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帝四年（前191年）废除《挟书律》，进一步促使诸子学说复苏，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较活跃，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汉初，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在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和刑名之学的黄老学说受到重视。武帝即位时，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已不能满足上述政治需要，更与汉武帝的好大喜功相抵触；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显然与武帝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相适应。于是，在思想领域，儒家终于取代了道家的统治地位。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继位后，丞相卫绾奏言：“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窦婴、丞相田蚡还荐举儒生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褒扬儒术，贬斥道家，鼓动武帝实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议不向窦太后奏事。窦太后对此不满，于建元二年罢逐王臧、赵绾，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职。建元六年，窦太后死，儒家势力再度崛起。
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到长安，亲自策问。董仲舒在对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现在师异道，人异论，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统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数变，百家无所适从。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地。”董仲舒指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很受武帝赏识。儒术完全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而道家等诸子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专制帝王，汉武帝在思想文化界首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政策，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与主导地位，使得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成为定型，而作为一种成熟的制度亦同样成为定型；是他完成了专制政治结构的基本工程，所谓“内圣外王”，刚柔相济，人治社会的政治理想第一次因为有了一套完备的仕进制度而得以确立；是他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不过，若从另一个角度去看，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固然自有其进步意义，但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却也同样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同时却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之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的确成为超稳定社会之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之定式；至于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与攻伐，则更是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之恶劣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
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质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就像宋代诗人莲池生在自己的诗中所写的那样：“汉武爱名马，将军出西征。蹀血几百万，侯者七十人。区区仅得之，登歌告神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即是对帝王个人作为的最佳注脚。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从汉武帝对待神仙方术的态度，可以看出他偏执与迷狂的心态，从“巫蛊之祸”的发生，更能够看出他晚年的冷酷残忍、喜怒无常——人治社会常常会出现像汉武帝这样的“半截伟人”。受到生理、智力、年龄等诸多方面的限制，汉武帝的个人作为也不过是暴露了人治社会的共同弊端而已。
（6）宋朝时，礼仪又有了长足的发展，成为封建礼教发展的又一高峰。宋代礼的发展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程朱理学的出现，一个是礼仪向家庭——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迅速扩延。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有程颖、程颐和朱烹。特别是朱烹被后世统治者称为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代圣人。他们的主要理学思想就是天理论。天理论认为，自然界天地万物无不体现天理，人性本质是天理的体现，三纲五常也是天理的体现，统治者制定的政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手段，也是天理的体现。“人伦者，天理也”“孝悌忠信、仁义礼智，皆理也”，而天理“不为圣贤而有余，不为愚不肖而不足”，“自是豆古豆今常在不灭之物，虽于五年被人作坏，终珍灭他不得耳”，这就是说，天理具备不为人的意志所左右、亦非人力所能干预的绝对权威和永恒性质，它的合理性不容置疑。他们还提出“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但人欲与天理相牴牾，凡违背礼义规范的行为都属于人欲，“非礼而听视言动便是人欲”、因之，作人的根本意义就在于能“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家礼，即家庭礼仪。统治阶级的学者终于“领悟”到治国必先治家，治家必先修礼。于是宋代的家礼兴盛起来，最著名的百司马光的《深水家礼》、朱熹的《朱子家礼》。家礼的核心是孝，晚辈孝顺长辈、尊敬长辈，但统治阶级把家礼政治化，移孝于君，即利用人们对长辈的正常感情，引导人们忠于君，而当时宣传的忠、孝已与儒家原本双向的“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的伦理道德大相径庭，变成无原则的灭人欲的忠、孝。在这种统治思想笼罩下，社会上一叶出现了愚忠、愚孝。宋代的程朱理学以及家礼就这样严酷地窒息了人们的思维自由、扼杀了人们的个性、独立性，巩固、强化了家长式的专制主义统治。
朱熹（1130-1200），字元晦，是我国历史上继孔子之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朱熹早年出入佛、道。31岁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专心儒学，成为程颢、程颐之后儒学的重要人物。淳熙二年（1175年），朱熹与吕祖谦、陆九渊等会于江西上饶铅山鹅湖寺，是为著名的鹅湖之会，朱陆分歧由此更加明确。朱熹在“白鹿国学”的基础上，建立白鹿洞书院，订立《学规》，讲学授徒，宣扬道学。在潭州（今湖南长沙）修复岳麓书院，讲学以穷理致知、反躬践实以及居敬为主旨。他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朱熹在任地方官期间，力主抗金 ，恤民省赋，节用轻役，限制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并实行某些改革措施，也参加了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朱熹在从事教育期间，对于经学、史学、文学、佛学、道教以及自然科学，都有所涉猎或有著述，著作广博宏富。
相传朱松曾求人算命。卜者说：“富也只如此，贵也只如此，生个小孩儿，便是孔夫子。”恐是后人附会，朱熹学成大儒则是事实。建阳近邻有个南剑州（后延平府今南平市），是道学最初在南方的传播中心，朱松十分热衷道学，与当地道学家交往甚密。这种环境对朱熹的一生有着深刻的影响。 他师承当时的洛学一脉“南剑三先生”李侗的教诲，开创闽学，集理学之大成，与“南剑三先生”并称为“延平四贤”。
朱熹晚年定居建阳考亭讲学，四方学子不远千里前来求学，研究理学，著书立说，与蔡元定等创建学术史上令人瞩目的“考亭学派”，考亭也因此喻为“南闽阙里”，建阳称为“理学之乡”，也因朱熹、蔡元定、刘爚、黄干、熊禾、游九言、叶味道史称“七贤过化”之乡。如今每年清明节前后，远在美日韩及港澳台等海外朱子后裔都会前来祭祀拜谒，他所创立的南宋理学迄今仍被美国、日本、韩国、马来西来等国推崇。
朱熹受教于父，聪明过人。四岁时其父指天说：“这是天。”朱熹则问：“天上有何物？”其父大惊。他勤于思考，学习长进，八岁便能读懂《孝经》，在书题字自勉曰：“苦不如此，便不成人。”朱熹十岁时父亲去世，其父好友刘子、刘勉子、胡宪三人皆是道学家。当时的道学家一部分排佛，一部分醉心学佛，他们皆属后者。因此朱熹既热衷于道学，同时于佛学也有浓厚兴趣。绍兴十七年（1147年），十八的朱熹参加乡贡，据说就是以佛学禅宗的学说被录取的。主考官蔡兹还对人说：“吾取一后生，三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绍兴十八年（1148年），朱熹考中进士，三年被派任泉州同安县主簿，从此开始仕途生涯。赴任途中拜见了著名的“南剑三先生”道学家程颐的再传弟子李侗。绍兴三十年（1160年），三十岁的朱熹决心向李侗求学，为表诚意，他步行几百里从崇安走到延平。李侗非常欣赏这个学生，替他取一字曰元晦。从此，朱熹开始建立自己的一套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理学。
朱熹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去发现（格物穷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就是朱熹客观唯心主义思想的核心。淳熙三年（1176年），朱熹与当时著名学者陆九渊相会于江西上饶鹅湖寺，交流思想。但陆属主观唯心论，他认为人们心中先天存在着真、善、美，主张“发明本心”，即要求人们自己在心中去发现真、善、美，达到自我完善。这与朱的客观唯心说的主张不同。因此，二人辩论争持，以至互相嘲讽，不欢而散。这就是中国思想史上有名的“鹅湖会”。从此有了“理学”与“心学”两大派别。
（7）明朝礼仪之风更加兴盛，理论上虽没有发展，但名目增多，形式更完善，如家礼名目有忠、贞、节、烈、孝。此外，君臣之礼、尊卑之礼、交友之礼更加明确等。清朝政府继明之后很快接受了汉族的礼制，甚至把礼发展到僵化、刻板的地步。如乾隆皇帝即使对外国使节也要求其行中国式跪拜礼，经过一番交涉后，才勉强答应外国人施以西洋式单腿跪拜礼。
（8）辛亥革命的胜利宣告皇帝退出中国历史政治舞台、封建社会政体结束。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革命，据弃封建意识、思想文化、旧的礼教。以陈独秀、李大剖、鲁迅等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人物是反对礼教的。鲁迅先生在小说《狂人日记》中借“征人”之口深刻揭露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五四运动就直接提出“打倒孔家店”、批判孔孟之道。确实。我们应该把为维护皇权、专制、封建等级秩序而被后代统治阶级强加于儒学的三纲五常、愚忠、愚孝、贞节烈等封建礼教列除掉，还儒学的本来面目，取其精华，兼收并蓄世界各民族的礼仪来规范我们的举止、行为、语言，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民族的礼仪素质，塑造民族个人的现代文明形象，使我国早日以“礼仪之邦”的形象重新屹立在世人中间。
我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史表明，“礼”无论对于社会还是对于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对社会而言，“礼”是社会道德文明程度的直观表；对个人而言，“礼”是一个人道德素质和教养程度的外在标志。不可否认，在封建时代，“礼”的许多具体内容，实际上强化着上下尊卑的封建等级观念，其中不少繁文缛节早已过时，失去了意义。但是，“礼”在维护社会秩序，协调人际关系，倡导言谈举止的文明礼貌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无论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今天，我们仍然要借助“礼”的形式，继承古代礼仪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创造出我们当代所需要的新的礼仪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