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山夜话》识小看《燕山夜话》,有政治眼,有文化眼。
曾彦修说:“邓拓的绝大部分随笔、小品文,大体上均是属于在独特的条件下以独特的方式来间接或直接反对极‘左’的文章。离开这点,就完全无法理解邓拓的杂文。”这是政治眼。
杜维明着眼于文本,认为“《燕山夜话》都是用优美的白话文写的。从文体上说,它们使人想起晚明的小品。这些文章历史引喻极为丰富,只有那些在文学欣赏领域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充分地正确评价它。”这可以说是文化眼。
曾、杜二位都是大家,所得当然都是大见识。我读邓拓,用的是“经济”眼。这里所谓“经济”,是经济实用的意思。窃以为,《燕山夜话》在60年代初那样“独特的条件下”出现,一纸风行,大受欢迎,是因为它大体适应了读者的两种需要,或曰两种读者的需要。其一,它介绍了大量与民生息息相关的实用知识,如《围田的教训》《地上水和地下水》《多养蚕》《咏蜂和养蜂》;也有饥民的向往,如《粮食能长在树上吗》《茄子能长成大树吗》,光看题目,就令人口舌生津,从现实走进童话。以上是适应读者的低层次需要。其二,《燕山夜话》中有许多精致的文史小品,如谈读书、练字的那些,出入古今,移步见胜,这是邓拓散文中的长项。这些小品,如邓拓所说,“在某些方面适当地满足了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工农兵群众的要求。”
七十年前,同样也是住在京城的鲁迅,“忽然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也。”言辞激切,势如破竹;今日读来,仿佛先生此言是给后世,具体说就是给《燕山夜话》产生的时代把脉、处方。饥民遍野,赤地千里,而笼罩这一切的,是假话、大话、空话。现实这般严酷,“全都踏倒也”谈何容易!邓拓,以一介书生,两袖清风,殉道者的勇气兼史学家的良心,借京报一角,打开一条通向读者——人民——心灵的言路。他寻求真正的对话,而非据守书斋一隅,自说自道,炫售“学问”。他是要惠及民生民智的,所以每篇“夜话”都以读者当前的实际需要为依归。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言路,而是一条洋溢着科学与民主,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的希望之路。从这里出发,邓拓悲壮地走上祭坛,也豪迈地走向永生——邓拓不朽!
《燕山夜话》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它在上述民生民智两个层面上与读者对话获得的成功,不徒独步当时,抑且傲视古今,后世亦绝无嗣响。
《博览群书》 1998年第6期
【附记】
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河山集》中有一篇《黄河流域蚕桑事业盛衰的变迁》,原载于1962年3月16日《人民日报》。时值三年自然灾害,赤地千里,饥寒逼人,此篇从历史的叙述中展现一种理想的前景。史先生的苦心,大概与邓拓《树上可以长棉花吗》之类的“燕山夜话”近之。
读孙犁作品点滴
“骨灰盒”
好久没读到孙犁老人的作品了。可慰者,常常从大哥建民那里听到有关老人身体状况、饮食起居的消息。今天在2月25日的《人民日报》副刊上,看到老人写于去年11月1日的《题文集珍藏本》,连读两遍,兴奋不已。
这篇六百余字的短文,记述了1992年底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和一位女编章给老人送《孙犁文集》的情景及老人的感受。这套新出版的文集装在一个纸盒子里,我曾经在解放南路的尔雅书店见到过,的确是“精美绝伦”“富丽堂皇”。孙犁这样写下他独特的感受:
我的文学的路,是风雨、饥寒、泥泞、坎坷的路。是漫长的路,是曙光在前、希望的路。
这是一部争战的书,号召的书,呼唤的书。也是一部血泪的书,忧伤的书。
争战中也含有血泪,呼唤中也含有忧伤,这并不奇怪。使人难过的是:后半部的血泪中,已经失去了进取;忧伤中已经听不见呼唤。
渐渐,我的兴奋过去了。忽然有一种满足感也是一种幻灭感。我甚至想到,那位女编章抱书上楼的肃穆情景:她怀中抱的那不是一部书,而是我的骨灰盒。
我所有的,我的一生,都在这个不大的盒子里。
这是诗啊!这些很有感情、力透纸背的文字,出自一位八十岁老人之手,谁读了能不受到感染。我读孙犁的诗,觉得是散文化的;读他的散文,却常常有诗的感受。先生本色是诗人。想想看,在冬日清晨的阳光里,一位年轻的女编章,怀中抱着一个“骨灰盒”,正神情严肃地从一座住宅楼下拾级而上;那盒子里装的不是阴冷的骨灰,而是马上就要见到的,一位带着血泪和忧伤,争战、呼唤了一生的文学老人的精魂。——这意象多美!
《书林秋草》等
夜读孙犁《书林秋草》,先生之文,或短章,或巨制,都是真善美的极致。随便取出一本,拣出一篇,甚至随便指到一处,就可以兴味十足地读下去,直至终篇。这是只有大作家才能达到的境界。
孙犁《谈赵树理》,文字不长,颇中肯綮,近被选入山西职高教材。我想,孙犁写此文无意超越什么,心里怎么想,就用最俭省的文字表达出来,告给读者。令人赞服的是他独到的识见,这是长期修炼才能得到的。今晚重读这篇写于二十年前的文章,依然感到清新。尤其把赵树理放在抗战的大背景下,阐述作家与大时代的关系,是不可移易的定论。
重读《铁木前传》。孙犁倾注在人物身上的感情像醇酒似的,首尾对童年的赞美如诗如歌,真美!记得铁凝在《四见孙犁》中说过她年少时几乎能背会《铁木前传》。我早年读铁凝的《哦,香雪》,对那种语言的纯净印象极深,原来是受孙犁的影响。欣赏孙犁就是欣赏美。
读孙犁的《无为集》,在书后写了如下一段话:刚读过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记邹明》,文中说:“我老了,记忆力差,对人对事,也不愿多用感情。以上所记,杂乱无章,与其说是记朋友,不如说是记我本人。是哀邹明,也是哀我自己。”本书中凡记人的篇章,皆可作如是观。《大根》刚发表时已在《羊城晚报》读过,为其精炼所震,剪存之,并在报纸空白处写道:“千把字,十数人,大根一生。添一字则多,去一字不成。枯木逢春发新枝,大根可喜可贺;夕阳虽好近黄昏,孙犁独哀独愁。”十年后,一场大雪过后,我又取出《无为集》,在书前写道:读刘大櫆《论文偶记》二十:“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程子云‘立言贵含蓄意思,勿使无德者眩,知德者厌。’此语最属有味。”耕堂劫后所为文,我时时取读,简而有味,当得刘氏之论。
读《知堂书话》
一
看《文汇读书周报》上钟叔河先生为《周作人散文全编》写的序,一时兴起拿出好几年前买的钟叔河编订、我称之为“钟版”《知堂书话》来看。过去虽也看过一点知堂的文章,但可能是阅历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总没感觉到他文章的妙处,所感到的只是琐碎,清冷。这回似读出一点味儿来了。
除了跳过一些偏僻的引文,接连读了四十多篇。对知堂文章的妙处开始有了点体会:行文琐碎,似不着力,但有柔劲之美,就像太极高手,从容舒缓,内功却了得。“柔劲”这个词是我读《儿童的书》时忽然想到的,以为颇能准确地传达我的感觉,具体是因为读了下面两段话:“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所谓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一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空灵的幻想与快活的嬉笑,比那些老成的文字更与儿童的世界接近了。……总之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中国还未曾发现了儿童,——其实连个人与女子也还未发见,所以真的为儿童的文学也自然没有,虽市场上摊着不少的卖给儿童的书本。”这里没有铜板铁琶金刚怒目,但所说的意思至今读来感觉还是掷地有声的。读其他篇大都能读出这种“柔劲”的感觉来。还有一点感觉到的是,知堂的文章平实中有生气,绝无“衰弱庸熟”的文句。
二
知堂衡文重趣味。对日文书籍的介绍,大都没有中文译本,凡引文都出自他的亲手所为,这种本事在别人那里是少见的。他又通希腊文、英文等。1923年他介绍与谢野晶子的《爱的创作》:“普通的青年都希望一劳永逸的不变的爱,著者却以为爱原是移动的,爱人各须不断的创作,时时刻刻共相推移,这才是养爱的正道。”这种观念有益于世道人心,是救治今日婚姻家庭的一剂灵药,这书不知现在有无译本。
翻陈子善编的《闲话周作人》,谈人的居多,没有一篇是专门谈知堂文章之妙的,只张中行的《再谈苦雨斋》有一点点,说得颇为精到,我把它录在“钟版”《知堂书话》上了。张中行说:“像是家常谈闲话,想到什么就说,怎么方便就怎么说。布局行云流水,起,中间的转移,止,都没有规程,好像只是兴之所至。话很平常,好像既无声(腔调),又无色(清词丽句),可是意思却既不一般,又不晦涩。话语中间于坚持中有谦逊,于严肃中有幽默,处处显示了自己的所思和所信,却又像是出于无意,所以没有费力。”
张中行先生到底是文章大家,又是语文教育家,这段话几乎把知堂文章的妙处括尽了,尤其是“既无声又无色”这六个字极精当,若是再要加两个字,那就是“柔劲”吧。
三
知堂介绍早川孝太郎乡土研究专著《猪鹿狸》的文章,透露了知堂的为人:己所欲也不强施于人。他说:
其中我所顶喜欢的还是这《猪鹿狸》,初出时买了一本,后来在北平店头看见还有一本又把他买了来,原想送给友人,可是至今没有送,这也不是为的吝啬,只是因为怕人家没有这种嗜好,正如吃鸦片烟的人有了好大土却不便送与没有瘾的朋友,——我以鸦片作比,觉得实在这是一种嗜好,自己戒除不掉也就罢了,再去劝人似乎也可以不必。
这也是知堂的幽默。
四
《兰学事始》比较中日医学界对待西学(自然科学)的态度,结论是:“从这里看来中国在学问上求智识的活动上早已经战败了,直在乾嘉时代,不必等到光绪甲午才知道。然而在现今说这话,恐怕还不大有人相信,亦未可知。”语气和婉,内含刚健,是“柔劲”的又一例证。
我近来读《知堂书话》,读得很慢。《知堂书话》极少提到同时代人,有之,则如章太炎、梁启超、郭沫若、郁达夫才够得上。知堂的文章不摆架子,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里面藏着褒贬,但绝无吹捧、讥笑、呵斥、詈骂,绝无伪善或者伪恶,绝不故作高深,表现谦虚状。
2009年3月
《山西文学大系》第五卷的缺失
《山西文学大系》第五卷,选录的是“清代与民国初期”山西文学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我从这卷书中了解到前此未尝与闻的八九位作者;另有几位作者,以前仅知其名,这回也读到了他们的诗文。编者的首创之功和搜集之劳,是应该尊重和感谢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卷书无论选文还是选人,都有一些可议之处,谓之“两失”亦无不可。
现略陈敝见。
先说选文之失
试举两例:孙嘉淦和吴雯。
孙嘉淦(1683—1753),字锡公,号静轩,兴县人。本卷仅收他五十四岁写的《三习一弊疏》,是不够的。乾隆元年(1736)孙嘉淦的这篇奏折,在其官宦生涯中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为他赢得一世美名。吾晋大儒郭象升曾说:“清代经世之文,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第一”。选这一篇当然无可挑剔。但这篇奏折以劝世之言取胜,不足以代表孙的文采。最能体现孙嘉淦文学之美的,当推他四十岁写的那篇一万六千字的《南游记》。
康熙五十八年(1719)夏天,孙嘉淦母亲病重,他从翰林院告假归省。到秋天母亲就去世了。时隔不久,“荆妻溘逝,稚子夭残”。连遭打击,孙嘉淦悲痛孤绝的心境可想而知。1720年秋天,他骑着一头小毛驴,从老家吕梁山深处的兴县出发,像《诗经》说的“驾言出游,以写我忧”去了。
他在山西、河北一带浮沉累月,直到暮冬。飞雪千里,阴风怒号,“不自知其悲从中来也。因而决计南行,返都中治装。”
次年,即1721年农历二月二十四日,他和一位名叫李景莲的朋友结伴出京,踏上南游的征程。
孙嘉淦这次南游,“四海滨其三,九州历其七,五岳睹其四,四渎见其全”,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南游记》首尾相衔,一气呵成,纳万千气象、上下古今于一篇之中。嘉庆年间,此文即被誉为“千古之奇文至文”,论者谓有“迁固之谨严,徐庾之新艳”。
以下略抄几段,以见其文字之妙:
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然俗浮靡,人夸诈,百工士庶,殚智竭力,以为奇技淫巧,所谓作无益以害有益者欤。
由兰溪至浙东,嘉杭之间,其俗善蚕,地皆种桑。家有塘以养鱼,村有港以通舟,麦禾蔚然茂于桑下。静女提笼,儿童晒网,风致清幽,与三吴之繁华又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