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伯族在给孩童起名时，有自己传统的习惯。一般孩子生下来以后，在几个月之内就要起名。过去，起名时由专人来起，例如，家中有祖父辈的，由祖父起名，否则，请亲戚中的长辈或姑舅起名。现在则不那么讲究了，起名形式则是五花八门，现择其要者介绍如下：
其一，根据小孩祖父的年龄起名。如小孩的祖父当时60大寿，就起名叫“六十”，如果是61岁，就叫“六十一”，如果是86岁，就叫“八十六”。这些小孩一般都成为祖父的掌上宠孙。
其二，根据小孩的体形、长相起名。例如，小孩儿长得强健就叫“巴图尔拜”，长得矮小就叫“疙瘩芝”（用于女孩名），长得瘦小叫“玛出浑”；长得高叫“郭勒敏芝”（用于女孩名），长得黄一些叫“苏彦拜”“苏彦保”“苏牙儿提”等，脸上有黑点的叫“塔什拜”，长红秃的叫“佛尔建麦吐克”等。
其三，根据小孩出生的顺序起名。例如，老大叫“安巴哈哈吉”或“安巴萨罕吉”，老二叫“洁奇”，老三叫“义拉齐”，老四叫“杜义齐”，小的叫“阿加吉”（“阿吉哈哈吉”的缩音）。
其四，借某种物名起名。如“色勒图”是铁的意思，“文合图”是石头的意思，“东布尔”是琴，“吐拉”是房屋、草棚等的柱子，“阿嘎”是雨之意，“苏尔何里”为苹果之意，“阿吉包”是小屋子，等等。
其五，借动物名称起名。如“图克善”是牛犊之意，“塔什哈”是老虎之意，“阿吉巴尔”是小巴儿狗之意，“阿木巴尔”是大巴儿狗之意，“克克色图”是猫之意，“多尔珲”是獾之意。
其六，借花草、飞禽名称起名。如“包吉利”是菊花，“嫩登”是梅花，“扎穆尔”是蔷薇花，“伊尔哈”是花之意，“英格尔”是鹦鹉，“沙沙哈”是喜鹊。
其七，起寄托光明、吉祥意义的名字。如“尔德克”是光辉之意，“尔登”是光亮之意，“苏尔德”是阳光之意，“扎克善”是曙光之意，“尔德”为早晨之意，“沙比阿”是吉祥之意，“萨音芝”为好之意，“格吐肯”为聪明之意，“扎拉丰阿”为有寿之意，“希济尔珲”是耿直之意。
其八，起有祈求际遇和向往富裕、幸福意义的名字。如“阿查布”是顺应之意，“阿常阿”是适宜之意，“尔吉额”是丰裕之意，“音登保”是兴盛之意，“巴音芝”是富裕之意，“扎鲁阿”为盈满之意，“富龙阿”为多余、丰余之意，“扎布尚阿”为有幸之意。
其九，起有进步、向上等意义的名字。如“法尚阿”是奋斗之意，“木特布”为使成功之意，“伊伯额”为前进之意，“奇车额”是勤奋之意，“佛尔克额”为见多识广之意，“希林”为精锐之意，“希拉布”为继承者之意，“华沙布”为哺育之意，“义奇阿”为在行之意。
其十，到了现代，锡伯族的起名习俗也发生了变化，很多名字都开始赋予汉语意义，但姓仍冠以锡伯族的姓氏。例如贺福建、关寿庆、佟海林、何松林、永孝芳、文孝忠、吴忠福、关玉芳、郭寿林等。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医疗卫生条件的低劣，很多婴儿生下来后染病夭折。对此，很多迷信的人认为是各种神灵在作怪，因此就给下一个小孩起贱名，认为这样会使阴间厌恶他的名字而不“领走”他。例如：“法腾”是鞋底之意，“霍洛”是葫芦之意，“哲克色吐”是叫人厌恶之意，等等。这是一种对疾病的消极防御意识的反映。此外，在民间还有给人起绰号的习惯。起绰号时主要根据对方的长相、某些举动的特点以及其父母的特点，绰号很多具有贬低的意思。在锡伯族民间，绰号往往比他自己的真名被用得广泛，也很快得到传知。人们往往不叫他的真名而叫其绰号，使得某些人至死不被叫真名，而一直叫绰号。
第五节习惯法
一、习惯法与新中国成立前的锡伯族社会
习惯法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约束民族行为的不成文的民间法规。习惯法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同一民族内部起行为规范的尺度作用。习惯法源于民俗事象，它是某种特定民俗事象的法规化形式。但每一民俗事象不可能都演化成习惯法，凡形成习惯法的民俗事象，都具有行为规范和精神模式的性质。否则，它们只是一般的民俗文化事象。习惯法有产生之时，也有消失之日。当民族步入现代社会，在受现代社会各种法律、法规约束的过程中，习惯法就要缓缓失去作用。本章叙述的习惯法，均以新中国成立以前为限。实际上，习惯法也是民俗的组成部分。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习惯法，锡伯族也不例外。纵观锡伯族的习惯法，它不是某一朝代或某一历史阶段一次形成的，因为，其中既有氏族社会的因素，也有封建社会的产物。但比较而言，封建社会的产物居多。这说明，锡伯族的习惯法具有较浓厚的封建色彩。很多历史资料和民族学材料证明，锡伯族在步入封建社会以前，经历了千年以上较发达的氏族社会阶段。大家知道，在氏族社会，人们主要以血缘关系组成社会基本单位。从宏观上看，一个整体民族的社会是由多个血缘单位组成的，即由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部落组成；从局部看，一个以血缘关系组成的部落就是一个完整的小社会，因此一个部落也可以反映整个社会情况。每一部落，都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在氏族社会时期，锡伯族先民的社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在经济上，由于摄取生存资料的手段落后和大自然的各种威胁，人们必须以血缘关系结成较稳固的部落，否则无法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各部落又不可能结成一个统一的部落联盟，因为，这样在经济上和管理上会带来致命的恶果：人们的活动范围会变窄，食物来源更加匮乏，社会问题会接连不断。因此，人们必须在能够战胜大自然的各种威胁和能够生存下去的人数范围内，结成较稳固的“人们共同体”。这一历史事实，从锡伯族基本的社会组织——哈拉莫昆制，就可以充分反映出来。
在哈拉莫昆制这一社会组织形式中，人们长期过着较和平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哈拉达成为一个哈拉莫昆的中心，他死后，成为全体哈拉莫昆成员的崇拜对象；他活着，是全体成员靠拢和依托的对象；他的言行，对全体成员起很大的规范作用。久而久之，这些行为规范便在人们的心目中沉积下来，成为民族的风俗习惯（其中，并不排除其他社会成员所作出的贡献）。由于它的凝固性和传承性，几百年甚至数千年都保持不变。例如，锡伯族现在还保持着其祖先鲜卑族的不少习俗特点。
在清代，虽然产生了代表统治阶级意志的成文法规并约束着人们的行为规范，但在锡伯族社会，长期遗留下来的习惯法在每一哈拉莫昆中间仍然起着很大作用。它同统治阶级制定的成文法规有机地结合，共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规范。再说，统治阶级在民间的习惯法与自己的利益没有根本利害冲突的前提下，是允许它继续存在下去的，并且借助它进一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自己的利益。
那么，在清代锡伯族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成文法规和民间的习惯法是怎样有机地结合，并维持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呢？这个问题必须分两个层次来说明。自从锡伯族完全归服清政府并被编入八旗以后，它从大的方面，即在与统治阶级之间、与八旗之间、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必须遵循体现统治阶级（国家）意志的成文法规；另一方面，锡伯族统治阶级与清统治阶级、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也必须接受成文法规的约束，否则，整个国家便无法得以安定。民族和民族之间、国家和民族之间也无法协调相处。但是，历代统治阶级对少数民族的统治方式，不是自己直接去统治，而是基本上都通过该民族的代理人（统治阶级）去实现的。国家统治阶级与各少数民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向来是间接的，只有与本民族统治阶级才发生直接的关系。通过对清代锡伯族社会观察后发现，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几乎达到了非常完善的地步，但它都是通过锡伯族本民族的统治阶层来完成的。清政府赋予他们除杀头以外的一切权力，以管理本民族的事务。而锡伯族的统治阶级并不单单按国家的有关法律来治理本民族事务，还往往利用本民族的习惯法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即通过仍然起很大作用的哈拉莫昆制来实现的。例如，在新疆锡伯族社会中，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哈拉莫昆制仍然完整。虽然每个牛录都设有牛录官吏办事机构“旗下档房”，以处理包括民间纠纷在内的各类案件，但平时没有多少人要求在此处理案件。因为除了攸关人命案以外的案件都是在哈拉莫昆内已作了处理，无须去找牛录衙门。而且，一旦某一哈拉莫昆内出现了非由牛录档房出面解决不可的案件，牛录官吏问罪的并非当事者，而是直接问哈拉达或莫昆达的罪。在社会生活中，从家长到莫昆达，从莫昆达到哈拉达，从哈拉达到旗下档房，实行自上而下的负责制，即每个家庭的长者要向莫昆达负责，莫昆达要向哈拉达负责，哈拉达要向旗下档房负责。这样层层负责的结果，一方面谁也逃脱不了责任；另一方面无论是家长还是莫昆达或是哈拉达，都千方百计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就把事情处理掉，以免罪及本人。而一家之长、一莫昆之达、一哈拉之达在处理本人管辖范围的案件时，往往都超脱国家法律之外，他们作为标准的，则是传统的习惯法。这就是在封建社会锡伯族社会始终保持稳定的奥秘所在。
清朝灭亡后，军阀、国民党的统治代替了清朝的统治，锡伯族的社会面貌并没有改观，清朝时期创建的八旗制度一直到1938年左右才被彻底废除。在此期间，从上到下仍保持着清朝的一整套封建统治制度。新疆三区革命爆发后，先进思想文化源源传入，锡伯族社会才开始改观。一些受先进思想影响的青年，通过种种形式向广大群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揭露封建社会的阴暗面，千方百计唤起人们的觉醒。但是，数千年和数百年来形成的氏族社会传统和封建社会文化，并不是一朝一夕能更新的。经过三区革命这一段时间新文化的冲击，虽然在知识阶层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然而在广大群众中间变化不大。这一时期，锡伯族社会得以保持稳定的基础仍然是习惯法。1949年锡伯族带着习惯法进入了新中国，在以后的较长时间里，习惯法仍然是调节社会、哈拉莫昆、家庭等关系的主要武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才缓缓失去了作用，但作为痕迹至今仍有存在。
二、锡伯族习惯法的内容
锡伯族的习惯法涉及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如哈拉莫昆组织、社会礼节、道德规范、生产活动、财产继承、婚丧嫁娶等。
哈拉莫昆、社会礼节、道德规范方面的习惯法。锡伯族长期在军事、行政、生产合一的八旗组织中生活，在军事行动、生产资料的分配和生产劳动等方面受八旗制度的制约，而社会活动、道德规范等则受哈拉莫昆制的制约。哈拉莫昆制在维护其内部安定团结、互帮互助、尊老爱幼等诸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哈拉，锡伯语意即姓。目前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锡伯族中有近40个哈拉，在辽宁锡伯族中有50余个哈拉。哈拉是从同一祖先繁衍的人们共同体，哈拉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内聚力很强的氏族组织。哈拉有哈拉达和哈拉宗谱。哈拉发展到五六代，便分出数个莫昆。莫昆是从哈拉分离出来的胞族。莫昆的主要职能是设立莫昆公共墓地，组织莫昆成员祭祀莫昆祖宗，修订谱书和莫昆法规，保护莫昆成员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抚养鳏寡孤独和老弱病残者，惩罚悖逆之徒。行使上列职能的莫昆会议是莫昆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对于莫昆内部发生的犯罪案件有裁决权，对于失职的莫昆达（氏族长）有罢免权。莫昆达一般在由全体成年男子参加的莫昆会议上选举产生，当选的条件是：德高望重、办事能力强、为人公道正派、关心莫昆的共同利益等。实际上一般当选莫昆达的多为德高望重的男性长辈，也有推举妇女主管妇女事务者（如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一牛录额尔克尔氏在选出男莫昆达的同时选出一名妇女主管妇女事务）。莫昆达没有固定的任期和任何报酬，不脱离生产劳动。他们按照莫昆会议的权限，处理莫昆内部事务，即主持召开莫昆会议，维护莫昆的安定团结，教训悖逆之徒，调解民事纠纷等。每个莫昆都经莫昆会议制定出严格的“家规”（有成文的和不成文的），其内容包括：敬祖先、睦宗族、维护莫昆内部团结，要求莫昆成员互帮互爱、敬老爱幼，要求培养高尚的社会风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