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义会议的前奏：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1935年12月10日，红军攻占通道县城。到达通道后，毛泽东和张闻天进行了会谈，就湘江战役严重损失和今后的去向进行了交流，张闻天就当前的困难紧急形势作了分析，毛泽东就第五次反“围剿”自己曾提出的合理建议作了回顾，包括福建事变、湘中调敌等，提出了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的倡议。并且与王稼祥也进行了商议，由洛甫向周恩来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建议，周恩来后向博古转达，但是博古开始不同意召开，周恩来就劝说，洛甫同志是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是政治局委员，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三人有权建议召开会议，并说我也赞同他们的意见。现在是扭转危机的关键时刻，趁着敌人还没追上来，抽空召开个会议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做个决定，以有利于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这时因为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的惨败，博古也不怎么信任李德了。因为失利对领导红军和中央心灰意冷，他觉得周恩来说的也有道理，就没和李德商量，同意了周恩来转达的毛、张、王的开会建议。
1．通道会议
召开时间是1934年12月12日，地点是在通道县县溪镇恭书院，程度是紧急，会议主题是红军行动方向问题。参加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朱德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李德后来曾写道：“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红军主力如果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军委二局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以摆脱湘西之敌，争取主动，使红军得以休整，恢复体力，提高士气。朱德首先表示赞成，接着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等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但是由于李德等仍坚持让那些平行线上的敌军超过红军，然后红军在敌军背后再转向北方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会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只是决定行军路线作出调整，西进贵州，后沿黎平、锦屏北上，再去会合红二、六军团。
这是毛泽东在行军途中，积极主动和广大指战员交流商讨的结果。毛泽东第一次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当然关键还是周恩来决定采纳毛泽东的主张。
虽然没有说服博古及李德，但是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据成仿吾回忆，在这之前，毛泽东同志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没有了发言权，这次是因为他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得到了多数同志，特别是下层的拥护。
2．黎平会议
12月15日攻占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召开时间是1934年12月18日，地点是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店铺内，会议主题是继续讨论红军行动方针问题。博古、李德继续坚持由黎平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那里创建新的根据地。李德因病没有出席，是托人把他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的。
毛泽东发言说：“目前党和红军正面临全军覆灭的危机，如果按照李德同志的原定计划，继续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必然钻进敌人已经部署好了的口袋。我们3万疲惫之师要对付敌20万大军，无疑是自取灭亡。贵州王家烈的部队是有名的‘双枪军’，战斗力较为薄弱，而且黔境内，有几个小军阀矛盾很深，争斗激烈，我们可趁虚而入。这样我们既可摆脱敌重兵追击，又可占据一块地盘，让部队稍事休整。”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相继发言，表示支持毛泽东的建议。博古看着众口一词的与会同志，没有表态。周恩来再次询问，博古仍是沉默不语。于是周恩来主动代表三人团作了会议总结，最后决定采纳毛泽东的意见，西进渡乌江北上，向贵州西北进军。会议通过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兹特电告中央政治局本十八日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此决定经你们传达至师及梯队首长为止。在部队中关于本决定之解释总政治部另有训令。
中央书记处
1．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日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2．根据于甲、使我野战军于今后能取得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之密切的协同动作。乙、在政治的、经济的及居民群众的各种条件上，求得有顺利的环境，便利了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及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之发展。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阻止敌驱迫我至前述地区之西南或更西。
3．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4．政治局认为，为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这在目前成为主要危险倾向。
5．责成军委依据本决定按各阶段制定军事行动计划，而书记处应会同总政治部加强政治工作，以保证本决定及军事作战部署之实现。
1934年12月18日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明确规定红军改变行军方向，以遵义为中心。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据聂荣臻回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几十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军委纵队政委陈云在后来以廉臣的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写道：“赤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确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人被缴械，并连失黎平、黄平、镇远三府城，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赤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进，此时赤军士气权旺，服装整洁。部队中都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杨尚昆回忆，从黎平到遵义，战略目标明确了，行动出敌不意，避强打弱，掌握了主动权，士气高涨。部队整编恢复了红军密切联系群众的传统。
这两次会议都有一个特点，都是周恩来主持的，尤其是黎平会议，李德又没参加。而周恩来也一直来与李德等在军事不一致，他还是赞同毛泽东一些军事策略的。由于毛泽东一路来劝说，加上此前的“左”
倾教条指挥的惨败，所以大部分与会人员都赞同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会后，周恩来把黎平会议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雷霆，质问周恩来。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总理一拍桌子，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们又马上把灯点上。”周恩来后来也回忆说是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和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于军事路线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也与以前不同，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博古这时所持态度是少数服从多数，尽管自己意见被会议所否定，还是服从会议决定。当他知道周恩来和李德吵起来时，对周恩来说：“不要理他（指李德）。”
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根据黎平会议发出《关于军委执行中央政治局12月18日决议》的决议，部署了红军的最近时期的行动。第二天，坐在担架上的张闻天、王稼祥在黄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里休息时作出了决定中国命运的决定。王稼祥问张闻天红军最后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张闻天说还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我看这仗这样打不是个办法，还是要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王稼祥认同说他也是这么想的。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闻天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想法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间传达，他们也主张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3．猴场会议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乌江、攻占遵义。毛泽东的警卫员陈昌奉说，在猴场时，分给毛泽东住的房子是住过的最好的房子，象征着毛泽东的地位开始提高。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由于我野战军即将通过乌江，跨进我们12月18日政治局会议所预定的新苏区根据地的一部的遵义地带，开始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最后阶段。因此政治局关于在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特有以下新的决定：1．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如薛岳的第二兵团或其他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的一部，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2．必须在“创造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消灭蒋介石的主力部队”的基本口号之下，在全体红色指战员中间进行广大的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提升他们的战斗情绪，坚强他们作战的意志与胜利的信心。并且指出新苏区根据地只有在艰苦的残酷的胜利的战斗中才能创立起来，反对一切逃跑的倾向与偷安休息的情绪。
3．不论蒋介石的“追剿”部队向我们迅速追击或推迟时日，必须尽量利用我们所争取得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并进行整顿补充的工作。特别加强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在充实战斗连的原则之下，应缩编我们的部队，军委纵队必须继续缩小，以适合于新的作战环境。
4．同样在这一时间内，必须有计划地与有步骤地来开始我们的赤化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坚决消灭当地贵州军队与地主武装，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材，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地区。为达到这一目的，可以适当地使用我们的部队，但以不违背基本作战方针为原则。
5．在目前转入反攻已具有取得胜利的有利条件和形势之下，军委必须特别注意敌情的分析研究，通过敌情的侦察，抓住反攻的有利时机，并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取得有把握的胜利。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
6．责成书记处与军委保持同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密切的通讯联络。加强对于他们在政治上与军事上的领导，使他们以积极行动来配合我们的反攻。
7．责成总政治部根据这一决定起草新的政治训令。政治局认为这一反攻的彻底胜利，五次“围剿”的最后粉碎，与川黔边苏区的建立对于我们胜利地粉碎蒋介石正在布置的对于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新的“围剿”计划，有极端重要的意义。因此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为坚决实现这一决定而斗争。
据聂荣臻回忆，黎平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黎平和猴场会议，毛泽东的意见被大多数与会者支持，会议决定也基本上是以毛泽东的意见为依据而做出的。这两个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党和红军的转折的开始。《决定》指出的“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样就限制了博古、李德的瞎指挥。
12月上旬，从过老山界开始，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开始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的错误，认为失败是由军事领导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渡过湘江，王稼祥与负伤的聂荣臻一起行军，王稼祥与聂荣臻交换意见，认为博古、李德等人不行，必须让毛泽东出来领导。聂表示同意，说他也有这个想法。王讲，到时候要开会，把他们轰下来。进遵义之前，王稼祥最早向毛泽东提出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将毛泽东的主张和自己的看法告诉张闻天，他说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领导。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