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在文瀛湖边的小书店买到《胡绳诗存》，很快读毕。前读《王梦奎随笔》，其记胡绳两文，知人论世，堪称至文。乃知胡绳严谨板正之外，于旧体诗中偶露机趣。如：“不辞齿豁头童日，袒袖振衣学稼耕”（《春晨》，1972年）；“不学庖丁解牛术，弩张剑拔浪称豪”（《文风》三，1972年）；“天命难知频破惑，尘凡多变敢求真”（《八十自寿》，1998年）；“更寓深心常警世，须防骄泰弃前功”（《北京大钟寺》，1996年）。胡诗平易，不用典，诗味寡。
十四、翻商务印书馆《吴宓诗话》。《余生随笔》二十七“张衡玉旅店题壁诗”云：山西张衡玉（瑞玑）大令“吏治文章，有声于时，《旅店题壁》四律，豪迈劲爽，肖其为人。”吴宓此文发表于《清华周刊》，其时他正在清华园读书。张衡玉这首《旅店题壁》作于壬子（1912年），不知当时登于何种报刊，既然能引起一位清华学生的关注，且这位清华学生对诗人很了解，从这一点看，衡玉先生那时在京城的影响已经够大的。查《张瑞玑诗文集》未收这首《旅店题壁》，他日重印时当补入。
十五、读《洪宪记事诗本事簿注》，刘成禺著。山西古籍出版社重印。前有孙文序、跋和章太炎序。刘成禺系武昌人，清季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我购此书，是看到书中有一篇《张瑞玑诗章》。所章者有：《幽燕杂感》十四首，长诗《寒云歌——都门观袁二公子演剧作》，长诗《放歌行——寄郭允叔》，都是歌咏“洪宪时事”之作。刘成禺诗曰：“和介流风柳下尊，都门去去默无言。燕诗并剪翻怜汝，春酒秋花尚有园。”自注云：“赵城张瑞玑衡玉，以名进士权长安县事。结同盟会，谋覆清祚。选参议院议员。帝制议起，衡玉留京，放浪诗酒，谩骂当时，侧目者将入以谋反之罪。予告之曰：‘吾辈开党开国，自有不世之功名，何必葬身虎穴，与含香敷粉者争一日邪正之长耶！’衡玉大悟，日饰酒疯，得养疾归里。”
十六、刘毓庆老师赠《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出版，扉页有他的签名，字体圆润秀雅，有乃师姚奠中先生的风神。先读了曹道衡、褚斌杰的序和刘老师的后记。这部专著是刘老师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从搜集资料到写完初稿，用了半年多时间，每次的借书量都很大，要用自行车推。刘老师说：“这个题目比原先想象的似乎更有价值。对我自己来说，实际上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而对于当代的《诗经》研究，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等于发现了一段长期被埋没的历史。”曹序称：“这次刘毓庆先生花了极大的精力，进行调查研究，使我们对明人在《诗经》学方面的成果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其功绩是十分巨大的，但是刘先生的工作并没有到此为止，他对这些著作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并且将这些著作的性质及得失详加论析，把它们分出不同的流派。”褚序称：“刘毓庆君的明代《诗经》学研究，主要依靠他个人筚路蓝缕式的艰苦独立的研究，因此，其填补空缺的创新价值不言而喻。”这样一部专著我能读懂吗？
十七、陈平原《超越“江南之文”——全祖望的为人与为文》，是其明清散文研究专著《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中的第七讲。大处着眼，颇有见地。他认为全氏能扛得住大题目，其文章风格是“大气”和“芜杂”，这一点深得我心。他说，全祖望的文章“不屑于精雕细刻，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这是其“大气”的一面；“另一方面，过于放任情感奔腾，无暇思考与别择，文章自然显得有点‘芜杂’。”傅山不喜欢欧阳修以后的文章，目之为“江南之文”。全祖望在《阳曲傅先生事略》中，赞同傅山的见解，对“江南之文”也表示不屑并自警，他的文章境界超越了“江南之文”。
关于全祖望文章的“大气”，我见过的还有吾晋大儒郭象升（允叔）阅《鲒埼亭集》时的题跋。他写道：“谢山史学冠世，而文笔有空阔无前气象。”“全先生碑版文字叙述不入古，而勃勃有生气，令读者悦怿不厌，怦怦心动。”“谢山之古文以表率遗民之作为最工，此篇尤神气滂沛，此亦归方一派所未窥之境也。”归有光、方苞一派，都是“江南之文”。复旦大学的刘季高教授在其《斗室文史杂著》中称：“全氏之文，风格高亢，严谨有法，非古文家之文，而是史家之文。”“仿佛周世宗用兵，文章之绝境也。”郭象升、刘季高二位着眼在全祖望的“大气”。至于其“芜杂”，我在陈平原教授的书中第一次见到这样的观点。不过，在我看来“芜杂”是泥沙俱下之象，也是一种自然的美，并非陈教授篇末说的大家之“失”。
十八、读王开学君的《郭象升藏书题跋》。郭象升在《五大家文萃》上写了这样一段话：“余所藏古文家别集多矣，经乱沦失过半……此书原非余有，当余重至太原时，日军以书相还，其间多杂以他家故籍，此其一耳。”薛愈《山西藏书家传略》记载，日伪侵占太原时期，曾将郭氏所藏已散失图书搜集归郭氏住处，共六十余架，约八万余册。郭氏烦闷无聊，只好日夜插架，某书在某架某格第几函第几册，夜间不用灯火，亲自取放，不失原处。我又想起《云舒随笔》手稿中有一文，先写“皇军”，后改为“大军”，因是奉命作文，其忐忑之情、无奈之状毕见。此处题跋不称“大军”“皇军”，而是直称“日军”，我想这才是允叔先生真实的内心世界。允叔任伪职后的情状，于此亦可见一斑。
十九、晚上翻邓广铭《宋史十讲》之论赵匡胤、自传。观其大略亦是读书一法，跟逛商店一样，每个柜台都走走，看中什么了，便停下来仔细瞧瞧，不中意放下，中意了就拿回家去。其自传开头“我，邓广铭，于1907年生于山东北部的临邑县。”如此口吻，说小也小，说大也大，但不管是大是小，唯大成就者才会有的那种自信充盈其间，这点是没有疑问的。又，说他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十年间担任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主任，“培育出许多名杰出学人，在学术上作出了突出贡献，这是我晚年极感欣慰的一件事。”从政之人亦当如此，为政一方，如果为期不算太短，就应发现、培养、提携一批人才，如此才有望薪火相传。另外该做的便是在制度层面上有所建树。一个培养人，一个立规矩，这两方面做好了，方可称得上长效。
二十、《达尔文回忆录》有一个副标题是：《我的思想和性格的发展回忆录》。该书是商务印书馆“世界名人传记丛书”之一。我在买回来的第二天深夜读完了这本书的正文。附录《达温宅的今昔》粗略看了一遍。我没有特别的感动。这样一位泰山北斗级的伟大人物，回望自己走过的路，徐徐道来，波澜不惊，甚至有些沉闷，琐屑。真正的虚怀若谷，能包容一切。这一册薄薄的小书所能惠及读者的，是著者平静的叙述后面藏着的大智慧、大胸襟。
这部自传与政治不搭界，与国家大事没有任何联系。全书呈现的是一种远离政治的人生状态。他在剑桥大学读了三年书，暑假里采集甲虫，读点书，短期旅行，秋季总是把全部时间专门用来打猎。他说：“我在剑桥大学这三年，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随后在贝格尔舰上历时五年的环球航行、科学考察，是达尔文一生的转折。结束航行是1836年，再过四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达尔文笔下却没有一丝战争的硝烟。他写道：“我一生的乐趣和唯一的工作，就只是科学研究工作。”在中国，一个平民回忆自己的一生，也要放到政治的格局中。中国人无论贤愚，无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只有在政治的大背景下才能找到自己。
二十一、读李长之《孔子的故事》和《李白传》，前后相隔六年。前者买到后一气儿就读完了，感觉是激情燃烧的学术著作，印象极深。六年后在书店见到《李白传》，也是一拿起来就不愿放下了。李长之的才情，与这种自由随便的叙述风格浑然一体，他不喜欢拘束自己。
二十二、翻读《孙谦文集》。本来是托骏虎在省作协找《大寨英雄谱》，他却送了一套文集。孙谦是一位诚笃、勤奋、务实的老作家，他自觉地把自己融入集体，融入大众。他没有自我，抒写的是组织所需，群众所愿。所有作品都与政治贴得很紧，与生活贴得很近。他是在《讲话》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作家，在深入生活上下过苦功，有着厚实的生活积累，你看那脸上的皱纹，一点儿也不比每天下地劳作的农民少。可惜的是，能成为传世之作的，恐怕只有《大寨英雄谱》了。
难得的是，老了，写不动了，还在反思。
更难的是，头脑清醒，看到了问题的症结，还有说出来、写下来的勇气。
我仿佛看到，一位孜孜矻矻、辛勤耕作的老农，回溯自己走过的路，检点着谷仓里的收获。他无奈地摇摇头，陷入了沉思。他说：
1. 深入生活易，理解生活难；描摹表面生活现象易，发觉英雄人物的心灵美更难。（《孙谦作品自选集》简言，1995年12月。三个月后即1996年3月5日病逝）
2. 赵树理也得和政策打交道，但他不是写政策，而是写政策下活动的人。
我坦白承认，我没有学到老赵那种不管在任何多变的政策的情况下，歌颂农民的勤劳、善良、诚实而又幽默的艺术家风度。
一个作者对发生的事物，没有明确的看法，或者在决定国家和人民命运的紧急关头，不敢于表达自己的明确的是非态度，模棱两可，顺水推舟，那么，你的作品如何能打动读者的心灵？
我觉得，赵树理的最伟大处，也是我们最难学到的东西，即是这个。（《反躬自问》，1981年）
3. 我从事戏剧、小说、电影剧本的创作，已经四十余年了，回顾走过的路，真是叫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舞台剧本演过几场便烟消云散；短篇小说印出后，油墨未干，已被读者遗忘；电影剧本写得倒不少，但拍成的影片只能放映一次。这是为什么？我的文化低，艺术修养差，这当然是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干我们这一行的很容易头大，特别在“小有其名”之后，头脑膨胀得简直没地方搁了！在那种头脑膨胀的情况下，我依然沿着老路子走下去。
我不想说吓唬人的话，但我确有痛苦的教训。奉劝年轻一点的同志不要重踏我的老路。如果你不理解你写的人物的光辉品质，你再高喊“用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人”，也只是一句空话。空话一经揭穿，你便会被人民群众唾弃。
和深入生活相联系的是改造世界观问题。这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不大提的，而且一提就反感——不说别人，我就很反感过。现在回头看，我犯错误、没有写出好作品的主要症结便在这里。（《谈点教训》，1982年）
4. 熟悉生活并不等于认识了生活。以赵树理同志为例：1958年夏秋之交，我写了《一天一夜》鼓吹冒进，而他却在写《套不住的手》和《实干家潘永福》。这不是什么文学修养和写作技巧问题，而属于用什么世界观去观察那一年的所谓的“大跃进”。为什么大家皆醉老赵独醒呢？根源就在于世界观——老赵根本就不相信贫穷落后的中国，能在眨眼之间便奔入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我却像喝了迷魂汤，把假象当作现实，连起码的“阶段论”也忘了。（《失误与希望》，1992年2月21日）
这些话，恐怕只有孙谦老人才说得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