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南方山区文明的缔造者之一
大约4000年前，在现在的重庆、湖北、四川境内曾经生活着一个远古族系，他们被人们称作巴人。古代巴人在长江流域创造了可与中原文化相媲美的古老文明。
清江，古称夷水，发源于湖北恩施县境内，它所流经的地域都是历史上的巴文化区域，今天仍聚居着巴人后裔土家人。这片神秘之地就像一个被封存的历史空间，巴文化的一些原生态图景，竟如同活化石般的存留下来。
湖北长阳县境内的清江段，世居江岸的土家人仍时常在船中举行祭拜活动。他们的神只就是咫尺之遥的巴人祖山武落钟离山。这些活动今天更多地带有浓重的象征色彩，而不再具有巴族先民中那种沉重的巫韵氛围。历史是一种深刻的记忆方式，许多古代民族的宗教观念、信仰、习俗具有超乎于想象的生命力，这正如他们种族繁衍的生命力一样。
从巴人的发展轨迹看，对于他们，迁徙是生命中的主题。从古至今，清江一直作为长江的支流存在，但时间的漫长，却使一些故事变得模糊不清。在以往的许多考古认证中，位于三峡以下的湖北宜都的清江与长江交汇处，被认为是早期巴人进入长江的地方，但这个推证被后来的一些事实推翻。
大溪位于瞿塘峡以东30多公里的地方，今天的大溪已是一个干涸的河床，但公元5世纪之前，清江以上到恩施尚可通航，史书记载的廪君沿盐水之地迁徙，即指此水道。春秋时，巴楚相争，巴的兵力时常出现在湖北枝江、松滋、江陵一带，也是沿大溪入清江东下的。长江是巴人生命旅程中一个新的起点。生性剽悍的巴人在长江两岸的纵深地带开始了他们田园牧歌似的生活。史书记载，巴人种植水稻、燕麦，采摘桑叶养蚕，用上好的粮食酿制特有的清酒。农耕文明改变了他们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优质的稻米被制成脂粉，装饰着巴族女子的美丽。考古学家证实，早期进入峡江地带的巴人，大多在长江的支流上建立他们的家园。这里有平缓的台地和肥沃的土壤，而这一切还与当初巴人势力的相对薄弱有关。春秋战国之交，巴人在与江汉楚国、川西蜀国的分合中日渐强盛，强大的巴国在这一时期可谓如日中天。他们在长江边的丰都、忠县、涪陵都相继建立过都城。
土家人的史诗《摆手歌》也记载了他们迁徙的艰难历程。在进入湘西北境内后，“前面一看，芭茅遮天；后面一看，芭茅盖地，野猪在这里做窝，狐狸在这里安家。”呈现了一片野蛮和荒凉。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在这片荒蛮的土地上，几千年后，土家人作为巴人的后裔，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建造了美丽的新家园。
历史上，具有尚武精神的民族大都与延绵不断的大迁徙连在一起。从殷商开始往后的千百年间，巴人的足迹遍及半个中国。重庆是巴人历史命运的转折点，在此以后不久，巴国陨落了。
战国末期，秦国强盛起来，并乘楚、巴相争之机，攻击楚国，夺其汉中、上庸、巫、黔中之地。巴国为了援救与苴交战的蜀，求助于秦。却没想到，这倒成了引狼入室。张仪见到巴地富饶，起了歹心，引秦兵灭了巴国。巴国遗民多与汉人融合，这个古老的民族竟然神秘地消失了，伴随着文献资料和种种神话传说，巴文化像一团云蒸雾霭的谜，留给后人无尽的想象空间。而其中一支，后进入湘西北、鄂西、川东南、黔东南之相邻地带，与当地土着部落融合而成为今日土家族之先民。
《后汉书》中有关巴人图腾、起源及巴人第一个君主廪君的记载虽含有很浓厚的神话成分，却仍被诸多史学家当做破解巴人与土家族之渊源的重要依据。书中载道：“廪君死，魂魄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我们很难否认其真实性，因为巴人和之后的土家人以白虎为图腾和祖先，已被近来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在土家族早期文明史中，具有许多传奇性的英雄人物。其中有巴蔓子、相单程、彭士愁等。
一、忠勇爱国的巴蔓子精神
相传战国中期，巴国走向了衰落，一些贵族趁机向巴王挑战，以致发动武装叛乱。驻守在巴国东部边境的巴蔓子将军决定赶回国都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平乱，但他掌握的兵力却不足以战胜贵族武装，于是向东边的楚国借兵。在楚国郢都，巴蔓子向楚王说明了来意，恳请楚王出兵。楚王答应出兵，但却提出一个条件，要巴蔓子割让他驻守的3座城池，同时要他把儿子送到楚国当人质。以人质作抵押，在战国时代也是诸侯国之间的一种外交惯例，目的是取得诚信。楚王说：“他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把军队带走。”但那样一来，时间被耽搁，巴国的内乱恐怕已经不可收拾，借兵就失去了意义。巴蔓子对楚王说：“楚王如果怀疑我，这个兵不借也罢！你如果还相信我，就请你让我把军队带回去。到时候你拿不到3座城，我把脑壳砍给你！决不食言！”楚王也不好再说什么，答应立即出兵。
巴蔓子带着楚军赶回江州，很快打垮了贵族叛乱武装。楚王派出使臣找到巴蔓子，要求他兑现当初的承诺，将3座城池割让给楚国。巴蔓子对楚使说：“不错，当初我的确答应过，但我作为将军本来就守土有责，况且百姓也不同意我让出城池，我又岂能私下将3座城池割让给你们呢？尽管如此，当初我答应了楚王，也一定要信守承诺。城不能割，但我的头可以割。用我之头，充我之城，以谢楚王，这样可以吧？”巴蔓子边说边抽出佩剑，一下将自己的头割下来。只见将军虽然身首分离，头却腾飞起来，在楚使头上绕了几圈，又飞回到将军面前。巴蔓子仍然站立着，手捧自己的头颅交到楚使手上。史籍记载的情节是：“蔓子乃自刎，以头授楚使。”
楚国使臣将巴将军的头颅带回国去复命。楚王听罢不禁深受感动，说：“假使我们楚国能得到巴蔓子这样忠勇义气的将军，又何必在乎那几座城池呢！”于是下令以上卿之礼埋葬了巴将军的头颅。巴国也为将军举行了国葬，其无头之躯埋葬在国都江州，任后人缅怀凭吊。
民间传说中的巴蔓子将军，既是忠勇爱国精神的化身，也是中国西南地区人民舍生取义的代表。相传三国时代，巴郡守将严颜被蜀将张飞打败，张飞要他投降，严颜就说：“巴国自古以来只有砍头的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严颜所说的砍头将军就是巴蔓子。此后，巴将军传说一直在巴地经久不衰。
这个故事最早起源于战国时代，最初以民间口头文学方式流传。东晋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将巴将军传说收入正史，成为该传说最早的文字记录。明代曹学全所撰《蜀中名胜记》记载：“郡学后莲花坝（今渝中区七星岗莲花池街），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
清雍正、乾隆、道光年间，巴郡官民多次“修立墓表”“砌以石”“行春秋至祭”，明确祭祀巴蔓子将军。清代《巴县志》及民国《巴县志》均记载莲花池为巴蔓子将军墓地。
民国11年（1922年）川军第一军军长兼川东边防督办但懋辛主持修成墓园并立碑“东周巴将军蔓子墓”，此墓保留至今，渝中区民间称为将军坟。以此为据的巴将军传说，也成为土家族民间故事的精华段落。
二、反抗封建统治的相单程
秦汉以降，土家族与封建王朝的抗争持续不断，这个军事过程实际上也是在缔造一个不断变迁的土家文明。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故事就是东汉时相单程的起义。《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中对这段历史有着很详细的描述：“光武中兴，武陵蛮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单程等据其险隘，大寇郡县。遣武威将军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万余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击之。尚轻敌入险，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蛮氏知尚粮少入远，又不晓道径，遂屯据守险。尚食尽引还，蛮缘路徼战，尚军大败，悉为所没。二十四年，相单程等下攻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不能克。明年春，遣伏波将军马援、中郎将刘匡、马武、孙永等，将兵至临沅，击破之。单程等饥困乞降，会援病卒，谒者宗均听悉受降。为置吏司，群蛮遂平。”精夫是土家对酋长的一种称谓，所谓“渐有君长，名渠帅曰精夫”。出生于现今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的土家人相单程，年纪轻轻就以超人的武功和崇高的威望成为一方渠帅，在他的领导下，这支土家部落逐渐强盛。
东汉建武二十三年（47年），相单程打出反征服的旗号，向朝廷宣战。在攻打充县时，发现城内守军的防线固若金汤，很难强攻。相单程经过仔细观察，暗自派出一支弓箭手化装进入到城池后面的麻空山，用石弹、弩箭和火球对着守军猛攻，里外应合，一举拿下了充县，这就是着名的“充县起义”。充县，辖今桑植、永定及湖北鹤峰一部分，处于武陵山向洞庭湖平原过渡地段，据其高峻进可攻，凭其艰险退可守，是沿澧水而下至武陵郡治临沅（今常德）的一道重要屏障。
为夺回相单程所据的充县，朝廷派出威武将军刘尚率南郡、长沙等地士兵万余人前来围剿，却没想到被相单程设伏全歼，一时朝野震动。建武二十四年，复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击之，又被打败。连续的战败，弄得就连一向运筹帷幄的光武帝也一筹莫展了，而满朝文武竟也一时无人出来请战。62岁的伏波将军马援自荐，怀着马革裹尸、捐躯沙场的雄心壮志，愿领兵再战。刘秀大喜，遂派他“率中郎将马武、耿舒等将四万余人征五溪”。马援征五溪之日，正是相单程叱咤风云之时。他两年内两战皆捷，大有挥师直捣武陵郡治临沅之势。马援率军至下隽时，面临两条路的选择。《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载：“从壶头则路近而水险，从充则涂夷而运远，帝初以为疑。及军至，耿舒欲从充道，援以为弃日费粮，不如进壶头，扼其喉咽，充贼自破。以事上之，帝从援策。”马援放弃了“涂夷”即经过少数民族地区且又路途较远的陆路，选择了路近但艰难的水路，溯澧水而上，进军相单程的家乡桑植县上洞街，以求“进壶头，扼其喉咽，充贼自破”，矛头直指“充贼”。但终因水路过于险恶及相单程的沿路阻击，马援被迫中止进军步伐，被阻于壶头山（即今张家界市郊的天门山），与坚守于武溪口（今永定区武溪村）边岩关的相单程部咫尺相望，形成胶着之势。此时赶上盛夏，炎热及南方的瘴气瘟疫，使严重水土不服的马援军队死伤大半，马援本人也因年老力衰染上瘟疫。当面对滔滔澧水，遥望咫尺难越的武溪，见“贼乘高守隘”“升险鼓噪”，四万之众的大军莫奈其何之时，一代名将马援竟只能“曳足以观之，左右哀其壮意，莫不为之流涕”。一首悲壮的《武溪深行》由马援口中喃喃而出：“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兮多毒淫。”马援病死于军中。
马援死后，监军宋均恐军心浮动，假借皇帝诏令，命司马吕种持“诏令”与相单程谈判议和。相单程考虑到五溪黎民疲于战伐，同意罢战。和谈成功后，相单程却被宋均设计诱杀。
三、奠定土家疆域的彭士愁与溪州之战
后晋天福四年（939年），溪州刺史彭士愁与当时占据湖南的楚王马希范发生溪州之战。此次战争缘起于楚王马希范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国库日虚，又横征暴敛，竭泽而渔，以致民怨沸腾，苦不堪言。溪、奖、锦等州少数民族不仅深受马希范暴政重赋之害，而且马楚军队不断越过边境，抢掠骚扰，溪洞诸民苦不堪言。后晋天福四年（939年），在溪州刺史彭士愁的率领下，各州诸部揭竿而起，摧毁楚的镇边军事，攻打辰州、澧州。面对彭士愁的进攻，马希范遣静江指挥使刘勍、决胜指挥使廖匡齐率兵征剿。翌年，彭士愁兵力已处于下风，于是退守山寨，据险防御，终因力量悬殊而兵败请求议和。而此时马楚政权亦危机四伏，马希范为了维持马楚在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统治，以稳固国内局势，只能采取以“蛮”治“蛮”的羁縻安抚策略。鉴于彭士愁在溪、奖、锦等州少数民族中的威信及影响力和号召力，同意彭士愁“遣其子师暠率诸酋长，纳溪、锦、奖三州印请降于楚”。“彭师暠为父输诚，束身纳款”，即充当人质。马希范用刘勍为锦州刺史，震慑诸蛮。溪州刺史仍由彭士愁担任，命迁徙州治于酉水下游河岸，以便于控制，“溪州之战”至此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