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生活”的涵义，他接着指出，“这里包括着各式各样的独特的形态：汇集着大船舶的港湾，轰响着噪音的工场，深入地下的矿坑，奏着jazz 乐的舞场，摩天楼的百货店，飞机的空中战，广大的竞马场……
甚至连自然景物也和前代不同了”。就现实状况而言，这里的“现代生活”，当然主要是指30年代的上海。尽管就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性质的现状而言，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但30年代的上海，则是在当时的世界大都市群中崭露头角。白鲁恂曾这样描绘当时的上海情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乃是整个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化的大都会。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在中国进入现代化过程中，上海率先完成了由古老的农耕文明向现代的都市文明的转变。换言之，上海都市文化是以现代的工业化、商业化的都市环境为背景的。
上海外滩的改造、工商经贸的国际化，以及由现代化所带来的南京路的繁华，高楼、洋房、霓虹灯、电影院、舞厅、舞会、咖啡店、跑马场、赌窟、弄堂……这些上海显性的形象，所对应的则是摩登、欲望、消费、时尚、白领、小资、赌客、市民等上海隐性形象的内涵。现代传媒业的发达，与蓬勃发展的工商业和繁花似锦、多姿多彩的都市生活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上海大都市独特的节奏和独特的文化韵律。最为突出的是形成了上海所特有的现代消费文化环境。在这种环境的制约下，上海被赋予了另一种的现代性内涵，即上海不仅是中国的一个现代都市，同时还是远东最具魅力的都市，并且与西方发达的工业国家的大都市，如巴黎、伦敦、纽约等，几乎处在同一水平线上，具有现代的工商业文明的现代性内涵。因此，30年代的上海，它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都市文化，特别是现代都市文明病的诸多特征，即现代派作家常常提到的都市文明“恶”的特征。
30年代的“两浙”作家对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恶”的精神反抗，在“现代诗”的创作中得以较突出的展现。戴望舒的“现代诗”创作，在表现他苦苦追求人生理想，表达自己内心苦闷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他反抗精神沉沦的思想态度。他的代表作《雨巷》，与其说是表现了他的理想失落，又无力追回的挣扎和无奈及哀伤的情感，倒不如说是展现了他不甘沉沦、不甘寂寞的精神反抗倾向。诗中那个带有自己理想身影的“结着哀怨”、“冷漠、凄清，又惆怅”的“丁香姑娘”，何尝不是他以“自我表现”的方式，对现代都市文明压迫人，导致人的异化，尤其是精神异化现象所作的一种精神反抗呢？他的《断指》一诗，描写断指的主人，面色惨白，身材枯瘦，曾亲自截下一个手指交给我的情形，所传达的也是一种精神反抗的思想情感：“我”从“断指”的主人那里获得了“反抗”的启迪，“要我”勇敢地告别过去，寻求自己的未来。“断指”的意象，在这里实际上成了诗人反抗现实异化和内心黑暗的一种奋进向上的精神志向。
每当“我”在“颓丧的时候”，它就赋予“我”强大的精神动力，使我不再颓唐和沉沦于现实的黑暗之中。《寻梦者》一诗，虽然传达出当“梦开出花来”时，自己已是“鬓发斑斑”、“眼睛蒙眬”的一种伤感的情绪，但整首诗所表现的则是“攀九年的冰山”、“航九年的旱海”的“寻梦”勇气，从中也传达出“反抗”人生黑暗的精神底蕴。《夜行者》自称是“夜行人”的“我”，“走在黑夜里，戴着黑色的毡帽。／迈着夜一样的步子”，在执着地寻找人生的理想，反抗来自现实和内心的“黑暗”。徐迟的“现代诗”创作也同样表现出了在都市文明迷惘中反抗心灵的黑暗、追求美好人生理想的倾向。在《二十岁人》一诗中，诗人以一种阳光的心态来展现对都市文明的态度：
我来了，二十岁人，
青年，年轻、明亮又健康。
从植着杉树的路上，我来了哪，
挟着网球拍子，哼着歌：
G调小步舞；F调罗曼司。
我来了，穿着雪白的衬衣，
印地安弦的网影子，在胸上。
尽管现代的都市并不完全是阳光，也不完全属于自己，然而，徐迟还是执着地以歌颂自己年轻的理想的方式，对都市文明发出“春烂了时，野花想起了广阔的田野”（《春烂了时》）的呼唤。
显然，30年代“两浙”作家以现代都市为描写对象，关注现代人的精神变异和心理压抑的状况，展现现代人反抗都市压迫，寻求自我解放，显示出了新文学探寻人的存在价值与意义的创作深度。然而，就“两浙”作家30年代创作的“反抗”主题的性质而言，主要还是传统的乡村文明与现代的都市文明相碰撞的产物，还不完全是像西方现代派作家那样，直接进入心灵层面展示精神反抗，而真正进入心灵层面展现精神反抗的，则是40年代的“两浙”作家的创作。
40年代的“两浙”作家，在战时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能够自觉地注重形上层面的精神反抗意向的传达。他们面对战时风云多变的时局境况，将国家和民族所遭遇的深重灾难，沉潜在个体生命的深刻体验之中，使之能够以更具感性的意识色彩，将蛰伏在个体生命深处的形上感受和精神反抗呈现出来，充分地表现他们对国家、民族和人的前途、命运及存在价值与意义的深邃思考。
袁可嘉、穆旦、唐湜的诗歌创作，就以直面现实人生和自我矛盾的方式，力图传达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前途担忧的心理情绪，表现具有普遍和超越苦难的生命体验。他们善于从身边的日常生活感受中，从大自然的冥想中，发现生命的哲理，获得精神反抗的思想启示，进而将自己对整个时局变化的认知和理解，转化为有关个体与国家、民族、人类生存状况、发展前景和终极命运的形上体验，并进一步使这种刻骨铭心的生命感受和体验，上升到生命哲学的层面进行严肃的思考和把握，从而使中国现代白话诗歌真正地具有了现代意义的“形而上的品格”。
直面国家和民族的多灾多难，40年代的“两浙”作家拒绝一味地沉溺于个体的哀怨抒情，如袁可嘉的诗歌创作，一方面不脱离对现实的执着关注，另一方面又始终不忘透过现象看本质。《难民》一诗，就将战时后方所存在的现实丑恶现象，上升到了精神反抗的意志层面上来认识和表达：“要拯救你们必先毁灭你们，／这是实际政治的传统秘密；／死也好，活也好，都是为了别的／逃难却成了你们的世代专业。”又如《沉钟》一诗：
让我沉默于时空，
如古寺锈绿的洪钟；
负驮三千载沉重，
听窗外风雨匆匆；
把波澜掷给高松，
把无垠还诸苍穹；
我是沉寂的洪钟，
沉寂如蓝色凝冻；
生命脱蒂于苦痛，
苦痛任死寂煎烘；
我是站定的旌旗，
收容八方的野风！
这显然不是一般意义层面上的现实丑恶的揭露和批判，而是将对现实的认知和思考，上升到一种具有普遍性质的意义层面上的理性透视，从中展现精神反抗的主题思路。唐湜 的诗歌创作则善于以展现人生理想的方式来反抗人生的苦难。在《我的歌》一诗中，他就表示：
“我要向无边的空阔打开灵魂的窗／抛出最嘹亮的歌，一片希望。”在《手》的一诗中，则通过对业师朱自清的悼念，抒发了自己对人类光明前途的追求之情：“我已看到在混凝土的／地层里，一个新人类的早晨／已经发亮，树林子下有遥远的／海，沉沉的云预言似的／下垂，呐喊，熊似的生命／众多的手臂是人们的森林。”在《诗》中，他将精神反抗的主题，具体地落实到了对生命意义的哲理思考之中：“当汹涌的潮水退去，／沙滩才能呈献光耀的排贝，／诗如果可以在生活的土壤里伸根，／它应该出现在生活的胜利里。／／果实是为了花的落去，／闪烁的白日之后才能有夜晚的含蓄，／如果人能生活在日夜的边际，／薄光里将有一个新的和凝。”
最能展现40年代“两浙”作家精神反抗主题的应是诗人穆旦。在《赞美》一诗中，他摒弃那种廉价的歌颂祖国的情感抒发，也不是夜郎自大、喋喋不休地赞美文明古国的伟大，而是选择40年代人们常常能够见到的荒芜的村落、呼啸的干燥季风、沙漠、乡间小路、骡子拖车、人们干涸的眼泪等镜像，构成40年代中国的缩影，从精神上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以及人民不屈不挠的反抗意志：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
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穆旦始终关注着祖国、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在精神层面上，他热情地讴歌了缔造中华民族的劳动者，认为中华民族虽面临着“说不尽的灾难”，但是，这个具有坚韧的反抗精神的民族，终将会站立起来，因为千千万万不辞艰辛、不怕打击的劳动者是这个民族的坚强脊梁。他们不但用勤劳的汗水创造了中华民族，更是以鲜血和生命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使每一个中华儿女都能在艰难的反抗中看到未来的希望。在题为《被围者》一诗中，诗人则又是这样写出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精神反抗意志的：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
唐湜对此解释说，穆旦在这里所说的“毁坏”，不仅是对“至善的终结”、“绝对的理念”的执着追求，同时也是在精神反抗中完成了“一个自觉的超越”。在《打出去》一诗中，诗人展示自己的心灵意识是“由幻觉渐渐往里缩小，／直到立定在现实的冷刺上显现”，而在《我向自己说》一诗中，则坚定地表示自己“在无数的绝望以后”，“不再祈求那不可能的”“生命的质变，爱的缺陷，纯洁的冷却”，而要以“反抗绝望”的方式宣布：“我要赶到车站，／搭1940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玫瑰之歌》）在《绿》一诗中，诗人则是以对未来充满憧憬的方式，写出了反抗宿命的必胜信念：
绿色的火焰在草上摇曳，
它渴求着拥抱你，花朵。
反抗着土地，花朵伸出来，
当暖风吹来烦恼，或者快乐。
如果你寂寞了，推开窗子，
看这满园的欲望多么美丽。
蓝天下，为永远的谜迷惑着，
是人们二十岁的紧闭的肉体，
一如那泥土做成的鸟的歌，你们燃烧着却无处归依。
呵，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
痛苦着，等待伸入新的组合。
马尔罗曾说：“艺术就是反抗命运！”执着于形上层面的精神反抗，固然也表现出了“两浙”作家对现实异化、人生异化的忧患之情，甚至也流露出某种悲观、绝望的情绪，但却没有理由说他们是对现实的逃避，是消极无为的。不然的话，在他们的创作当中，为什么能够在看似消极颓唐背后，还会洋溢着一种坚强的抗俗精神，就像西西弗斯那样执着地推着巨石不停地向山顶发起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为什么在看似悲观绝望背后，还要执着地表现人生理想、袒露自己的心声？在生命的超验意义上，“两浙”作家展现精神反抗主题，展现对生命意义的寻求，也就显示出了一种“崇高”特性的美学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