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号阵地上，135团六连仅存16个人，在对四个子母堡的爆破中，三个爆破组都没能接近地堡，在途中伤亡殆尽了。还剩下营参谋长张广生、六连长万福来、六连指导员冯玉庆、营通讯员黄继光、连通讯员吴三羊和肖登良。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他们炸掉了三个地堡，付出的代价是吴三羊牺牲，肖登良重伤，黄继光爬到最后一个地堡前的时候全身也已经多处负伤。他爬起来，用力支起上身，向战友们说了句什么，只有指导员冯玉庆醒悟了：“快，黄继光要堵枪眼。”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迹——血都在路途上流尽了。
十五军战后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说道：“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也只有这样一个民族的优秀儿女，才能这样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20日晨，敌人再度反扑，上甘岭表面阵地再度失守。四十五师再无一个完整的建制连队，21个步兵连伤亡均逾半数以上。而对方军队共投入了17个营，伤亡七千之众，惨到每个连不足四十个人。美国随军记者威尔逊报道：美方一个连长点名，下面答到的只有一名上士和一名列兵。
战斗进入了坑道战。电影《上甘岭》里主要反映的就是这一段的故事。10月24日晚上，秦基伟将军部警卫连补充到一号坑道，一百二十多号人，穿过两道固定炮火封锁线，连排干部只剩一个副排长，还有25个兵。
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为后方赢得了时间。10月30日，我方再度反攻。我方动用了133门重炮。美七师上尉尼基惊恐地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地！”每秒钟一发美军就受不了了，殊不知我们的战士在10月14日面对的是每秒钟六发的狂轰。5小时后，志愿军收复主峰。打退了敌人数度反扑，11月2日拂晓，收复了597·9全部表面阵地。
当天美国人坦率地向新闻界承认：“到此为止，联军在三角形山是打败了。”
随手抓把土，就能数出32粒弹片，一面红旗上有381个弹孔，一截一米不到的树干上，嵌进了一百多个弹头和弹片……
上甘岭战役，双方伤亡人数有多种说法，但毫无疑问的是，这片3．8平方公里的山头，已经被鲜血浸透了。
谁的胜利
整个上甘岭战役中，天上没有出现过一架我们的飞机；我们的坦克也没有参战的记录；我们的火炮最多的时候，也不过是敌方的四分之一。美军总共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5000多枚航弹，我们只有40多万发炮弹，而且几乎全是后期才用上的。
此役战败之后，美军再没有向我方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进攻，朝鲜战局从此稳定在了38度线上。这一战奠定了朝鲜的南疆北界。
原本知名度并不高的十五军四十五师，这一战基本上打光，但是她从此昂首跨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等主力的行列，因为她的战绩是——上甘岭。
历史已经记不全那一万多名在战火中浴血的战士姓名了，他们的身躯已经和朝鲜半岛的五圣山糅合在了一起。
我们没有足够的大炮，甚至没有足够的反坦克手雷，当时前沿阵地上的战士们惟一希望的是多给配点手雷，因为这个东西“一炸一片”，炸碉堡也比手榴弹威力大多了。可是，黄继光手里只有一颗手雷，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造不出来，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去进口。美国人可以动用B-29去轰炸一辆自行车，而我们手里的反坦克手雷只能留给敌人的坦克，用来炸碉堡就算是很奢侈了。当年的美国随军记者贝文·亚历山大写道：“（中国）部队进攻时，通常主要依靠轻兵器、机枪和手榴弹。只有对付最有利的目标时，才肯动用迫击炮。”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战士——他们从不和自己的祖国讲条件，没有任何奢求，决不会因为没有空中支援放弃进攻，决不会埋怨炮兵火力不够，决不会怪罪没有足够的给养，只要一息尚存，他们就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他们甚至可以在长津湖零下28摄氏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身上仅仅只有单衣；他们可以在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中的每个人时刻准备着拎起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
上甘岭，不仅是一两个伟人的胜利，也不仅是几十个将军的胜利。当一个辉煌了两千年的民族破落后重新找回自信的时候，这种力量是可怕的。伟人与将军们所做的，只不过是合理地利用了这股力量。
这么多年过去了，多少灵与肉都化为了清风明月，但上甘岭的鲜血不该被遗忘，我写作此文的目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和我一道，摒除一会儿生命中的物欲，回忆一下那个不可思议的年代。
在美国打零工的“少爷”们
◎文/口述/曾静整理/海戈
初到美国，这番找临时雇工的经历，给我了解美国上了一堂课。
2003年6月，我的美国老公毕力被总公司调回国内，我也带着肚子里的小宝贝来到了美国伯克利的新家。
我已经怀孕三个多月了，毕力和我商量，不要我去找工作，等生下小宝贝再说。不过，他交给我一个艰巨的任务——他父母在距离伯克利200公里远的奎恩小镇有一处农庄，已经赠送给了毕力，但年久失修。他和我商量，如果我喜欢那里，就由我监督，彻底地整修一下，作为以后休息的“第二居所”。
我和毕力坐80分钟的快速火车到了奎恩。我立刻被这里和城市中截然不同的恬静、平和吸引了，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奎恩。
可是，那幢将近四百平方米的两层楼房子，还有那片据说将近半公顷的庄园，实在是破旧、荒芜得够收拾一阵子了。
小镇的木匠师傅答应承担修理屋顶、地板、楼梯和粉刷油漆的工作，他还帮忙找了一个工人负责修理所有的管道。但是，要找一个干体力活的壮劳力可就难了。
真没想到，毕力竟找了朋友的儿子，只有17岁却人高马大的史蒂文。他是父母的独生子，父亲开了六七家文具连锁店，母亲温妮是一家商业银行的业务巡视员，按中国人的眼光，他简直是一个“少爷”。
我真怀疑毕力是在乱弹琴。
史蒂文到小镇来，是温妮开着自己家的“雪佛莱”轿车送来的。温妮对我们说：“需要他干些什么说清楚，他一定会完成得很出色。”
果然，史蒂文就住在那幢乱糟糟的房子里，每天就吃面包，喝热牛奶，每周回家一次改善生活。三周后，他把需要修理的地方拆除得干干净净，里里外外没积存下一点拆下来的东西。我们如约给了他800美元，希望他能再多干点，他却欢呼着说：“上帝，我该好好去玩一玩了，可别对我说要我干活的话了……”
他的妈妈温妮告诉我：“史蒂文上个假期去我们银行总部打工搞清洁，每天要清扫四十多个厕所。同事们对我说，史蒂文打扫的厕所比以往任何一个清洁工打扫得都干净。”说着温妮露出了自豪的神情。
因为史蒂文知道我们还需要雇佣临时帮工，他为我们推荐了他的朋友杰西。
杰西已经26岁了。他可不像史蒂文那样五大三粗，而是一个清秀文静的白人小伙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