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的门洞共有五个。“五”在中国古代被认为是最好的数字之一，因为它囊括了天下东、西、南、北、中各个方位，也囊括了大自然金、木、水、火、土所有的元素。五个门洞皆为券形（即上端呈圆弧状），且大小不一。中间的最宽，高8.82米、宽5.25米，专供皇帝通行。旁边的门洞依次为4.43米、3.38米宽。鲜为人知的是中间大门的名字为天安门，整个城楼和广场的称谓皆源于此，都是沾了大门洞的光！五个门洞均安有两扇朱红大门，门上各饰有铜镀金钉81颗。门钉有三个作用：一个是装饰，一个是代表等级，再一个起加固大门之用。自清朝起，对门钉的数量和排列作了严格规定：皇家建筑，每扇门的门钉是横九路、竖九路，一共九九八十一颗钉。九是阳数之极，象征帝王最高的地位；亲王的门钉为七路乘九路，王府的门钉是七路乘七路，再往下就是五路乘五路。这是绝对不能越雷池一步的，如果哪扇寒门胆敢钉上81颗铜钉，那是要受到严惩的。
天安门城楼的大殿为重檐歇山式屋顶，有正脊一条，正脊的两端是一对华丽的龙形琉璃装饰物，称为龙吻（又称大吻或正吻），另有垂脊八条，在垂脊顶端各有一条龙吻，故有“九脊封十龙”的说法。
歇山建筑屋面峻拔陡峭，四角轻盈翘起，玲珑精巧，气势非凡，它既有庑殿建筑雄浑的气势，又有攒尖建筑俏丽的风格。
在八条垂脊上各有十个栩栩如生的仙人走兽，为古代建筑规格最高。最前面的是“骑鸡仙人”，之后依次为龙、凤、狮子、天马、海马、狻猊、押鱼、獬豸、斗牛等九种形态各异的走兽。这些小兽有着各自的寓意，皆用于象征祥瑞、避邪防灾。老实说，小兽的面目个个狰狞，让人恐惧。天安门为何用狰狞的禽兽来辟邪呢？难道奉天之命统领天下的皇帝不足以驱邪吗？着名哲学家、美学家李泽厚，在他那部被称为中国当代美学“圣经”的《美的历程》专着中有精辟的论述：“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进。”显然，皇帝的内心也是虚弱的。他不仅要靠外力给自己壮胆，也要靠外力来麻痹、威慑百姓。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结构为木质，与石质的西方建筑相比更显温情。天安门大殿的飞檐下是令人眼花缭乱而又排列有序的斗拱和梁枋。斗拱为我国传统木构架体系中独有，是斗形木弓形横木组成的具有翘、昂、拱特点的木制构件。梁枋又分额枋、檐枋，斗拱下面是额枋，上面有彩画和金龙图案，柱子之间的构件叫檐枋，绘有金龙和玺图案。如此复杂、精美的结构让人叹为观止，面对古人高超的技艺，今人只能望其项背。
天安门城楼大殿内，有60根直径为92厘米的红漆木柱，像是红色的森林，承受着屋顶建筑大部分重力。正面的36扇门窗为中国传统的菱花格式，屋顶上的天花藻井画的是团龙图案，在殿厅堂纵横交错的梁枋上绘的是金龙和玺彩绘；17盏古雅的大型宫灯，最大的那盏称为主灯，有8个面，全高6米，直径2.8米，重约450公斤；其余16盏为6个面的辅灯，每个高6米，直径2.2米，重约350公斤。每盏灯的上角各有一盏伞形小灯。密扎扎的红柱、宫灯，不仅让人笼罩在浓重的民族文化氛围中，也让人为皇家的森严和神秘产生敬畏。
天安门城楼最抢眼的是楼身大面积的红色，它给人以强烈的难以忘却的视觉刺激。中国人从开天辟地的老祖宗那时起就喜欢红色——为什么？李泽厚是这样解释的：“北京的山顶洞人穿戴都是用赤铁矿染过的红色，尸体旁撒红粉。”“红色不仅能使他们的官能感到愉快，其中已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和理解。”不是吗，中国原始社会的巫术礼仪大都离不开红色和火，许多神话传说也与红色有关，例如“燧人氏钻木取火”、“后羿射日”等等。中华民族对红色的崇拜贯穿了五千年文明史，人们的生活处处被红色所浸染：红喜字、红对联、红窗花、红绸子、红头绳……时至当代又有了新的演绎：国旗是红色的、军旗是红色的、红领巾、红团徽、红党徽；“文革”时期的红色情结更是登峰造极：红太阳、红海洋、红宝书、红卫兵、红领章……红色象征着革命、胜利和未来，能够吞噬、横扫一切。
天安门连同紫禁城被红色所主宰也就理所当然了。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对色彩认知的差异巨大。欧美人更喜欢白色或灰色，例如，白宫是白色的，教堂大部分都是灰色的，卢浮宫也是灰色的，在他们心目中白色或灰色更显庄重和神圣。英国人最喜欢白色，那是高贵与圣洁的象征。网球最初是贵族的游戏，具有百年历史的温布尔登网球赛，要求男女运动员必须着白色球衣球裤（裙）登场，虽然时至21世纪，这个规定仍然不容更改。
如果有人提出把天安门改成白色，恐怕会遭到绝大多数人反对。因为唯有红色才是至高无上的代表，这一认知已深植于一个民族的骨髓。
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天安门还是紫禁城中的诸多大殿，与中国的庙宇建筑形式如出一辙：平面铺开呈长方形，主建筑物并不高耸入云以寻求神秘，而是与其他建筑物相互配合和连接，在地面形成复杂的结构关系。西方的教堂建筑恰恰相反，它们每每都是单体的，其拼命向上的尖尖屋顶，给人以高深莫测的感觉，因为上帝在天上。
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代表，尽管天安门是老北京最高的建筑，但横向的长方形体态在某种程度上又稀释了它的高大，为什么是这种形式呢？李泽厚先生也有精到的论述：“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便已开始，它终于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也就是说，从新石器时代起中国人对方形、长方形就有独特的审美认知。李先生又说：“……中国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而自儒家替代宗教以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系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看来天安门的建筑形态并非建筑师们的一时灵感突现，而是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和伦理，一脉承继而来。
天安门建筑形式的绝妙，还可以从楼身与屋顶的完美关系中得到诠释。沉厚而规整的楼身固然示人以庄重和严肃，但简单的线条和造型不免有呆板之虞。这一切又全然被线条多变的屋顶所化解。应该承认，天安门的屋顶像个沉重的大帽子，很容易造成头重脚轻之象。然而高明的工匠只让屋顶四角的飞檐微微上翘，就使一切担忧化为乌有。这向上的一挺，形成了飞动轻快的曲线，使整个天安门获得了鲜明的节奏感和流动之美。
人字形大屋顶是中国式建筑的独特符号，也是世界建筑宝库的奇葩。梁思成就曾力主继承中国式大屋顶建筑，不赞成盲目崇拜西式建筑。20世纪50年代末期，在北京三里河地区，由梁思成主持建设的中国科学院大屋顶建筑群拔地而起。恰恰在这时他的大屋顶主张遭到严厉批判，称之是铺张浪费。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不得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己的检查。正在建设中的大屋顶因此戛然而止，在雄伟的大屋顶群落中，至今还可以看到一两幢平顶高楼，那便是这场大批判留下的历史印痕。梁思成去世后，为大屋顶呼号的人越来越少。
金水河，一位柔情少女
天安门似乎是个雄性世界，粗犷、魁伟的体魄，一脸庄严、肃穆的表情。特别是依仗封建专制立身的它，更是令人生畏三分。
蒯祥确实是大师，敢在不可一世的皇城门前，添上一丝浪漫和柔情蜜意。犹如雄浑的交响乐中插进一段小夜曲。
——天安门城楼下，一条金水河紧紧相依，妩媚妙曼，像一位娇小可人的少女，而一座座金水桥恰似少女身上的银饰玉佩。
金水，乃天河银汉之意，是专供宫廷的用水。这条当年源自西郊玉泉山的水，千转百回才流到天子脚下。其实，在天安门南北两侧各有一条金水河，北侧的叫内金水河，南侧则是大家看到的外金水河。
外金水河上共有七座汉白玉石桥，中间的五座分别对着五个门洞。正中间的桥，明清时只有皇帝能走，故称“御路桥”。桥面玉石栏杆柱头的雕饰与众不同，全为蟠龙，而其他桥的雕饰是荷花。御路桥两边的桥叫“王公桥”，再两边的叫“品级桥”，一至三品的文武官员可以从这四座桥上走过。坐落在今中山公园和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前的桥叫“公生桥”，是供四品以下官吏及各类杂役受招时使用的。
七座金水桥的设计匠心独具：洁白细腻的桥质，犹如女子娇嫩的肌肤；粼粼闪光的河水恰似清澈的明眸；那轻轻隆起的桥面，中间窄、两端宽的桥身，胜似女性媚人的曲线。
金水桥与天安门一样遭遇过太多的坎坷。各种脚步从她身上匆匆踏过，留下了骄横、粗暴和屈辱。然而金水桥和金水河依然洁白清澈，任何暴戾都不能将她玷污。
今天好了，那些数不清的脚步前来叩访，向她述说的是亲切和温情。
许多年轻恋人，愿意依偎在石栏边，许下“海枯石烂”的誓言；那些壮志怀胸的青年，则要在桥上寻找当年皇帝“一览众山小”的感觉；当然更多的人，是要把在桥上短暂的一瞬永远铭记在心，那是个能让心境顷刻间宁静下来，忘记世间一切忧烦的瞬间。
可以这样说，所有来到天安门的旅人，都会轻轻地走到桥上，因为金水桥和金水河，是大众的梦中情人。
徐荣轻巧地让华表搬家
华表和传媒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翻开历史厚重的册页，早在尧舜时期就能找见华表的踪影。那时为倾听百姓呼声，君主常常在路边树立一个“华表木”，也就是栽个木桩，上面横插个木板，既可以指路，百姓也可以把意见刻在上面。君主以此补察时政，泄导民情。应该说，华表木是为传达民意而诞生的，把华表木视作中国最早的传媒不算牵强吧。此外，那时的华表木还起着指路牌的作用。
然而，随着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相继确立，“民主”的华表木就渐渐消失了。其实封建统治者并没有彻底废弃华表木，而是将其变身，雕满显示皇族权威的纹饰，成为皇家建筑的一种标志，也可以说是封建王朝的标志。这个昔日为民而用的标志物，就这样沦为张扬统治阶级意志的“护身符”了。
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华表，是皇家华表的经典。
华表的柱身呈八角形，高9.57米，一条巨龙盘旋而上，龙身外布满云纹，汉白玉的石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真有巨龙凌空飞腾的气势。柱身上方横插一块云板，上面雕满祥云。
华表的基座为须弥座，在基座外添加了一圈石栏杆，栏杆的四角石柱上各有一只小石狮，将华表烘托得更加高耸、庄严。
最引人瞩目的要算是华表顶端的蹲兽——犼。相传犼是龙王的儿子，是一种形似犬的瑞兽，有守望的习惯。天安门前的一对犼面向南方，正仰天长啸，被视为上传天意。也有人解释为在“望君归”，希望皇帝不要久出不回。是担忧外出不安全，还是久不理朝政恐引宫廷内乱，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皇帝有这两尊瑞兽的护佑，心里就踏实多了。
1950年为扩展天安门广场，需要把一对华表分别向北移6米，而每个华表竟有20吨重！一切机械工具都无从下手，因为国宝的全身都是精致的雕刻。幸好，有人从清宫档案中发现了“徐荣”这个名字。他是紫禁城的搭材匠，15岁就进入了内务府营造司房库，其祖上五代都为宫廷建筑搭架子，在帝后殡葬中搬运和下葬过沉重的“金棺”。清王朝覆灭后，身怀绝技的徐荣也丢了饭碗。
人们终于在京郊辛店村找到了徐荣，时年64岁，可谓清末民间能人。第二天，徐荣携几个木匠和石匠来到现场。他们只用麻绳、吊链和杉篙杆子，不可思议地就把一对华表轻巧准确地换了地方，令周围的人目瞪口呆。
切莫小看徐荣的手艺，如果没有他，很可能将华表大卸八块，然后采用机械吊装。吊装的过程能否确保毫发无损，是否能把华表准确无误地复原，料将凶多吉少。天安门连同广场上的古代国宝所剩无几，“拆”已经成为许多人扩建天安门广场的思维定式，徐荣保全了华表的金身，可谓功莫大焉！
想必像徐荣这样的能工巧匠已经绝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才俊，在计算机、电脑、卫星定位还没有到来的岁月，徐荣们凭借自己的超高技艺，为这个世界书写了传奇。
与徐荣一同销声匿迹的还有搭材绝技，即使一万年后纯手工技艺也不会灭绝，科学技术不可能替代一切。用电脑涮不出东来顺羊肉的鲜嫩，缝不出内联陞布鞋的舒适，也培植不出密云小枣的脆甜。
北京市近些年加大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挽救和扶植的力度，使一些濒临灭绝的民间技艺得以复生，实在是既不愧对先祖又荫及子孙的善举。遗憾的是徐荣早去了几十年，他又如何等得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