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在晨曦中醒来，就像第一次才看到这个世界。
我发现自己赤裸着，身边是同样赤裸着的杨帆。我必须回忆起来点儿什么。可是记忆恢复得异常缓慢。我看到了枕边的手机，于是想起昨夜我给宋朗打过电话。我跟他说我要去给他的画廊做艺术总监，不用他再付一百万，他已经付过了。我想起我跟那个叫左助的男孩喝了很多酒。我想起我们一同去了文化宫，看那个事故发生的现场。街上大雨如注。其后，我就真的再也记不起什么。我只确定，最后我一定睡着了。因为人只有先睡着，才会醒来。
我躺在灰白的光中。这里是杨帆的家。我想，这是半年来我第一次躺在她的身边。她的大腿温热。我从未问过她，我们之间的一切，有没有给她带来过羞耻感，她也沮丧、气馁吗？是什么驱使着她，让她用羊毛地毯，用缀满流苏的窗帘，将这栋老房子装饰得像一个梦？
是的，这城市很糟糕，那么空，却又人潮涌动，一个早上就会有七个人死于车祸，下着和山里不同的肮脏的雨；人的欲望很糟糕，可以和自己儿子的小提琴教师上床，可以让自己的手下去顶罪，可以利用别人内心的罅隙去布局勒索。可是，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罪，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
夜以继日。
昨晚是一个节点。但它没什么不同。唯一的特殊，可能只在于我没有拍夜晚的立交桥，没有把照片发在微博上，然后写下：而黑夜已至。
我在晨光中摸起了手机，对着一片灰白的虚空拍照。镜头里没有焦点，我的手也在颤抖不已。我把这团白光发在微博上，写下：黎明将近。
当然，那意味着抑郁症患者晨重夜轻的节律即将启动。可是，那又怎样？
我开始哭起来。
杨帆醒了，默默地为我擦泪。
我本来想跟她说点儿别的，可是我说：“今天陪我去医院吧。”
选自《十月》2013年第5期
抑郁症：作为疾病的隐喻
——评《而黑夜已至》
段守新
作为一名70后作家，弋舟是随着这个创作群体在新世纪的集体成长而成长的。在文坛上，他们算是迟来的一代。在获得必要的关注度之前，他们大多有一个并不算短的沉寂期。但这对他们来说，也未必全然是坏处。至少，经过这种沉默的历练，他们一亮相，就少见青涩稚嫩或飞扬凌厉，而普遍带有一种成熟稳健的“中年气质”。此外，以我未必准确的观察，那些为前辈作家所特别倚重，也是文学史上荦荦大者的固有叙事型类，诸如家族、历史、乡土、社会等等，在他们这里似乎也殊少踵事增华的意念。相较而言，他们对日常化的世俗生活，以及游弋其中的个人，明显更感兴趣，也更擅长。
弋舟也不例外。但是，与许多人相比，他对城市生存图景的描述，对现代生存体验的传达，在细致、深切之余，却往往能产生一种难得的锐度。这种锐度，不唯指涉感觉的敏锐，更指涉灵魂自审的锋锐。他的小说，总给人一种锐利的，乃至酷烈的撕痛感。“我同情小说中的每一个人，所以写作于我，不啻为某种自我原谅，因为我知道，他们所有的不堪，都是我的不堪。”（《重拾纯洁的碎片》）的确，弋舟对他笔下的人物，并不刻意保持一种理性审视的距离，而是常常有情感倾注的迹象。他与他们同在，与他们共同在现代性生存的涡旋里，经历心灵的煎熬和淬炼，堕落或救赎。外在的冷硬，与内在的温热和脆弱；对欲望的无能为力的顺从，与心有不甘的挣扎；这种种冲突和纠结，构造了他的小说叙事人的基本形象。
在新作《而黑夜已至》中，这个叙事人又作为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而出现。他习惯于每晚在同一个时间段，同一个角度，用手机拍摄同一个立交桥，并将照片配以“而黑夜已至”的相同文字发到微博上。这或许并没有特别的意义，正像他说的，“我只是喜欢这种绝对感，它有种单纯而稳定的特质”。但这也可能反向泄露出，他正在经历的或许恰恰是某种与之相背的生存感——不稳定性，暧昧，混乱，虚空、离散化，无意义等等——以及他对它们的恐惧和力图抗拒。而事实也的确如此，小说以“我”的视角和经历，向我们展现的正是这样的生存情境，这样的生存状态：对欲望几乎毫无抵抗力的服从，对现实世界的冷漠和疏离，高度的手机或网络依赖，以及注意力减退、自我评价降低、躁狂、焦虑，情绪低落、罪恶感、自杀冲动等等。小说的叙事人兼主人公“我”，其实是被作为一个具有病案意义的“现代灵魂”，而予以集中地塑造和刻画。他的抑郁症，在广泛的意义上，也正是对某种“时代症”“现代病”的隐喻。而这些，在我看来，恰恰构成了这篇小说最富价值和魅力的部分。
但作家的叙事旨归，却又并不在此，或者说并不完全在此。他所真正企望的，是勾勒出一幅现代人通过“堕落—救赎”的灵魂淬炼重获新生的精神图示。小说的主体构架，是一个像情节剧一样复杂的故事：为了使自己“有点事做”，以减少抑郁症的侵扰，主人公答应了女歌手徐果的求助，决定帮她伸张正义，向横田企业的老总宋朗追讨一笔补偿金。而实际上，这却是她精心筹划的一场骗局。作家虽然将这个故事讲得一波三折、悬念横生，从而使小说充满了可读性，但他的着力点，却并不是放在对故事性的讲求上，而是经由这个故事，让主人公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启示或顿悟：在这个时代，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抑郁，而是近乎人人都在抑郁。在根本上，这是一场社会性、时代性的灵魂瘟疫。在小说里，抑郁症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生理、心理疾病，在它的隐秘源头，其实总是搅扰着欲望的驱动和放纵，以及由此带来的灵魂重负或“罪恶感”。比如主人公曾经冷漠地拒绝了母亲在临终那天，希望他不要离开的请求，而在母亲死的时候，他却正躺在情人——也是他儿子的家庭音乐教师——的床上；再如宋朗在撞死人后，找手下的司机顶罪，等等。这些事后都成为他们心里挥之不去的道德阴影，并因此逐渐染上精神抑郁。
然而，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同样也发现，尽管他们都曾经在欲望的裹挟下败坏或者堕落，“可是，起码每个人都在憔悴地自罪，用几乎令自己心碎的力气竭力抵抗着内心的羞耻。”徐果之所以要布局勒索，是因为她想用这笔钱资助自己的男友留学，以及回报老师的恩情，由此完成对自己的过去的救赎。而宋朗之所以在明知是讹诈的情况下，仍然如数付款，是因为这可以帮助他稍稍减轻那些沉重的罪感。的确，在一个无根的，混乱而虚空的时代，或许每个人在欲望的诱导下，都无可避免地走向沉沦，或几近沉沦，但是，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同时却也总是升腾着良知的纠结和不安。正是这种自罪自疚，才使人向善向美的灵魂救赎成为可能，或者就像作者所说的，“这种永在的、对于完美的自我追逐，除了让人在歧途上屡败屡战，或者也从根本上保障我们的灵魂不至于彻底崩盘。”（《重拾纯洁的碎片》）这种对人、人生、灵与肉的重新认知和理解，成为主人公最终决心走出抑郁，“迎接黎明将近”的理由。并且，也是作家为现代人如何从生存困境中实现艰难的突围，投下的信念之光。
——只是，令人稍觉遗憾的是，由于作者处理的匆促，主人公精神的新生在结尾来得不免有些突兀和生硬。此外，作者也没有为他的人物，提供一个清晰而坚定的方向或目标，这使他的精神更新因为缺乏有力的价值导引，而变得虚泛可疑。在这一点上，主人公最后拍下的那张没有聚焦，只是“一片灰白的虚空”的照片，更像是一个再精当不过的隐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