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我跨进“曲坛”的门槛。父亲给师父立的字据，把我交给师父五年零一节。在这段时期里，我挣的钱要全部孝敬师父，每年“三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两寿”（师父、师母的寿辰）还要另有孝敬；中途不学，要赔偿师父的饭费；如因受苦不得，死、走、逃与师父无关……所以过去有这样一种说法：“你的能耐是怎么学来的？”“是当童养媳学来的，不是看唱本学来的。”这话一点不假。徒弟在师父门下，就跟童养媳一样。开始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从家里步行到先农坛或天坛的墙外（我们艺人管这地方叫“坛根儿”）喊嗓子，喊的时候要迎着风喊。冬天要到最冷的地方去喊，夏天不论多么热的天气也不能间断。如此，经过三冬两夏的锻炼，嗓子才能喊出来。记得有一次我把嗓子喊哑了，师父也不让我休息，给我两丸“铁笛丸”，让我含着，继续坚持锻炼。每天喊过嗓子到师父家，等师父起床后，把被子叠好，挑水、扫地、沏茶、添好了炉火，师父才拿起弦子给我说唱、排练、调嗓子。不久，师父叫我搬到他家来住，因房间狭小，我只好在地上搭块木板睡觉，夜间搭上，白天拆掉。
从此师父家的所有家务劳动，完全由我负担。虽然苦些，但学会了很多生活常识，俗话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背后受罪。”
尚先生是位弹唱技艺俱佳、造诣很深的老艺人。他弹起弦子挑、抹、拈、拢，弦动情出，丝丝牵魂摄魄。当时曲艺界送他一个绰号“花点子尚”（即他在弹过门里加些花点子）。
当时有位专作曲词的老先生叫周福安，他按“十三道韵辙”，用当时曲艺界着名的艺人刘宝全、白云鹏、白风鸣、王祺禄、王贞禄和着名的弦师白凤岩、韩福全、王万芳、刘二把、尚福春编写了一段唱词。每一道辙唱五位，十三道辙共六十五位，可见尚先生在当时“曲坛”中的地位。
尚先生教徒弟是“因材施教”。他看你是学唱的材料，便教你学唱；看你是学弹的材料，便教你弹，当时跟尚先生学艺的还有师兄李宝成、洪宝山、李宝荣，师弟时宝正、陈宝珠、石宝林，师妹时金宝、冯玉宝。在这些弟子中间，只有我念过几天书，认识几个字。尚先生便让我每天用包茶叶的纸或旧账本抄写唱词，然后我拿着唱词带领大家念。我念一句，大家跟我念一句，念几遍以后，让大家分别背念，直到每个人都把唱词背得烂熟，他才开始教大家唱腔。我在写唱词的时候，遇到不会写的字便请教师父。有时师父也不会写，遇到这种情况，只好根据字音随便画个字，可见那时艺人没有文化的难处。
大家把唱词背熟了，再教唱腔，师父在教唱腔的时候，也是让我先上腔，师弟师妹们在一旁听着。我唱会了再带着他们一起唱，都学会了师父才拿起弦子给排练，所以学一段唱是要下很大工夫的。那时有的师父教徒弟，教两遍不会便打。尚先生不会因为学不会或一两次唱不对就打徒弟。非得已经学会，而且唱得很熟悉的段子，隔一段时间，在排练的时候你唱错了，他才打。记得有一次，师父拿起弦子让我练唱梅花调《黛玉悲秋》，因为这段唱里有一个大腔儿和《宝玉探病》段子里的一个大腔儿基本相同，只是在一个小腔儿上略有区别，我把它唱“串”了，师父拿起藤子棍照着我脑袋打了三下，当时打起三道杠子。师父接着对我说：“你好好想想再唱！”这件事直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从此，我下决心用“私功”。每天找没人的地方我反复地唱，从每个字的发音、收音练起，到唱腔上的高低平音的搭配、气口，让它抑扬顿挫合适，不倒、不错。我不仅做到“会”，而且要唱得对，在对的基础上精益求精。
一天，师父从天桥落子馆回来，吃过晚饭坐在他每天坐的那把椅子上，边喝茶边对我说：“你这些日子背着我练私功，我都知道，有志气。俗话说男儿当自强，你这样下苦功练，一定会学出来，也一定会有出息。你要记住，不论唱什么段子，先要懂得里面说的是什么样的人和事；在唱时既要唱出里面的情感，又要懂得写的是什么样的景物，要考虑怎样把它唱出来、做出来。唱景比唱人要难，因为景物是死的，所以要用心去琢磨它。这要用自己平时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去琢磨，从心眼里产生出一种和段子内容近似的感情，根据它去考虑声音的高低强弱、轻重急缓。在唱的时候用唱腔、声音、话白，唱出段子里的人物情感，或景物形象，让听众听得清、听得懂，感到你唱得生动、自然、真实感人，这才叫‘玩意儿’（即艺术）。切忌不顾段子里的情节，认为自己有一条好嗓子，扯开嗓子一股劲儿地傻唱，或者是脱离段子情节，卖弄技巧耍花腔。”师父这几句教导是老人家几十年从事曲艺艺术实践的经验总结。
六十年来，我始终牢记在心，一直遵循这一教导去做。师父对徒弟从难从严要求是正确的，徒弟本身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天桥中华落子馆
北京人都知道天桥在旧社会是“杂八地”，干什么的都有，什么人都出。
特别是唱大鼓这行，很多有名的老艺人，差不多都在天桥唱过。如果没有点儿真能耐，在天桥还真吃不开。
我拜尚先生以后，每天便随师父到天桥中华落子馆，老人家在那里是“坐弦”弦师（这类弦师要通晓各曲种的音乐和流派的唱腔，知识渊博，还能担任教学）。师父上场伴奏，我伺候着沏茶倒水，借机观摩学习。
我记得当时有位女演员叫段翠玲，京韵大鼓、梅花调、联珠快书都唱得很出色。我听她一段《托兆碰碑》，受到很大启发。我觉得一个演员不能只学一种，应该什么都学。我便要求师父教我快书，师父答应了我的请求。从此，我除了学京韵大鼓、梅花调外也学联珠快书。因为当时不论是学唱，还是学弹，如果只是抱着一门就吃不开。比如那时候落子馆开场都是以“拉架子”唱“十不闲”开场。拉架子是指“十不闲”乐器的架子，行话叫“天平架”。架子上有两个龙头，架子两旁挂着一把布掸子、一把蝇甩、一条霸王鞭、一根马鞭，这四件是唱莲花落、荡调等所用的道具。1986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曲艺家协会等在研究编写《曲艺音乐集成——北京卷》时还准备制作一个叫我画个图形。各种响器不管是锣、钹、堂鼓，到时候大家抄起来就干。人手不齐你就算帮个忙，你不会同行人也都看不起你，所以什么都得学。在那里我学会了很多东西，不只学会了打各种响器，还学会了不少“莲花落”的“架子曲”，我记得那时开场先唱一段“莲花落”叫《发四喜》，唱词是：
福自天来喜冲冲，福缘善庆降玉屏。
福如东海长流水，恨福来迟身披大红。
禄星笑道连中三元，鹿把灵芝口内含。
路过高山松林下，六（读陆音）国封相做高官。
寿星拱手万寿无疆，寿桃寿酒摆中央。
寿比南山高万丈，寿同山岳永安康。
喜花儿摘来戴满头，喜酒斟上瓯几瓯，
喜鸟儿落在房檐上，喜报三元独占鳌头。
这段我不但会唱，而且伴奏用的锣鼓点子名叫“凤凰三点”我也会打。唱完这段后，再唱一段名叫“八盏儿”的段子，有四句、六句和十句的，唱词我还记得。
四句的词是：
一出门来二月天，三四桃花开满园。
五六七八天炎热，九十冬腊又一年。
六句的词是：
一门五福三多九如，七子八婿满床笏，胜似文王百子图。
寿星跨鹤云中舞，龙头拐相衬着紫金葫芦。
葫芦里面飘仙气，飞出十万八千燕蝙蝠。
十句的词是《西厢记》的段子：
一轮明月照西厢，二八佳人莺莺与红娘。
三请张生来赴宴，四顾无人跳花墙。
五鼓天明夫人知道，六花板拷打莺莺审问红娘。
七（其）情问出佳期会，八月十五莺莺降香。
九（酒）别举子张君瑞，十里亭哭坏了莺莺，叹坏红娘。
当时落子馆锣鼓一响，一唱这几段“莲花落”，马上会招徕很多听众，然后有女演员双唱小曲，如《小放牛》、《大五更》、《小五更》、《七月七》、《绣麒麟》等。唱小曲时要配合着打竹板，我在人手不齐时就打竹板，逐渐竹板也会了，小曲也能唱了。这样不仅学会不少玩意儿，而且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还能给师父挣几个钱，串巷子“串巷子”是指旧社会穷苦艺人为了糊口，每天晚间到前门外八大胡同妓院里去卖唱的行话。过去唱大鼓的老艺人不“串巷子”的是极少数，有不少京剧界里拉胡琴的也“串巷子”。
我从十三岁学徒到二十五岁，这十二年的漫长岁月里，几乎每天晚上从八九点钟直到深夜一两点，都到妓院去卖唱。不管是炎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天，都得背着一面鼓在胡同里挨门去求：“您听段大鼓吧。”串过这一条胡同，再走进另一条胡同。那种苦是现在同行、同道们想象不到的。
开始我不足十四岁，白天随师父上天桥中华落子馆回来，吃过饭我们师兄弟（不包括师妹）分成三组，分别到各妓院去卖唱给师父挣钱。遇见心地善良的嫖客，把我们叫到屋里唱两段，完了给一两吊钱。有的根本不理睬你，甚至把你轰出去，还要骂上几句。还有的故意刁难你，拿你开心取乐。
有一次在韩家潭一家妓院里，遇到一位嫖客，他让我唱段联珠快书，唱好了一段给我两段的钱，但得按照他的要求去唱。他的要求是把手背在身后，站在那里，身子不许动，脑袋不准摇，还得不能忘词、错板、不搭调，如果达不到这些要求就不给钱从头再唱，什么时候合乎要求再给钱。我听他一说，就知道他是懂得快书的行家。因为唱快书与京韵、梅花调不同，京韵、梅花调节奏慢，有想词的时间，身体、脑袋可以不动。快书则与此相反，要唱就得手、眼、身、步全动，在动中才能想词、缓气，如果站在那里身不动、目不转睛是难唱好的，况且跟师父学就是这么学的。我想这是故意刁难我，如果不答应他，以后这家妓院我就不能再进来了，而且也丢人。我当时想了个主意，我也提出一个要求，对他说：“按您的要求唱，唱好了您得给一块大洋，唱不好我不要钱，少了我不唱。”他听了以后一怔，用一种怀疑、蔑视的眼光望着我说：“小家伙儿！听你这么说，你敢唱是不是？”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敢说，您听听看吧！”他很痛快地说：“就依你的。”我心想这块大洋算挣上了，他不知道我在快书上还真下过工夫。于是我就按照他的要求，唱了一段《碰碑》，唱完他只好掏出一块大洋给我。我反而将了他一军，我问他：“您还听一段什么？”他再也舍不得花那么大价钱拿我开心了。回到师父家我把经过告诉师父。师父哈哈大笑说：“好小子！咱穷人也拿他们这些阔佬们开开心！”
“串巷子”卖唱，除日常背着鼓去卖唱外，每年三月中旬至四月初，六月至七月上旬和十月至十一月这三段时间里是妓院捧大鼓的日子，各妓院都以“捧大鼓”为名，来挣嫖客的钱。因为当时有些妓女也会唱几段“大鼓”和“小曲”，她们在节日那天，找些艺人帮她们弹弦伴奏或唱几段大鼓、快书等节目。
这天所有妓女都各自请她自己的“熟客”来捧场，争相比阔。妓院老板可以借机大捞一把外财，我们艺人也可以多挣些钱。我听师父说：在清代同治末光绪初年，前门外八大胡同的妓院还不多时，北京的妓院大多聚集在西四牌楼砖塔胡同、口袋胡同、大院、小院胡同和砖塔胡同西口外的能仁寺一带。当时叫“曲班”，妓女们大部分都会唱一种叫做“荡调”的曲子。教这种曲调的是“天喜班”的掌班人老张三，很多妓女都跟他学唱“荡调”。当时在各“曲班”中，以聚凤、万陞、聚胜、苏云、天喜这几个曲班有名的妓女居多。很多王公贵族子弟、富商巨贾，到这些“曲班”里去寻欢取乐，而且他们大都在西四牌楼的同和馆饮酒、吃饭（同和馆即现在的同和居饭庄，清光绪庚子事件后，改名为同和居）。
据师父说当时北京“曲班”中有五名妓女轰动九城。这五名妓女是：西城聚凤班的“喜凤”、翠玉班的“小凤”，这两人称之为“双凤”；西城富宝班的“红宝”、“金宝”称之为“二宝”；还有前门外百顺胡同里“百顺班”的“万人迷”。这五个名妓，统称为“双凤、二宝、万人迷”。据师父讲：“聚凤班”的喜凤与当时内务府郎中徐臣（字庆）两人相爱。徐庆以千金为喜凤赎身，因喜凤养母故意刁难，没能成其好事。后来这事被当时着名的大侠“大刀王五”知道，王五仗义执言，喜凤养母无法，两人乃结美好姻缘。民国以后，徐庆去世，喜凤在徐家主持家务，井井有条。“万人迷”和当时工部郎中海康（字仲安）相爱。海康为万人迷倾家荡产，最后潦倒不堪。恶鸨见海康生活潦倒，便不准万人迷与海康接近。万人迷不顾恶鸨儿从中作梗，竟用自己的多年积蓄，替海仲安付给鸨儿以赎身，终于脱离青楼与海仲安结为伴侣。两人婚后还购置了不少房产，相偕到老，子孙满堂。他俩当时就住在旧鼓楼大街后马厂。万人迷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病逝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