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风:富含哲理与神仙思想
正始时期文学风貌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玄学思潮有着密切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更加呈现出一种自觉性,作品中所反映的对于主体精神自由的关注、感情的抒发以及哲理化的思维、悲情色彩等都格外引人注目。这一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文学风貌呈现多样性,笔者仅就其中尤为鲜明的几点加以研究。文学史上多以阮籍和嵇康作为正始文学的代表作家,笔者从广义上把王弼、何晏也归入其中,又因为这几人最具代表性,所以结合此几人的作品对这一时期文学风貌作一论述。
(一)政局、玄风影响下的鲜明哲理化特点
从汉末建安时期到西晋立国这几十年的时间里,政治形势变化多端,诸多名士在政治斗争中丧命,这给士人带来了莫大恐慌。儒家思想自汉武帝定为一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日益烦琐,到东汉末年已衰微。汉代士人在大一统思想的禁锢之中皓首穷经,使经学变成了烦琐的章句解析。到了魏晋之际,士人的思想随着大一统政权的没落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对于儒家的那套道德标准开始产生怀疑,对于“立德、立功、立言”的态度开始动摇,甚至对儒家为士人所设的那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产生了迷惘。于外而言立功已变得极其困难,由此,士人们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更加趋向于对自我价值、生命意识的探索。在经学衰微之时,玄学应运而生,玄学思潮的影响加之社会环境的变化,使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充满了鲜明的哲理化特点。
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提道:“由于正始玄风的影响,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建安时的慷慨悲壮,变为词旨隽永,寄托遥深。”正始诗歌的这一特点是非常明显的。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对言意之关系作出如下阐述:“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着。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王弼认为,真正的达“意”是超越了“象”的,这就对具体的物象进行了抽象,达到了一种哲理化的高度。建安时期,士人们在抒情之中表现对现实生活的切身感悟,表现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对于战争导致的民生痛苦也有深切感受;以何晏、王弼、阮籍、嵇康等为代表的正始士人则更注重抒写内心情感、孤独。外部政局的无望使他们更注重内心和对一些哲理的探讨。阮籍的《咏怀诗》难以猜测,充满了哲思而诗风隐晦。
天马出西北,由来从东道。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清露被皋兰,凝霜沾野草。朝为媚少年,夕暮成丑老。自非王子晋,谁能常美好。(《咏怀诗》其四)
昔闻东陵瓜,近在青门外。连畛距阡陌,子母相钩带。五色曜朝日,嘉宾四面会。膏火自煎熬,多财为患害。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咏怀诗》其六)
炎暑惟兹夏,三旬将欲移。芳树垂绿叶,青云自逶迤。四时更代谢,日月递参差。徘徊空堂上,忉怛莫我知。愿睹卒欢好,不见悲别离。(《咏怀诗》其七)
朝阳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齐景升丘山,涕泗纷交流。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来者吾不留。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渔父知世患,乘流泛轻舟。(《咏怀诗》其三十二)
文选李善注阮籍《咏怀诗》说它是“百代以下,难以猜测”,之所以难以猜测,一方面的原因是诗歌所蕴涵的哲理化倾向。《咏怀诗》其四蕴涵了富贵之无常,岁月流逝,生命短暂的哲理,“春秋非有托,富贵焉常保”,春天的生机勃勃景象固然美好,但转眼即逝,接下来的是秋天的萧瑟。在魏晋之际的混乱社会里,生命尚不能保证,富贵又怎能常保?“朝为美少年,夕暮成丑老”,社会变幻无常,时间如水般逝去,昔日的美少年也会变成“丑老”。在生命尚不能保证的情况下,多财已经没有意义,反而是一种祸害,正所谓“布衣可终生,宠禄岂足赖”。在参悟出人生的哲理之后,诗人又感慨天道之悠悠。阮籍在经历生活的磨难后,逐步体会到了生命的哲理,他对于天道的思索也有着深沉的意蕴。在明白了世事艰辛之后,诗人向往着登上太华山与松子一游,或者像渔父一样乘着大江流水划着小舟随水而去。那样的生活远离世事的烦恼,无忧无虑,随心而安,舒适自在而不受任何人的管束。
阮籍对于当时生存境况有着强烈的不满,但当时的社会情形不允许他直白地表现,他一生至慎,口不臧否人物,对于时局更是缄口不言。内心的苦闷、时局的黑暗,最终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嵇康的作品与阮籍的《咏怀诗》相比就直白得多了,他不像阮籍那样把诗歌写得那么隐晦。嵇康是厌恶功名利禄的,他讨厌做官,希望过着一种悠闲舒适、没有世事牵绊的宁静生活。他崇尚玄寂无声、清静的生活,无车马之喧闹,仅存一份静好。《老子》第五十七章:“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所以他赞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主旨归结起来就是提倡一种无为,让万物各按其性自然发展。嵇康的六言诗《知慧用有为》:“违法滋章寇生,愤然相招不停。大人玄寂无声,镇之以静自正。”嵇康的这首诗可以说是老子这一思想的反映。
政治环境是险恶的,文人们不再对现实直接发表自己的建议,文学作品直抒胸臆者更为少见,文人们转而以哲思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社会人生和自然界。由此他们之中逐渐形成哲理思考的风气,以哲理化的姿态来思考现实人生、思考人道,继而延伸到对天道的探究。正始玄学的兴起对文学作品的哲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士人之间的谈玄可以表现他们的辩论才华,另一方面,士人的论辩内容、在辩论之后的感受体味又以文字的方式,再稍作润色加工后被记载下来,这就形成我们今天看到的部分文学作品。现实政治环境让士人稍不留意便会丧命,这就养成了部分士人小心谨慎的风格,随着玄学的兴起盛行,士人转而谈论玄远幽深的道理而不论政事。这二者共同影响了正始文学的哲理化特点。
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尤其是统治黑暗的时期,人们对于生命,时刻怀有一种恐惧之心,在思索人生的时候往往充满了悲哀感,而现实与理想的差距也使他们倍感苦闷。正始时期的文学作品在充满哲思的同时,也有表现人生悲哀和内心苦闷的特点。
(二)浓厚的悲凉感和苦闷感
在社会正值黑暗的时代里,士人们的心里往往承受着压抑,士人们越来越关注生命。向秀和嵇康就养生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向秀认为应该顺欲养生,他更加注重生活乐趣;而嵇康则认为人要节欲以养生。正始士人对于养生问题的探讨,反映了他们对于生命的重视。这一时期的作品因此充满了一种悲凉苦闷的色彩。最具代表性的是阮籍的《咏怀诗》。
阮籍是一位苦闷的诗人,史载他曾驾车出门,走到路的尽头恸哭而返,内心的苦闷可见一斑。结合他的部分《咏怀诗》作一分析: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秋风吹飞藿,零落从此始。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咏怀诗》其三)
春天的时候东园里的桃李长得很茂盛,等到果实成熟之时,采摘果实的人非常多,树下已经踏出了小径;秋天来临的时候叶子却变黄随风而落,萧瑟的景象不免令人悲伤。自然界里的事物不免让诗人想到了自身,人世间的繁华终有憔悴的时候,这让诗人感到伤悲。在一年的最后时期,野草却被凝霜所覆盖,联想到众多士人在晚年之时惨遭杀害,更是令人心痛。这首《咏怀诗》其三,诗人由自然界的繁华憔悴写到人生,这其中充满了一种生命的悲凉感。自然界的事物变化就很容易引起诗人情绪变化,“(是鸟)(夬鸟)发哀音”就会“凄怆伤我心”。(《咏怀诗》其九)在对自然伤春悲秋,实则伤己悲己啊。《咏怀诗》第十四首也是由物而心生悲意。
开秋兆凉气,蟋蟀鸣床帷。感物怀殷忧,悄悄令心悲。多言焉所告,繁辞将诉谁。微风吹罗袂,明月耀清晖。晨鸡鸣高树,命驾起旋归。(《咏怀诗》其十四)
清凉的秋天已经到了,蟋蟀的叫声让士人感到一阵忧虑,心中不免觉得悲伤。蟋蟀感觉到秋天到了而鸣叫,诗人因为蟋蟀的鸣叫而悲。蟋蟀本无所谓悲喜,只是人的感情加于其上,便觉得蟋蟀也在悲鸣。诗人见物而生情,他的内心是非常悲凉苦闷的,此时蟋蟀的鸣声仿佛让他找到了知音一般。然而,蟋蟀又怎么会言语?自己内心很多的话和谁去诉说呢?由此诗人陷入了更加苦闷的情绪之中。
生命辰安在,忧戚涕沾襟。高鸟翔山冈,燕雀栖下林。青云蔽前庭,素琴凄我心。崇山有鸣鹤,岂可相追寻。(《咏怀诗》其四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