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崇拜。从锡伯族祖先数千年生活的特殊地理环境来分析，他们和石头有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们在山林地区摄取食物，首先作为工具使用的就是石头；从山顶上滚放石头可以杀死野兽，可以取得柴木，又可以震慑侵害他们的凶猛野兽。此外，山上各种形态的奇石和险峰峻岭，都给原始人以无法理解的神秘感和恐惧感。因此，对感到神秘和恐惧的东西就会加以崇拜，一是求其不要加害于人类；二是求其继续为人类带来好处。锡伯族老一辈现在仍认为，石头有镇兽、驱鬼、拦魔的作用。在渺无人烟的山地路上就可见多处石堆，锡伯族称鄂博。无论谁经过此地，都要添上几块石头。后来，鄂博成了记方位、地址的一种标志，失去了它原始寓意。锡伯族每家每户大门口旁都置有一至两块大石头，意为镇守大门。此外，过去每一哈拉茔地入口处都置有一对巨石，也是石头崇拜的痕迹。
第三节动植物崇拜
锡伯族的动物崇拜是其狩猎（山林）文化的遗存，而植物崇拜则是农业文化时期形成的信仰文化现象。由于清初锡伯族被清政府“赎出”编入八旗，过着亦农亦军的生活，在文化方面又接受儒家文化和满族文化，因而其原始信仰文化日趋淡薄，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已看不出多少这方面的痕迹，而只有几项文化事象保存了下来，现分述如下。
狐仙（仙家），在锡伯族神灵系统中是一个重要的全民性信仰的对象。目前，锡伯族仍然禁猎狐狸，且对它有一个特定的称呼——哈什包依扎卡，锡伯语为“库房里的东西”（也有“库房供奉物”之意），在日常生活中忌讳直呼其名。认为狐狸精灵能够致害于人，但它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只要有人害它们或触犯它们，必遭其报复，或得不治之症，或遭杀身之祸，或疾病缠身而长期不得安宁。在民间对人们表现出来的多数精神之病，多被认为是狐狸精灵所致。因此，民间也产生了从萨满分化出来的专治这类疾病的巫职人员——相通。人们一旦疑为上述疾病，就要诊治。关于锡伯族狐狸精灵崇拜的缘由，民间流传有不同的传说。其中一则传说讲述：很古很古的时候，锡伯族先祖生活在众多野兽出没的山林之中。有一天，他们居住的林子里来了一家要饭的：一对白发老夫妻，儿子儿媳及几个子女。他们挨家挨户寻求借住，但没有人接纳。最后一对老夫妻见其可怜，便把自己马架子（草木搭建的屋子）旁边的存放兽肉等杂物的哈什包（库房）借其居住。他们顿时齐跪在老夫妻脚下感谢不尽。在往后的日子里，老夫妻见他们起居方式与自己有些异样，即白天全家从不出门，都蒙头睡大觉，天黑则一起出去“办事”。而且，老夫妻每天晚上都收到各种吃的、穿的、用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借住的客人又从不打扰他们。一天夜里，老夫妻睡梦中听到来自库房方向凄厉的哭声，便双双起身循声而去，哭声正好来自库房。老夫妻悄悄往里一看，只见一群狐狸围着一只死去的老狐狸在哭灵。老夫妻吓得赶紧跑回家再不敢出门。第二天太阳出来了，库房里则静如无人。老夫妻心有余悸地进去一看，里面空无一人，房间被打扫得干干净净，角落里留下了一堆新鲜食物。老夫妻知道它们是狐狸精灵，便请来萨满，在库房里设立龛板，开始祭供它们。久而久之，有关狐狸精灵帮助穷人和好人的故事也越来越多，传得也越来越神乎，后来锡伯族先祖都开始祭供狐狸了，并将其奉为仙家。另一则传说讲述：一户外来人（一对老夫妇、儿子儿媳妇及子女）借住一户锡伯人家的库房。他们一直暗地里帮这家锡伯人过上了富裕的日子，使两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融洽、和谐。但是，有一天，趁两家大人都不在，客家的小伙子悄悄进入主人家闺女房间调戏闺女，最后小伙子被她用弓箭唬着赶出了家门。客家的老人知道以后，跪在主人面前连连赔不是，最终得到了老主人的谅解。之后一连几天客住的人家毫无动静，夫妇俩想看个究竟，结果发现库房里只留着一只小狐狸的尸体，再不见其他的人影了。夫妇俩半天才醒悟过来，原来借住的是一群狐狸。从此，夫妇俩在自家的库房里设置龛板，供奉起了狐狸精灵。后来狐狸助人办好事的传闻越来越多，锡伯族人便一起把狐狸供为狐仙，家家户户在其库房设龛加以供奉，久而久之，人们不直呼狐狸之名，而婉称为“库房里的东西”。此外，在锡伯族民间，关于猎捕或害死狐狸之后遭其报复的传说版本很多，也有不少帮助狐狸脱险或免遭猎捕之后受其报恩的各种传说故事。直至目前，在锡伯族人的信仰意识中，狐狸仍被奉为超灵性动物，自古对其形成的观念一直未变，不仅它们仍然为绝对禁猎的对象，哪怕是其皮张也在避讳的范畴。如果有人无意中致其于死地，或弄伤了它们，无论什么原因，对致死的狐狸尸体要请相通举行仪式“送葬”，对致伤者要进行医治举行谢罪仪式，放归自然。对库房里的仙家神位，逢年过节要烧香点烛、跪拜磕头，尤其是家里有人患病，都是首先为其烧香磕头、求之保佑。
在锡伯族民间，对精神上的疾病（尤其对女人而言），以往都是先同狐狸精灵联系起来。因此，人们一旦患了这类精神之疾，就要先寻求相通诊治。相通是锡伯族民间专门诊治各种精神疾患的巫师，尤其是被认为触犯狐狸而招致的精神病更是其诊治的主要范畴，往往被其始终负责诊治。相通诊治这类患者有一套类似萨满诊治病人的程序和方法。所不同的是，相通诊治患者，多数情况下与狐狸联系起来，即反复考问患者或其直系亲戚（甚至旁系）是否触犯了狐狸，甚至是否诅咒过狐狸精灵。在相通的意念中，浇地时无意灌水狐狸洞窝，惊吓狐狸群甚或幼崽，田间劳作时无意中用农具弄伤狐狸等非恶意的行为，均会招致当事人或其直系亲戚（甚至旁系）中某一个体患病；而有意猎捕和伤害它们，更是不折不扣地遭其报复，致死者往往偿命，伤害者疾患不断，甚至慢慢被折磨而死。
在锡伯族人的心目中，狐仙（仙家）的形象是一个白发老叟而非动物。反映出在锡伯族的原始信仰中，将动物（狐狸）加以拟人化，赋予了人的属性，而且有时赋予的灵性甚至超出了人类。据个别研究人员称，锡伯族的狐狸崇拜，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作研究。从文化产生的历史言，狐狸崇拜具有古老的历史，它是山林文化（亦称狩猎文化）时期产生和形成的原始信仰文化现象。
在锡伯族民俗领域中，我们也可以见到早期动物崇拜所遗留的痕迹。锡伯族民间崇奉许多动物，其中鹰尤为甚之。几乎每一位锡伯人在他（她）刚刚出世时，就被放入吊篮，悠悠荡起，模仿鹰在空中飞翔；小孩长大了，显示出聪颖、机灵时，大人夸奖，喻作鹰，或直接称其为“鹰的孩子”。不仅如此，鹰还被视做保护神，人们常将鹰翅骨悬在小孩吊篮的挂钩上，表明神鹰在保佑小孩平安长大。青壮年男子也常在帽子外沿插一根鹰羽，希冀自己如鹰一般雄健（后来逐渐演变为用野鸡羽代之）。这些风俗所包含的时代内容恐怕是十分古远的，所反映的无疑是早期的鹰崇拜内容。同样，崇鹰的习俗在锡伯族民间文学中也有所反映。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神鹰母题数量不算少，内容丰富，根据以神鹰为主线所构成的不同情节，可分为多种类型。其中既有与突厥语系各民族有关神鹰母题相同的类型，如鹰报答英雄救子型。这是在突厥语诸民族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一种母题，维吾尔族民间故事《英雄艾里·库尔班》，哈萨克族民间故事《吐尔托斯托克》《为人民而生的勇士》，柯尔克孜族民间故事《英雄的青年》，撒拉族民间故事《阿腾其根·麻斯睦》，西部裕固族民间故事《树大石二马三哥》，乌孜别克族民间故事《熊力士》等都有这一母题类型。锡伯族民间故事《真肯巴图》《三兄弟》等也有同样的母题类型。无论故事情节有怎样的不同，但基本上都是按照“英雄遇难-杀巨蟒救雏鹰-得到神鹰的帮助-英雄在神鹰帮助下达到目的”的结构模式构成的。同时，还有与突厥语诸民族不同的母题类型，如鹰帮助穷人惩罚贪财者型。锡伯族民间故事《捕鱼鸟》《秃鹫》中的神鹰母题均属此类型，其基本结构模式是“主人公贫穷-巨鹰帮助-恶人贪财-巨鹰惩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鹰作为艺术形象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仅用传播和影响的关系是不能完全说明各民族崇鹰文化产生的渊源。锡伯族古老的崇鹰习俗，鹰在民间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以及下面将要叙及的鹰在萨满信仰中的地位和能力，无疑证明了该民族鹰崇拜观念的前后一贯性，再现了早期宗教观念演进的一般历程。锡伯族鹰崇拜观念的缘起可追溯到较古老的狩猎谋食方式。在这一阶段，人们生产方式的改善无不与提高猎取能力有关。从最早的用石块击猎物到使用弓箭，从圈养野马到骑马术，从使用棍棒到制作铁矛……都是如此。擅长将自身比附自然的先民也会将自身的猎取能力比附动物界，在漫长的崇鹰过程中，锡伯族人还掌握了猎鹰技术，借鹰的特长延伸自身的猎食范围并提高效率。
在锡伯族动物崇拜文化中，蛇崇拜也是其信仰文化现象之一。但其崇拜只是针对洞居蛇群而言，对一般不群居的旱蛇和水蛇并不避讳和崇拜。在民间，有关蛇的传说流传不少。其中一则传说讲述：从前有位农夫到山上砍柴，背回一捆柴火刚放到厨房地上，从柴捆中爬出一条很长的白蛇，农夫慌忙中用锄头砸死了蛇。当天深夜，家里突然来了几千条白蛇，追着农夫咬，也不让他出门，妻子惊恐失措，把丈夫藏到扣着的大瓦缸里面便逃出了家门。随后，几千条蛇轮流爬在瓦缸四周一动不动。次日凌晨，妻子回家一看，蛇群已不见踪影，一推开瓦缸，只见鲜活的丈夫只剩下一堆白骨。她见状即刻晕死过去，身孕也流产了。村里人知道祸情后，请萨满在蛇洞前举行谢罪仪式，自此，锡伯族人再不伤害或触犯洞居蛇群了。锡伯族人认为，洞居蛇群与人类一样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和规矩，所有蛇群都听从蛇王的指挥，若人不去触犯，它们不会主动与人类作对。因此，直至今天锡伯族人都忌讳洞居蛇群。过去一旦有人无意或有意中触犯或伤害了它们，就要在萨满等巫师的主持下举行谢罪仪式。
锡伯族的祖先日常见到的除山石之外，就是林木。奇树怪木、参天的高岭老树、遭雷击火焚的古树等，同样使原始人产生神秘感和恐惧感，因而，又对它们产生崇拜心理。过去锡伯族对古树的崇拜，包含着消灭虫害的意义。所祭古树都在村外田地里，树身高大，枝叶繁茂，常常聚集上百甚至上千只益鸟。这些鸟在其周围捕食害虫，利于庄稼生长。人们不懂得其中的奥秘，就认为树神在保护着庄稼。直到目前，锡伯族农民在自己的田地里，还必须种植一两棵树，以保护庄稼。锡伯族树崇拜的原始寓意，在从山林文化转化为农业文化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即在崇拜的单纯感情意识里，赋予了祈求吉祥的心理，这就是民俗文化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但是，除去树崇拜的内涵，我们是找不出它“变异”的根据，因为无论在山林文化时期，还是在草原文化或是在农业文化时期，树崇拜这一实质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沿袭至农业文化时期后，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认识了它的特殊作用，赋予了上述求吉心理罢了。
柳树作为一种特殊的树种，古代的锡伯族先祖又把它搬进了信仰领域里。柳树生命力强，成活率高，萌发性强，又富弹性，古代的锡伯族先祖把它和自身的繁衍联系了起来，供立了柳树神翁（佛多霍玛法），把它当做保佑降生的神灵。婴儿降生后，用柳板制作吊床，用柳枝作拱木，以撑婴儿脸巾；婴儿夭折后，用无结的柳枝捆包，放到野外；人死后，在墓堆上插柳枝，以示他们赶快转世回生，繁衍后代；茔地里又用柳枝制作招魂幡杆（实际上就是墓堆上插柳习俗的变异），插在墓堆上。
从祭柳习俗上，可以看出古代锡伯族先祖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自身繁衍问题的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