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鸡的失踪，是几时和怎样，自然便成了问题。我的意见是：那鸡才送回来的十号的晚上，不知道飞上那小屋里去，伏在地上被鼬鼠衔去了。安娜和儿女们都不以为然。他们说：鼬鼠是只吸血的，并不会把鸡衔去；纵使衔去了，笼里和附近也会略见些血迹。安娜以她那女性的特别锐敏的第六感断定是被人偷了。她说，来过一次，定然还要来二次，鸡可以偷，别的东西也可以偷的。自从发现了鸡的失踪的十二号起，她是特别地操心，晚间要把园门上锁，鸡的小屋待鸡息定后也要亲自去关闭了。
二
今天是九月十四号。
早晨在五点半钟的时候，把朝南的第一扇雨户打开，饱和着蓑荷花香的朝气带着新鲜的凉味向人扑来。西南角上的一株拳曲着的古怪的梅树，在那下面丛集着的碧叶白花的蘘荷，含着花苞正待开放的木芙蓉，园中的一切其它物象都还含着睡意。
突然有一只白鸡映进了我的眼里来，在那东南角上的铁网笼里，有开着金色花朵的丝瓜藤罩着的地方。
（该不是失掉了的那只鸡回来了？）
这样的话在脑神经中枢中刚好形成了的时候已经发出了声来。
——“博，你去看，鸡笼里有只白鸡啦，怕是那只鸡回来了。”我向着在邻室里开着雨户的二儿说。
——“那不会的，在前原是有一匹的。”阿博毫不踌躇地回答着，想来他是早已看见了那只白鸡。
——“旧的一匹带黄色，毛不大顺啦。”我仍然主张着我的揣测。
接着四女淑子也从蚊帐里钻出来了，她跑到我的跟前来。
——“那儿？白鸡？”她一面用两只小手在搓着自己的眼睛，一面问。待她把鸡看准了，她又说出阿博说过的同样的话：“不会的，白鸡是有一匹的。”
小儿女们对于我的怀疑谁都采取着反对的意见，没人想去看看。我自己仍然继续着在开放雨户。
面孔上涂着些煤烟的安娜，蓬着一个头，赤着一双脚，从后面西北角上的厨房里绕到前庭来了。她一直向着鸡笼走去，她自然是已经听见了我们的谈话的。她走到笼子外面，立着沉吟了一会。
——“是的吗？”我站在廊沿上远远问着。
她似乎没有回答，或者也怕回答的声音太低，没有达到我这半聋的耳鼓里。但她走转来了，走到我们近旁时她含着惊异地说：“真的是那只母鸡！”
这惊异的浪子便扩大起来了，儿女们都争先恐后地要去看鸡。
鸡自然是被人偷去又送转来的，来路自然是篱栅上的那两处切口了。但妻儿们在园子中检查的结果，也没找出什么新的脚印来。
一家人围坐在厨房里的地板上吃早饭的时候，话题的中心也就是这鸡的归来。鸡被偷去了又会送回，这自然是一个惊异；但竟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可惊异的事，尤其是等于一个奇迹。这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奇迹呢。……
——“一定是那H木匠干的，”我说，“那老板娘把鸡借去了很久，大约是那H不愿意送还，所以等到那老板娘送还了的一晚上又来偷了去。那鸡笼不是他做的吗？路径，他是熟悉的啦。大约是偷了回去，夫妻之间便起了风波，所以在昨天晚上又才偷偷地送回来了。”
安娜极端反对我这个意见，她说：“那H老板娘是讲义理的人。”
——“是的啦，唯其是讲义理的人，所以才送转来。”
——“分明知道是我们的鸡又来偷，他们绝对不会这样做。”
——“H老板娘做不出，我想那木匠是能够做出的。他现在不是很穷吗？”
安娜始终替他们辩护，说他们目前虽然穷，从前也还富裕过。他们是桦太岛的人，在东京大地震后的那一年才迁徙来的，以为可以揽一大批工作，找一笔大钱，但结果是把算盘打错了。
吃过了早饭后，大的四个孩子都各自上学去了。安娜一面收拾着碗盏，一面对我说：“你去看那鸡，那好象不是我们的。勒葛洪种的鸡冠是要大些的。”
但我把岁半的鸿儿抱着要走去的时候，她又叮咛着说：“不要把上面的小屋门打开，不要放出别的鸡来，我回头要去找H老板娘来认那只鸡。”
她要去找H老板娘来，我是很赞成的。因为她可以请她来认认鸡，我也可以在她的面孔上读读我的问题的答案。
我从园子中对角地通过，同时也留意着地面上的脚迹，的确是辨别不出新旧来。
小巧的母鸡照样在笼子里悠然地渔着食，羽毛和白鹤一样洁白而平顺，冠子和鸡冠花一样猩红，耳下的一部分带着一层粉白色，表示出勒葛洪种的特征，只是头顶上的一部分未免浅屑得一点，而且也不偏在一边。这鸡大约不是纯种吧？但这究竟是不是原有的鸡，我也无从断定。因为旧有的鸡我并没有仔细地检验过，就是H老板娘抱来的一匹我也是模糊印象的了。
不一会安娜也走到了笼边来。她总说那鸡不是原有的鸡，无论怎样要去找H老板娘来认一下。她说：“我是很不放心的，气味太恶。”
我觉得她这不免又是一种奇异的心理。鸡的被人送回，和送回这鸡来的是什么人，在她都不大成为问题：她的心理的焦点是放在有人在夜间两次进过我们的园子这一点上。她似乎以为在那鸡的背后还隐伏着什么凶兆的一样。她是感受着一种漠然的恐怖，怕的更有人要在夜里来袭击。
在鸡笼前面把鸿儿递给了她，我各自走上东侧的檐廊，我的所谓书斋。
三
不知道是几时出去了的安娜，背着鸿儿回来，从书斋东侧的玻璃窗外走过。后面跟着那位矮小的H老板娘。老板娘看见了我，把她那矮小的身子鞠躬到只剩得两尺高的光景。在那三角形的营养不良的枯索的面孔上堆出了一脸的苍白色的笑容，那门牙和犬齿都缺了的光牙龈从唇间泄露着。我一看见了她这笑容，立即感觉到我的猜疑是错了。她这态度和往常是毫无二致的。假使鸡真是她的丈夫偷去，又由她送了转来，她的笑容断不会有那样的天真，她的态度断不会有那样的平静。问题又窜入迷宫了。
她们一直向鸡笼方面走去，在这儿端详了好一会又才走了转来。据说鸡是原物，丝毫的差异也没有。
她们从藤架下走过，到西手的南缘上去用茶去了。不一会邻家的S夫人也从桂花树下的篱栅切口踱了过来。这人似乎是有副肾疾患的，时常带着一个乌黑的面孔，瘦削得也可惊人。
三种女人的声音在南缘上谈论了起来，所论的当然不外是鸡的问题，但在我重听的耳里，辨别不出她们所说的是什么。S夫人的声音带着鼻音，好象是包含有食物在口里的一样，这样的声音是尤其难于辨悉的，但出其不意的就从这声音中听出了几次“朝鲜人”的三个字。
——啊，朝鲜人！我在心里这样叫着，好象在暗途中突然见到了光明的一样。
由一九二三年的大地震所溃灭了的东京，经营了十年，近来更加把范围扩大，一跃而成为日本人所夸大的“世界第二”的大都市了。皮相的观察者会极口地称赞日本人的建设能力，会形容他们的东京是从火中再生出的凤凰。但是使这凤凰再生了的火，却是在大地震当时被日本人大屠杀过一次的朝鲜人，这要算是出乎意外的一种反语。八九万朝鲜工人在日晒雨淋中把东京恢复了，否，把“大东京”产生了。但他们所得的报酬是什么呢？两个字的嘉奖，便是——“失业”。
他们大多是三十上下的壮年，是朝鲜地方上的小农或者中等地主的儿子。他们的产业田园被人剥夺了，弄得无路可走，才跑到东京。再从东京一失业下来，便只好成为放浪奴隶，东流西落地随着有工做的地方向四处的乡下移动。象我住着的这个地方和扩大了的东京仅隔一衣带水，虽是县分不同的乡下，事实上已成为了东京的郊外。为要作为大东京的尾闾，邻近的市镇是有无数的住家逐次新建着的。因此也就有不少的朝鲜人流到这儿来了。
朝鲜人所做的工作都是些面土的粗工，从附近的土山运出土来去填平村镇附近的田畴或沼泽，这是一举两得的工事：因为低地填平了，土山也铲平了，两者都成为适宜于建筑家屋的基址。土是用四轮的木板车搬运的，车台放在四个轮子上，台上放着四合板的木框。木框放在车台上便成为车箱，一把车台放斜时，便带着土壤一齐滑下。车路是轻便铁轨，大抵一架车是由两个工人在后面推送。离我的住居后面不远便是取土的土山，在有工事的时候，每逢晴天的清早在我们还未起床之前，便已听着那运土车在轨道上滚动着的骨隆骨隆的声音。那声音要到天黑时才能止息。每天的工作时间平均当在十小时以上。我有时也每抱着孩子到那工事场去看他们做工。土山的表层挖去了一丈以上，在壁立的断面下有一两个人先把脚底挖空，那上面一丈以上的土层便仗着自己的重量崩溃下来。十几架运土的空车骨隆骨隆地由铁轨上辇回来，二三十个辇车的工人一齐执着铁铲把土壤铲上车去，把车盛满了，又在车后把两手两足拉长一齐推送起去。就那样一天推送到晚。用旧式的文字来形容时是说他们在做着牛马，其实是连牛马也不如的。
他们有他们的工头，大抵是朝鲜人，在开着“饭场”，做工的便在那儿寄食。他们在东京做工时，一天本有八角钱的工钱，工头要扣两角，每天的食费要扣两角，剩下的只有两三角。这是有工作时的话。假使没工作时，食费要另出，出不起的可以向工头借或赊欠，结果是大多数的工人都等于卖了身的奴隶。流到乡下来，工钱和工作的机会更少，奴隶化的机会便更多了。
他们在“饭场”里所用的饭食是很可怜的，每天只有两三顿稀粥，里面和着些菜头和菜叶，那便是他们的常食。他们并不是食欲不进的病人，否，宁是年富力强而劳动剧烈的壮夫，他们每天吃吃稀粥，有时或连稀粥也不能进口，那是可以满足的吗？
——“是的，朝鲜人！”
当我听到S夫人说着朝鲜人的声音，在我心中便浮起了一个幻想来。一位才到村上来的朝鲜人在“饭场”里受着伙伴们的怂恿，同时也是受着自己的食欲的鞭挞，在十号的夜间出来偷鸡，恰巧闯进了我们的园子来，便把那只没有飞上小屋的母鸡偷去了。待他回到饭场，向伙伴们谈到他所闯入了的地方时，伙伴中在村上住得久些的自然会知道是我们的园子。那伙伴会告诉他：“兄弟，你所闯入的是中国人的园子啦，他是和我们一样时常受日本警察凌辱的人啦。”就靠着那样的几句话，那只母鸡没有顿时被杀，而且由那位拿去的人在第四天夜里又送转来了。这没有顿时送还而隔了两三天的原故也是很容易说明的。大约是那几天太疲倦了，在夜里没有牺牲睡眠的余力，不则便是食欲和义理作战，战了两三天终竟是义理得了胜利。
那只母鸡的去而复返，除此而外没有可以解释的第二种的可能。
四
在两位女客谈论了半个钟头的光景走了之后，安娜抱着孩子走到我的面前来。我问她们是谈论了些什么事情，不出所料地是她说：“S夫人疑是‘朝鲜拐子’偷去的，村上的‘朝鲜拐子’惯做这样偷鸡摸狗的事。”
同时她又向我告诉了一件朝鲜人吃人的流言，也是那S夫人在刚才告诉她的。
说是在东京市的边区M地方，有由乡下带着草药进市做行商的女子走到了一处朝鲜人的合宿处。那儿的“朝鲜拐子”把女子诱上去强迫着轮奸了，还把她杀了，煮来大开五荤。适逢其会有一位饭场老板，他们的工头，走去，被他们邀请也一同吃了。那工头往茅房里去，才突然发现那粪坑里有一个女人的头和手脚，才知道他所吃的是人肉。他便立即向警察告了密，事情也就穿了。
这样的流言，当然和东京大地震时朝鲜人杀人放火的风说一样，是些无稽之谈。但这儿也有构成这流言而且使人相信的充分理由。朝鲜人的田地房廊被人剥夺了，弄得来离乡背井地在剥夺者的手下当奴隶，每天可有可无的两三角钱的血汗钱，要想拿来供家养口是不可能的。他们受教育的机会自然也是被剥夺了的，他们没有所谓高等的教养，然而他们和剥夺者中的任何大学教授，任何德行高迈的教育家、宗教家等等，是一样的人，一样的动物，一样地有食欲和性欲的。这食欲和性欲的要求，这普及于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要求，便是构成那流言的主要的原因。
释迦牟尼也要吃东西，孔二先生也要生儿子，在日本放浪着的几万朝鲜人的奴隶，怕不只是偷偷鸡、播播风说的种子便可以了事的。
1933年9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