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婷
摘要:自孔子开始,中国士风已经开始形成,相比于后世还具有更加独立的特点。士,是知识分子,是当时最低一等的贵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士是文化的精英和时代的担当者。本文将士人分为三类,具体讨论孔子所代表的一类士人。他们学仕结合的从政观念,懂得治世仕、乱世隐的从政策略,以及追求“三不朽”中的立言不朽及在此过程中体现的经济、人格独立,并最终促成社会文化独立,以及他们这一类士人的形象,是文章要分析论述的重点。文章最后提出思考,即借孔子之名,我们应当去到哪里。
关键词:士;《论语》中体现的士人理想;士风;“三不朽”
一、何为“士”
士,一言以蔽之,就是知识分子。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其实就是儒、道、墨、法诸家,以它们各自不同的思想主张来“救世”。儒家代表文士,道家代表隐士,法家代表谋士。这里,我们要留下一个问号:为什么成为思想家的是“士”,而不是别人?
那时候的“国际关系”比较混乱,国与国之间相互侵略,家与家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我们今天称之为“中国”的地方,可是当时人的“天下”了。孔老先生一直渴望回到秩序井然的西周。西周的时候,人分三等,贵族、平民、奴隶。贵族又分成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的嫡长子(即正妻的第一个儿子)继续做天子,对于自己的次子和庶子,天子再分封他们做诸侯,诸侯的次子和庶子做大夫,大夫的次子和庶子做士。这就是当时的封建宗法制度。
“士”,已经是最低一等的贵族了,他们不可能再按照长次之别、嫡庶之别,往下分封,可见士在阶级地位上不尽如人意。没有地位,连最基本的代表地位身份的产权也没有。天子有名义上的“天下”,诸侯有封国,大夫有采邑,士则只有田。更悲哀的是,不管是诸侯还是大夫,他们对土地有治权、对人民有治权,而士呢,“只有产权,没有治权,甚至连产权也没有,只有经济收入,即田租和田税”。可见,士还没有不动产。同时,当时不同身份的人还有鲜明的“可识别标志”,就如同今天检察院的人穿制服,交警穿警服,学生穿校服。只不过今日衣着之分是根据行当职业不同,先秦时是根据地位等级不同。西周时,平民(即庶人)不可以戴冠,只能戴“帻”,也就是包个头巾。士可以戴冠,却不能加冕。天子、诸侯、大夫都可以加冕,但冕前面的“琉”数量不同。“冕”代表统治权,琉的数量越多,统治权越大。可见,士作为贵族阶级,连统治权都没有,真有点“凄凄惨惨戚戚”!
但正是这些不利,却成就了士!使之成为文化的精英和时代的担当者。既然不能“治国”“平天下”,唯一可以下工夫的就是“修身”了,士阶层具有强烈的求知欲。按照现在的情况,就是既不是“官二代”,也不是“富二代”,只有努力提高自身修养学识,来保有自己在上流社会里的一席之地了。同时,可以注意到,越是乱世,士越有用。不管是诸侯还是大夫,如果是既得利益者,面对风云变幻的局势,需要依靠“士”这一克己复礼又无野心的阶层来保全他们,守卫他们。如果是新攫取利益的当权者,也需要借士人宣扬的德治来稳固自己的势力,无非就是撑个门面、做个幌子。在孔子六十八岁的时候,鲁国当权的三恒家族中势力最大的季康子就请孔子回国,帮助自己稳定局面。原因是鲁哀公的几个儿子不服他,想夺回政权,刚被季康子赶跑。这时候的孔子,已然是道德的象征啊。谁用了他,谁和道德就“联上姻”了!
二、士人理想——“立德、立功、立言”
(一)先秦士人分类
鲍鹏山先生将先秦士人分成了三类。按照他的分类,一类是如苏秦、张仪之流,一朝头悬梁锥刺股,一朝朝秦暮楚卖友求荣,他们利字当头,并没有什么如一的政治立场或是道德操守;第二类便是诸子之类,他们暗中羡慕第一类人,渴望用世,渴望站在时代的前沿,却眼睁睁看着第一类人杠杆天下,自己的呼声却越来越没于当世,他们拿着自己的道德标杆,左一个测测,又一个量量,这也不合礼,那也不合乐,在那样的时代,不合时宜;第三类便是隐者庄子之类了。这里,单看儒家,看孔子及其弟子一类的士人的理想,即是“三不朽”。
(二)“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在孔子的心目中,“从政”是第一位的,也就是“立功”最大。子贡和孔子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子贡是孔子弟子里最善于经商的,他问问题也很迂回巧妙。他就问,先生啊,如果这里有块美玉,是把它装在匣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个好买家卖了它?(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论语·子罕》)孔子就说了,卖了它,卖了它,我就在等候买主呢!(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孔子是主张积极用世的,他在《子路》篇中说过:“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子夏说的一句话应该能代表孔子的想法,“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本来,我的理解是,当官当好了应当去学习,学习优秀了应当去做官。易中天在他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中这样理解,“优”应当是“优裕”,而不是“优秀”,否则当好了官再去学习怎么说得通?应当是,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其实,中国历史,文人与政治从来就不是能撇清的关系。参与了政治,是得意文人;被迫参与政治或是想参与而不可得的,不过是失意文人。何况,得意与失意,不过是弹指一瞬间!
孔子自己也说过,“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难怪有人借此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了。孔子反复絮叨的还是“学”与“仕”的关系,学习的归途,就是从政,就是立功。
(三)孔子从政的策略
如果仅仅将“学”与“仕”完全划等号,那么孔子就和纵横家一样,其人其德就不值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了。孔子从政,有底线、有原则、有想法。
1.“择邦”
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危险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待。那时候的“士”人身是自由的,这也与现在不同。他们没有义务一定要守在一个国家,为一个集团服务,各国的诸侯也没有权力阻止他们的流动。如果思想不受重用,他们完全可以换一个国家,再去推销自己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孔子,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在周游列国。如此,“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这个条件可以成立。
2.“隐邦”
无邦可择,怎么办?天下皆乱邦、危邦,如何择?那就退而求其次,就地而隐吧!白居易曾做诗《中隐》,“……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陶渊明也说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吗,“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我们来看看孔子,他怎么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所以孔子大加赞赏“邦无道,卷而怀之”的蘧伯玉。政治混乱,就把自己的本事藏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