
扶不起的阿斗被扶起
择人是惟德,惟才,还是德才兼备?这不可一概而论,用人若用器,可因其具体情况而定。但是,对于负责全局工作的领导者来说,必须选择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胜任。因为负有重任的领导:无德,则不能服众,无才则不能完成份内的工作:只有德才兼备,才能团结下属,发挥众人的积极性,并且做出正确的决断,顺利完成所担负的任务。
诸葛亮凭借其才而预知天下三分,又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尽显其德。他不仅以此来要求自己,其选拔官吏也同样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颓废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即位其间宦官势力庞大,独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贪污之风盛行,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贼寇四起。之后群雄逐鹿,以至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而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天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使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广都县令,一次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非常恼怒,要判他死罪。诸葛亮知道蒋琬颇有才干,就对刘备说,蒋琬有治理国家的才能,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过失。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哨代之,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无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没实现,却足见其人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哨、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41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建魏,虽有45年,却早在17年前就落入了司马懿之手,魏存在实际只有28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也只有27年。二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实是因有德才兼备的贤臣辅佐之故。
可见,人不可无德,无德之人,自古以来必是败事之人。这种人当然是不可任用的。识人之要,首先在于观人之德。但是,德这东西是很难把它说清楚的。简单地说,德就是要知道做人需有约束,不可以己之欲坏了约束。知约束,则可以为官清廉;知约束,则可以待人以宽容;知约束,则可以对事务作理性的判断,择既能利己亦能利人者为之;知约束,方能不叛敌,不卖友。
所以,观人以德,就是要摸清楚这个人心中有无约束。无约束者,可以杀人如麻,卖友求荣而面不改色;无约束者,可以贪得无厌,穷奢极欲,永不满足;无约束者,永远不知道要把别人的利益也考虑在内,寻求双方的合赢局面;无约束者,可能穷兵黩武,把一个国家拖垮……反之,有约束的人,则会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时时用一只良知之眼盯着自己,行事做人,时时不违纪;有约束的人,即使心里有恶、有怨、有仇,也会以约束来调整自己,即使犯了约束,也会自寻矫正,自我教育,一图改过。所谓,无规矩,不能成方圆。心里头的那个约束,就是规矩,有了这个规矩,行事、做人就能面面俱到、灵活机动。所以说,能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又不逾短的人,才是真正的大才、天才。
既然人才之德对一个人乃至一个企业的发展有如此大的影响,那么领导在进行人才选用时怎样才能分辨出真正的贤才和小人呢?通常,贤才和小人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贤人的特点:
胸怀韬略,埋头干事,常常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实绩考核中崭露头角;贤人忘我,一心为公,不计报酬,不争名夺利,沽名钓誉;贤人襟怀坦荡,心地纯良,吃亏忍让,不会无端发难,素有“君子之心”;贤人对人多奉行中庸之道,不卑不亢,不偏不倚,坚韧沉默;贤人喜欢平淡,他们并不是不聪明,而是在聪明之外,加上“劲气内敛”所以显得大智若愚,而聪明的人,容易“各执一端而自炫”。
小人的特点:
小人则易生惹是非,常捕风捉影,说三道四,颠倒黑白,造谣惑众,歪曲事实真相;小人惯用骗术,曲意奉承,欺上瞒下,两面三刀,狐假虎威,讨好上级;挑拨离间,借机发难,暗箭伤人,使该亲近的人疏远,该疏远的人反而亲近,造成人际关系的扭曲;小人善多变,其绝招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了私欲,随机应变。见风使舵,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变色龙;拉帮结伙,常常收买人心,称兄道弟,为牟取私利而纠结成一帮势力,惟利是图是他的处事原则;诡计多端,陷害能人,常在冠冕堂皇的词句之下害人,小人很注意利用人才不可避免的短处和错误,借机发难,大做文章,故意夸大其词,捏造事实,制造流言蜚语,借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渔翁得利,惟恐天下不乱,局势一乱,浑水摸鱼,从中渔利。特别是他眼见领导对能人不满意时,自然不会轻易放过机会,激化矛盾使得主管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无法专心做事,便趁火打劫。满足他升职、加薪的愿望。
从古至今,人们对小人的痛恨有增无减,领导应该从中看出一点道理。主管领导要防小人,近贤人,除了明了上述的贤人与小人的区别外,更重要的是要头脑清醒、心明眼亮,这样才不至于轻信小人,小人也才无法兴风作浪。
忽必烈,元朝的开国者,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其在择人选才时也非常重视德才皆备。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时,就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頫是宋太祖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入朝任官。
在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上,忽必烈与孟頫的看法是不同的,孟頫认为留梦炎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下的定论。
公元1258年,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而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能欺骗宋理宗,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八十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为,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逃匿。
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人见。忽必烈慰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朕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人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时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
高明的领导者都懂得,有才无德的人虽能干事,但终究会危害自己的事业,所以力求任用德才兼备者,对才学相当,甚至才学略有高低者,则宁可以德为先。从忽必烈重叶轻留的抉择中,可见其选人用人的非凡见识。
当然,我们强调人才的选用原则应以德才兼备为上,并非意味着对其他人才的排斥和摒弃。德才兼备和用人如器是并行不悖的。另外,德胜才和才胜德之人,又可以通过“勤己”、“自修”的办法弥补不足,不断使自己更加完善。
心中不能有私心
吕蒙正公正无私大胆举贤
“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一直是推荐和选拔人才的典范。选才至公,不为私利所惑,不为个人情感所欺,不为外部压力所屈,实属不易。而要做到这一点,除了领导者本身具备以公为上的高尚品质外,还要能够游离于亲情之外,不以自己的喜恶为依据。古语有云:“心公则平,心私则偏。”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纵观历史,无数事实说明:凡能知人举贤者,其心必公。
吕蒙正(946—1001),字圣功,北宋河南(今河南洛阳东)人。公元977年(太平兴国二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一,从此名声大噪,太宗、真宗时曾三度为相。
吕蒙正为人率直忠诚,不徇私情,在众臣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特别是在选拔贤能、推举人才方面,一心为公,深孚众望。
古时父贵子荫是很平常的事,卢多逊当宰相时,他的儿子被授为员外郎(指设于名额之外的郎官)。吕蒙正当宰相后,朝廷也想拔擢他的儿子为员外郎,吕蒙正坚决不允,并就此事专门给宋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臣科甲及第,才授九品官,更何况天下有才之士颇多。臣之子刚出襁褓,就援此恩荫,实在不公,倘若陛下执意提拔,不凡以九品官授之。”从此,宰相之子只授九品官便成了“定制”。
一次,宋太宗要吕蒙正从中书省中选一人出使西夏,吕蒙正觉得中书省没有适合的人选,就从另一个地方选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皇帝见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旨意去办,大为不悦,于是命令他重新物色。过了几天问及此事,他仍坚持推荐那个人。皇上急了,愤愤地说:“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吕蒙正说:“并不是臣固执己见,只是此人的才能远在他人之上,一定能担负起这项重任。臣不想把那些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小人推荐给陛下,以免这些人误了国家大事。”由于吕蒙毫不退让,弄得皇帝十分难堪。同僚们见此情景,都吓得默不作声。宋太宗退朝后,仔细思量,觉得吕蒙正的话很有道理,便对左右的人说:“蒙正有如此大的气量,吾得有此人,乃社稷之福!”过了不久,皇帝任用吕蒙正推荐的人出使北方,那人果然不负使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真宗即位,仍委任吕蒙正为宰相。太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之后,宋真宗朝拜永熙陵(即太宗陵墓),封禅泰山,路过洛阳,两次驾幸吕蒙正府第。为了进一步表示对吕蒙正的敬重,宋真宗对吕蒙正说:“卿的儿子哪个可以任用?”吕蒙正回答说:“愚臣之子都不可用,倒是有个侄子叫吕夷简,现任颖州推官,是个将相之材。”后来,吕夷简被宋真宗召见,委以宰相重任,成了宋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