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的表现。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是反映一个民族综合素质的重要方面。对价值和文化的取向取决于民族的文化形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历史传统等因素。自古以来，锡伯族及其先祖在关系民族发展的共同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问题上，基本表现出了积极健康的心态，因而在本民族社会形成了对异族异质文化基本采取宽容和兼收并蓄态度的民族精神。之所以如此，与民族人口较少而生存危机感较强、历史上始终被异族文化所熏陶等因素大有关系。特别是时至清代，锡伯族被编入八旗，并驻防各地，八旗文化日益成为其社会主体文化，锡伯族的命运日益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因而其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要不折不扣地以报效国家、保家卫国为前提，全民族听从国家的召唤，八旗军事制度始终成为约束军民社会行为和活动的准则。清朝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建立之后，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锡伯族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取向迎来了新时代的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基本达到了与时代同步，进入了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使本民族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取向互为动力、相互促进，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变化更是全方位的，其中对民族间的通婚、服饰和饮食、民族杂居、对待汉语言文字、走出以往封闭的环境等方面的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想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到目前，这种变化更是今非昔比，锡伯族群众及知识界已开始立足国内，放眼世界。可以相信，在各国文化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世界各民族迅速发展变化的大环境下，锡伯族能够顺应形势，不断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稳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五节锡伯族的精神气质
锡伯族的精神气质表现是多方面的，总起来讲，它表现为对国家、家乡、民族的“三爱”精神，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心理和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这些特征虽不能代表锡伯族精神气质的全部内容，但它们构成了其主要方面。
国家即祖国，它既是政治概念，又是地域范畴。国家概念是氏族、部族及民族概念升华的产物。作为一个国家的民族，在其精神气质中，国家观念至高无上，占有重要位置。但是，强化国家观念，需要一个较重要的外部条件，这就是中央集权的强化。自从历史上东北地区与中央政权的逐步密切，作为发源于大兴安岭的锡伯族祖先，也和东北其他部族一起逐步被置于中央政权的统治之下，不论是北魏还是隋唐，也无论是宋辽金还是元明清时期，锡伯族或狩猎、或游牧、或屯垦，都在这块宝地上繁衍生息。尤其是从明末清初开始，锡伯族几乎全民皆兵，民族的命运开始与祖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数百年的兵役生活实践中，国家观念得以强化，确立了保家卫国义务的神圣性和唯一性。每当国内叛乱骤起和外敌入侵之时，这种国家观更升华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每每谱写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在这里，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已融为一体。锡伯族的辉煌历史，始终表现出与祖国同命运、共荣辱，说明锡伯族人民的爱国心理是用血肉凝成的。200多年来，随着锡伯族爱国心理的不断强化，又深刻影响了本民族文学形式的发展，即其文学作品中，这种安内攘外的爱国主义内容的作品占很大的比重，这是民族精神气质在文化方面的升华。回顾锡伯族的历史，其爱国心理多数情况下是在逆境中得以强化和积淀的。
爱家乡与爱民族，是与爱祖国的精神气质联系在一起的。家乡是祖国的组成部分，也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地域，失去祖国也就失去民族的共同地域，而失去共同地域民族也就无以生存。200多年来，锡伯族从祖国的东北到西北，到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无论驻防哪里，都把哪里当做自己的家乡，尤其是新疆的锡伯族，于1764年西迁伊犁地区后，不仅驻守边防，尽忠职守，还将察布查尔地区建设成美好的第二故乡。锡伯族人民爱自己的发源地东北，更爱察布查尔这块土地。因此，游子无论到天涯海角，还是到“人间天堂”，必须“落叶归根”，并把“弃骨异乡”当做大忌和莫大的遗憾。
民族是人们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人们互相都有认同感，在很多情况下，个人、家庭和宗族利益往往服从于民族的整体利益。由于旧中国长期的民族压迫和隔离政策，在各民族之间形成了不同程度的感情隔阂，尤其是一些反动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挑拨民族之间的关系，引起争斗，甚至引发战争，导致民族间的残杀。因此，一些弱小民族出于民族防卫心理，其民族意识自然而然不断强化，其结果往往导致狭隘的民族意识。锡伯族是个弱小的民族之一，在几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被匈奴、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统治过，由于上述历史原因，锡伯族的民族意识自古也逐步得以强化，使其在弱小被欺凌的逆境中得以延续下来。如果没有该民族的这一共同凝聚意识和精神，历史上其前途是不可想象的。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压迫和剥削的反动政策的基础彻底被消除，锡伯族人民同其他兄弟民族一起做了国家的主人，从旧中国延续下来的狭隘民族意识逐渐淡化，50多年来，逐步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精神气质。锡伯族的这种精神气质，并不是建立在盲目排斥其他民族的前提之下，而是建立在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从时空概念上来说，锡伯族爱民族的心理是随着离开家乡时间和空间的久远而逐步强化的，这也是各民族共同具有的特点之一。总之，锡伯族在爱国家的前提下逐步形成的爱家乡、爱民族的精神气质，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因素，在正确引导和积极鼓励的前提下，它可以变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无穷推动力。
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心理和兼收并蓄态度，是自古以来锡伯族发展进步的最大动力，也是锡伯族精神气质的重要方面。它的形成与本民族的历史实际是分不开的。自古以来锡伯族即表现为弱小民族，在历史上，先后被匈奴、契丹、蒙古、满等民族统治过，时间长达数百年之久。在长期的民族统治过程中，先后接受过匈奴文化（与锡伯族祖先鲜卑文化相近）、女真文化、蒙古文化、满族文化等。从历史资料上分析，接受上述民族的文化，有的是在民族压迫政策下造成的，有的是因文化相近而相互接受的，有的是因统治民族感化被统治民族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是，锡伯族接受上述民族的文化特点，并非是在完全放弃自己传统文化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广泛吸收其精华，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它一方面是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出于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的目的。从文化吸收效果上看，锡伯族的先祖早已懂得了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的进步作用和民族要发展必须向其他民族学习的深刻道理，并得到了历史的验证。通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这种乐于学习和接受其他民族长处的优良风尚逐步升华为对其他民族优良文化的认同心理，后来又发展为兼收并蓄。它是一种对待不同文化方面的积极民族精神和气质。
在民族文化认同心理和兼收并蓄方面，对锡伯族精神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汉文化。汉文化是中国的主体文化，具有悠久的历史。由于汉族形成较早，又较早进入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长期以来又与外界发生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所以其孕育的文化与周边各少数民族文化相比，其发展早已领先一步。对此，中国的各少数民族都是有目共睹的。自古以来，周边少数民族不仅向往中原物质经济而频繁与其交往，甚至发生掠夺现象，而且更向往其农业文明和手工业文明所孕育的进步文化，自古以来成为他们精神追求的重要方面。翻开历史可知，锡伯族的祖先自汉代始，就被置于边远地区与中原地区之间相互迁徙流动和文化交流的潮流之间。特别是至北魏时期，汉文化已被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所深刻认识，北魏政权已由被动接受开始主动接受，甚至进行了各领域的汉化改革。其结果不仅锡伯族先祖的文化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而且汉族也同时接受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合理成分，不同程度地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内容。目前，从华北汉族文化中仍可寻觅到其痕迹。锡伯族的先祖从北魏开始接触汉族文化，但因为锡伯族祖先的生产方式当时未引起根本性变革，汉族文化对该民族的影响只表现为表面化或局部化。到了唐代尤其是辽金时代，锡伯族的祖先已完成向农业文明的转变，汉族的农业文化开始直接影响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作为直接影响其民族精神气质形成的文化，已成为他们首先接受的对象。总起来讲，从这时起，中原儒、道、佛以及建筑艺术、服饰饮食等文化的认同心理和兼收并蓄的特征更加突出，这在当时东北各民族中是无与伦比的。汉族的儒学、佛教思想以及宗法思想已成为锡伯族先祖精神领域的主要文化成分，并鲜明地体现在婚姻、家庭、伦理、道德思想等各个领域。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自元至明末的近400年时间内，锡伯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蒙古文化的合理成分。到了清代，满族文化又以汹涌之势，全面影响了锡伯族文化。但从清代中期始，随着满族的逐步汉化，锡伯族又以稍慢于满族的速度，改革满族文化，加速接受了汉族文化。在数百年的历史过程中，锡伯族之所以对异族文化采取如此宽容和乐于接受的态度，这里主要是开放性的民族精神气质成为最主要的推动力。
历史翻到现代，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已成为各民族相互交往的主要方面。锡伯族的民族精神气质和兼收并蓄的特征更加强化，使汉文化的影响在目前的锡伯族中间已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锡伯族文化在不少方面已与汉族文化融为一体，该民族的开放性特点已被各民族所共同认识。锡伯族形成之后经过数百年历史的发展，对各民族文化的认同心理以及兼收并蓄性，最后成为目前锡伯族精神气质的重要方面和特征，并且以后还将成为其主要方面和特征。
第六节锡伯族地名文化
地名属于文化范畴。地名文化既是地名各学科研究的对象，又是历史学探讨的领域之一。地名对研究和探讨地区史、民族史、民族语言以及国界问题，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因为从地名的功能上讲，它们是地域方位的符号，但它们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符号，它们承载的是历史，是民族发展历史的轨迹，是民族文化的闪光点。少数民族地区的地名具有较鲜明的地区特点（又称地域特点）和民族特点。地区特点是民族特点筑就的；而民族特点就是地名的民族语属性。从少数民族语属地名还可以窥见其心理文化的积淀以及其语言构词特点等。
锡伯语属地名是锡伯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些地名（包括历史地名、文化地名、自然地理实体地名、行政区划地名、居民点地名、经济地名等）文化可以勾勒出锡伯族的历史发展脉络，窥见其语言、心理特点。锡伯族的祖先自汉代始就从大兴安岭地区逐步南迁，至清乾隆年间，形成了目前大分散、小聚居，东北、西北分处两地的局面。在频繁迁徙过程中，给其曾经滞留之地遗留了不少与锡伯族历史、文化相关的地名。阐述这些地名文化，对了解锡伯族的历史、文化、语言等，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根据史料记载和专家学者的考证认为，锡伯族的远祖鲜卑，汉代以前就活动于大兴安岭一带，主要以狩猎为生。其活动中心汉籍称为“大鲜卑山”。20世纪80年代初，史学工作者发现了位于大兴安岭北段、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族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10千米处的嘎仙洞。它就是《魏书》中提到的拓跋鲜卑的“先帝旧墟石室”，亦即锡伯族祖先在汉代以前的活动中心。嘎仙，即锡伯语“嘎善”之意，具有故乡、原籍之意。汉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锡伯族祖先逐步南徙。其迁徙路线基本沿嫩江流域往南移动，到清初锡伯族已分布于黑龙江、辽宁等地的部分地区。到清乾隆中期，基本形成了锡伯族目前的分布局面。在自汉代至清末2000多年的历史活动中，锡伯族的祖先或狩猎，或游牧，或屯垦，在东北各活动地区留下了许多与其有关的地名，其中包括山名、河名、城名、地域名、沟谷名等。这些地名散见于有关东北的全国性和地方性古籍文献之中，如《黑龙江舆地图》《清实录》《盛京通志》《舆地秘图》《皇朝通志》《吉林通志》《辽海丛书》等，也被后人频繁引用于其着述之中。这些地名多带部族或民族名称，如“室韦”“席北”“席百”“席伯”“西北”“锡窝”“索伯”等。它们均系“锡伯”的同音异写。
兴安岭。该名称是自古相沿的山脉名。据考证，兴安岭原音为“夏恩阿林”或“沙彦阿林”，系锡伯语。“夏恩”和“沙彦”意为白，“阿林”意为山。口语快读为“兴安岭”。目前学术界已定论，汉代以前，锡伯族的祖先鲜卑就活动于大兴安岭，嘎仙洞即其活动中心。因此，兴安岭的名称与锡伯族祖先使用的语言有关系，亦即与现锡伯语意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