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具有一定兴趣和信念的人会发现，生活在某一群体中时，自己实际上成了一个被驱逐者，在另一个群体中，则又作为一个完全正常的人而被接受。许许多多不幸，尤其是青年人的不幸，即由此而产生。
一个青年男子或女子接触到某些新思想，但是发现这些思想在他或她生活的环境中受到诅咒，于是这个青年很容易产生这种想法，把自己所熟悉的唯一环境当做整个世界的代表。他们难以相信，在另一个地方，在另一个群体中，他们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而不敢申言的观点会被当做普通常识而接受。正是由于对世界的无知，人们经受了许许多多不必要的痛苦，有时只是在青年时期，而不少人甚至整个一生都如此。
这种孤独不仅是痛苦的根源，而且也使人面对敌对环境，为了保持精神上的独立，这一不必要的任务消耗了巨大的能量。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一般的逻辑推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产生胆怯心理，不敢去接受这些思想。
几乎对所有人来说，同情的环境为幸福所必需。当然，对多数人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具有同情心的。这种环境把流行的偏见灌输到青年头脑中，使他们本能上同周围到处都接触到的信仰、习惯合拍适应。但是对为数不少的人，其中几乎包括了所有具有聪明才智、艺术才华的人来说，这种默认态度是难以接受的。
比如，一个人生长于某一乡村小镇，在年纪很轻时就发现自己被一种敌对态度所包围，这种态度对一切有益于心理健康发展的事物都加以敌视。如果他想读一些严肃正经的书，其他孩子就瞧不起他，老师则说这种书是蛊惑人心的；如果他对艺术发生兴趣，他的同辈人会觉得他没有男子汉气质，年长一些的人则认为他不正经。不管他向往的职业如何体面，只要在他生活的那个圈子里是很少见的，别人就会说他想出人头地，还会说他父亲干的那一行对他来说才真正合适。要是他稍稍显出一点苗头，企图批评父母的宗教信仰或是政治倾向，他就很可能碰上大麻烦。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对大多数具有特殊才能的青年男女来说，青春期成了一个不幸的时期。对那些更为普通的同伴来说，则是一个高兴快活欢乐的时期，但是前者希望学习更为正经、严肃的东西，而这一切在他们所生长的特定社会环境中，在他们的兄长或是同代人身上都无法寻到。当这类年轻人上了大学，他们可能会找到志趣相投者，并度过几年幸福时光。如果他们很幸运，那么在大学毕业后，他们可能会找到这样的工作，这种工作能使他们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侣伴。一个有才智的人，在伦敦、纽约一类的大城市中，一般总能找到志趣相投的一群人，在那里他不必故作虚伪束缚自己。不过要是他的工作迫使他居住在一个更狭小的环境里，尤其是要求他对普通的人们表示出尊敬恭顺，比如，当一个这样的医生或律师，他或许会发现，在自己整个一生里，都不得不对自己天天见面的那些人隐匿自己的真正兴趣和信念。
如果要使幸福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某种方法使舆论的独断专横得以减轻，或得以消除，只有这样，具有聪明才智的少数人才能够互相了解，并从各自的社交活动中得到乐趣。
在很多情况下，不必要的胆怯使得问题更为严重。有的人显然对舆论很害怕，有的人则漠然置之，对前者来说，舆论总是显得更为恐怖专横。一只狗在人们对它表示害怕而不是轻蔑时，会叫得更凶狠，也更会咬人。人类社会也同样有这一特点，要是你显示出害怕，你等于给了别人捕猎追获的机会，而要是你对他们不屑一顾，他们就会开始怀疑自己的力量，因而倾向于对你不加干涉，当然我不是在提倡极端的蔑视挑战的态度。
要是你在肯辛顿持有在俄罗斯很流行的观点，或是在俄罗斯保持在肯辛顿传统接受的观点，你得自己为这一后果负责。我考虑的不是这些极端的形式，而是那些较为和缓的与传统习俗相对的过失行为，诸如穿着不合潮流，不参加某一教派，或是不去读某些智慧之书。
这类过失，如果是情绪轻松地、漫不经心地去做，不是带着挑衅，而是自发随意去做，即使在最为保守的社会中也会得到容忍。渐渐的，他就可能取得被默认的精神病患者这样一种地位，允许他去做的事情在别人身上就显得难以原谅了，这多半成了某种好心肠与友善态度的问题。
保守的人被他们与传统的决裂所激怒，多半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决裂是对他们自己的批判。如果一个不因循守旧的人，能够以友好轻松的态度，向他们、向即使是最愚笨的人说清楚，而并不准备去批评他们，那么他们是会宽恕他的。
但是这种躲避非难指责的方法，对那些兴趣见解完全不可能得到大众同情的人来说，是没有作用的。他们的缺乏同情使得这种人很不安，并且采取一种好斗的态度，尽管表面上他们保持一致，尽量避免尖锐的冲突。因此，那些和自己所处的群体传统习惯不协调的人，往往显得很刺人，不安宁，缺乏广泛的幽默感。同样是这些人，让他们处于另一个别人并不因其观点不同而责怪的群体中，就会完全改变他们的个性，使他们从原来的严肃、羞怯和谦恭转变为愉快、轻松、充满自信；从固执、刚愎，变得平易近人；从以自我为中心变为善于社交、性格外向。
因此，只要有可能，那些发现自己与所处的环境不协调的年轻人，应该积极选择这样一种职业，这种职业给他们寻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提供了机会，尽管这样做可能会损失一大笔收入。由于他们对世界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常常不知道有这种可能性存在，他们会很容易想象，自己在这里已经习惯了的这种偏见全世界都有。在这方面，老一辈的人可以给年轻人不少指导，因为这需要相当多的社会经历。
在目前心理分析很盛行的时代，人们往往习惯于这么假定：任何年轻人，如果与周围的环境不协调，原因一定在于他的某种心理失调。我以为这是完全错误的，举例来说，我们假设有个年轻人，他的父母认为进化论是邪恶的，在这种情况下，使他失去他们同情的唯一原因便是知识问题。当然，一个人与周围的环境失去和谐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并不总是值得花一切代价去加以避免的。当这一环境充满了愚蠢、偏见和残忍时，它的不和谐倒是一大长处。在某种程度上，在任何一个环境中几乎都存在上述情况。
伽利略和开普勒有过“危险的思想”（在日本是这么说的），我们时代最有聪明才智的人也是如此。以为将社会意识大大发展，让那些人对由他们的思想意识所激怒的社会敌视态度表示恐惧，这是不可取的。值得去做的是，寻找出一些方法来，使得这种敌视尽可能削弱，尽可能失去影响。
在今天，这一问题主要见于青年人身上。要是一个人一旦处于合适的职业岗位和合适的环境中，他多半可以逃脱社会的迫害；但是在他尚年轻、他的长处还未经过考验时，他往往处于无知者的掌握中，这些无知者以为自己能够对那些一无所知的事情作出判断，当他们知道这么一个年轻小伙子竟然比他们这些有广泛阅历的人懂得还要多时，不禁勃然大怒。许多最终逃出了这种无知独裁的人，经过艰苦的斗争和长期压抑后，他们感到痛苦失望，精神大受挫伤。
有这么一种颇为轻松的说法：是天才反正会成功的。根据这种观点，许多人以为对年轻人才能的迫害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但是无论如何，绝没有理由接受这种观点，这无疑等于说谋杀终将暴露。显然我们知道的谋杀案都已经被发现了，但又有谁知道，有多少谋杀案人们从来都没听说过呢？
同样的情况是，我们听到的那些天才都是在战胜逆境后才取得成功的，但是没有理由说，许许多多的天才不是在青年时期凋零消失的。
当然，我们不必有意嘲弄舆论，这样将在一种更混乱的情况下，被置于其控制中。但是对它采取真诚的不偏不倚的冷淡态度，就会成为幸福的力量和源泉。一个由这样的男女组成的社会，他们对传统习俗没有过分的屈从，这比人人行动划一的社会更加丰富多彩。当每个人的个性都得到了发展，各种类型的特征都得到保留，这就使我们去会见各色新人显得有价值，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已经见过的人的翻版。这曾经是贵族阶层的一个特权，他们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地位，允许其做出各种怪僻无常的行为。
在现代世界，我们正在失去这种社会自由的基础，因此很有必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一致性的危险。我并不是说人们有意去做出什么怪僻行为，这同因循守旧一样是无意义的。我只是说，人应该顺其自然，只要他自发的兴趣爱好不是反社会的，就应让其自然流露出来。
对舆论的恐惧，同其他形式的恐惧一样，是压抑的，它阻碍人的发展。只要这种恐惧心理仍然很强烈，就很难取得任何伟大成功，更不可能取得精神自由。而真正的幸福即源于这种自由，因为只有当我们的生活方式是出自于自己深刻的冲动刺激，而不是出于碰巧成为我们邻居、亲戚等人一时的趣味爱好时，我们才有可能得到幸福。
对近邻的恐惧无疑比过去减少了，但是现在又有了一种新的恐惧，即对新闻报纸的恐惧。这同中世纪对行巫者的搜捕一样令人可怕。
当报纸找一个与人无害的人做替罪羊时，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幸运的是，绝大多数人通过默默无闻摆脱了这一命运，但是随着宣传手段的日益改进完善，这种社会迫害新形式的危险性也就越来越大。这对作为其牺牲品的个人来说，绝不是一桩靠蔑视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不管人们对新闻自由的原则怎么看，我认为应该制定出比现存的诽谤罪更为严厉的法律来，任何使无辜者难以忍受的事情都应予以禁止，即使他们偶然做了或说了某事，也不允许恶意地渲染、公开使他们蒙受不名誉。
然而，根治这种邪恶的唯一办法是，公众方面应采取更为宽容的态度。加强容忍态度的最好办法在于，使这样一类人的数量大大增加，他们享受到真正的幸福，因此不会把对人类同伴的痛苦折磨作为自己的主要快乐。
慧心禅语：
自由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实际上它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的每一个选择，每一个行动都与自由息息相关。我们是生活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的，别人的行为必将影响我们的行动；换个角度想，我们的行为也将会对别人的自由造成影响。为别人考虑的前提是要先处理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不能因为自身的原因而影响别人，在这个基础上“以自我为中心”去处理问题，则更容易获得别人的赞赏和理解，这就是我们所苦苦追寻的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