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契约起码有两条可以保证：一是两家都一个心劲儿要我早成材了，因为早些登台演戏，两家都能早有收入，就不会一年教不了一两出戏了；二是吃穿在家，都在母亲的眼面前，不至于受委屈。有了这两条，我母亲明知是苛刻的规定也顾不得计较了。这个契约有一条是比较特殊的，那就是“写字”的年限有很大的伸缩性，一般“写字”，都是从“写字”之日算起的，这种算法对于师父来讲，是不太有把握的，因为若是学生成材晚，三年五年才能登台演戏，师父的收入显然少了。我的契约规定年限是从登台挣钱之日算起的，这样，即使我学艺后因为倒了仓，几年唱不了戏，师父也不用担心，因为我是什么时候开始挣钱，什么时候才算开始酬敬师父，直到满七年，才能解除契约。这是个猴皮筋的契约，可长可短。
我“写字”拜师是1934年的事，具体日期已经记不得了。那张记载着这个日期的契约曾被我珍藏着，但在十年动乱之中，却被烧毁了。我只记得，我的“写字”拜师仪式是在打磨厂的一个叫“富寿堂”的饭店里举行的，王瑶卿先生出席了这个仪式。
王瑶卿先生是人们熟知的一位成就卓着的戏曲艺术家和戏曲教育家。
我从师李凌枫先生，以后就有了机会随先生到王瑶卿先生家求教。据王先生后来告诉我，说我本来经谭富英先生的管事赵士兴先生介绍，是要把我“写给”王先生的，因为王先生要求我住在他家学戏，我母亲随去陪住不方便，便作罢了。虽然如此，在我以后演戏的长期艺术实践中，王先生把我当成隔辈弟子，下了很大的心力培养我，我的许多戏都是他亲自教给我的。王瑶卿先生曾对我说过：“缉之（指我的师父）给你定的契约也太狠了点，我和他订的契约还是四六开呢！”又说：“若是唱戏由你制行头，就应该是三七开账，哪能对半开呢！”这些在王先生一眼就看出的较为苛刻的规定，当时的我是很难看出来的，而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有了较为深刻的体会。虽说我师父订的契约狠了点，但归根结底，还是旧社会造成的。
所幸的是，我的嗓子变声期很短，几乎是没觉得怎么样，就倒过仓了，所以，我就免受了一段倒仓之苦了。王瑶卿先生对我说过：“君秋，真怪哩，我就觉得你的嗓子没变过声似的，你的嗓子跟我年轻时一样，又脆又甜！”李凌枫先生有了我这样一个嗓子天分好的学生，也感到很得意，加上我自己又很努力，他对我就另眼看待了，他除了尽心教我学戏外，还经常用自行车带着我到别人家去教戏。到了人家家里，李先生坐下，双腿一搭，拿出胡琴往腿上一放，就说：“君秋，给大爷唱一段！”我就遵从师命，唱个《花园赠金》或《玉堂春》的唱段。唱完后，常要受到人家的夸赞。别人夸赞我时，李先生脸上总是喜盈盈地堆着笑容，然后兴致勃勃地再给别人的孩子说戏。我也挺愿意随师父到各家串，因为这样不仅我自己能有机会多见见世面，锻炼锻炼，而且当李先生给别人说戏时，我还能在旁边多学点，无形中我学的戏要比别人学得多些，学得快点。
我学戏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每天早起的第一课就是练功喊嗓，天色未明，我就起床，步行到北京城西南角的陶然亭一带练功喊嗓。
那时的陶然亭不像现在这样已经座落成一个美丽的公园，当时它还没有“公园”这个雅号，人们习惯称它为“窑台”。它的中心是一座天然的土丘，远远望见，土丘上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寺宇，这就是陶然亭。走到土丘下面，沿着顺坡就势铺筑的石阶，拾级而上，径直走到陶然亭寺宇的门前。寺宇里面，雕梁殿宇，玉阶明柱，配厢回廊，布局严谨，俨然像一座梦境般的神仙洞府。站在跨院平台之上，居高临下，所望见的景致就同寺院所见迥然两样了：土丘下面不远就是一大片芦苇塘。苇塘的周围则是一片丘陵地带，丘陵之上，荒野乱坟，风吹树动，满目萧条。传说这里曾经有过一段游人不绝的兴旺年景，吸引游客的所在便是寺院内的清末名妓——赛金花之墓，以及乾隆皇帝从西域请来的那位“出气如兰麝，浑身冒香汗”的贵妃——香妃的埋葬所在。游客多是文朋诗友、迁客骚人，他们常在陶然亭内以文相会，结社吟诗，借景生情，吊古伤今。后来，大概是由于此处乱坟日增的缘故，游人就日渐稀少了。而代替文人墨客而来的则是梨园子弟，这个地方成为他们喊嗓习艺的天然练功场所。
我练功喊嗓的地方多在土丘下面的芦苇塘内。在这里喊嗓有两个好处，一是地势开阔，望着远处喊嗓，不仅能日渐增强嗓音的素质，而且可以有意识地增强蓄气、运气的能力，力求使声音饱满持久，悠远不绝。这样的喊嗓应该是京戏演员必修的基本课程。如能持之以恒，练习得法，嗓音素质不好的可以变好，素质好的可以更好。据说，早年着名青衣演员陈德霖先生本来嗓音条件不太好，就是因为他坚持喊嗓，始终如一，逐渐练就一条清亮刚劲的嗓音，使得他的旦角演唱艺术成就卓着。我的嗓音条件比较好，但我仍然坚持喊嗓子。现在，我虽然年过花甲，而且在十几年动荡的日子里，长期被剥夺了演戏的权利，但当我重登舞台演出的时候，演唱起来，仍不觉吃力，我想，这应该说是我少年习艺时坚持喊嗓的一个收益吧！
在芦苇深处练功喊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躲避闲人。开始去陶然亭喊嗓，由我师父陪着去，后来就是我一个人去了。我有点害羞，怕见生人，一到陶然亭，我就径直钻到芦苇深处，虽然天色未亮，但梨园行的人去那里的还是不少，天色渐明时，有些游人就会到这里散步来了。
去陶然亭喊嗓的日子久了，我的胆子也就逐渐大了点，我不仅锻炼自己各种口形的发音，而且还要打个“引子”，念几句话白，甚至高声唱一段，这就很容易吸引一些游客。真有一些好奇的游客竟循声觅影，钻到芦苇深处来找我。我为了节省周旋的时间，就常常同他们捉迷藏。只要听见芦苇响动，我就停止喊嗓，悄悄地换个地方。有时，实在躲不过，就同他们周旋几句，这样，也结识了一些青年朋友。
每天结束早功的喊嗓课之后，天才开始透亮。回家的路上，街面上的早点铺刚起火开张，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忙碌。我也一点不能松劲儿，回到家，吃完早点，就忙着到师父家里去练功。我的把子功是由师父请姜玉佩先生教的。练完把子功，就由师父拉胡琴，给我吊嗓子，一直到吃中午饭。说实在的，吃完中午饭，身体疲倦得很，特别是三伏天，天气热，困劲上来，要是倒在床上，立刻就能睡着，可这时是不能休息的，因为学戏课开始了。
我学的第一出青衣开蒙戏是《王宝钏》（又名《红鬃烈马》）里的一折——《花园赠金》，这出戏唱的是西皮唱腔的各种板式，后来又学了《二进宫》，熟悉掌握了二黄唱腔的各种板式，然后再学《祭塔》，进一步学会了反二黄唱腔的各种板式。学会了以上三折戏，便基本掌握了青衣唱腔的各类曲调，以后，再学《苏三起解》、《祭江》、《算粮拜寿》等其他折子戏。除了从李凌枫先生学正工青衣戏外，还要学昆曲，以及京戏的花旦、武旦戏，这些课都是在下午进行的。
在家里吃完晚饭，我仍然不肯休息，抓紧时间温习一天所学的功课。我家住的是个大杂院，到了晚上，周围的邻居都要休息，我又唱又念就要影响他们，为此，我就想了一个方法来练习唱念。我家里有个装茶叶的大陶瓷罐子，口挺大，我把它拿来当个隔音器，里面装上水，嘴对着罐子口，念段“引子”，说个话白，唱个唱段，都可以放大声音，不影响别人休息。就这样，我的生活，除了日常的起居饮食外，整天都是在戏里面过的，入睡时，往往是嘴里哼着唱腔进入梦乡的。
初登舞台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艰苦学艺，我已经学会了不少青衣的折子戏，像《苏三起解》、《三堂会审》、《花园赠金》、《彩楼配》、《武家坡》、《算粮》、《登殿》、《祭塔》、《祭江》、《二进宫》等，我都能够唱了。到我十五岁那年的岁末，师父让我在吉祥戏院演了一场戏，唱的是《苏三起解》，这是我第一次登台演戏。因为是在别的戏班演戏，我算是个小客串，叫做“借台演戏”。
“借台演戏”对于我这样的“写字”拜师徒弟来讲，是一次重要的业务考核。通过这样的演出，师父要看看徒弟的台风、扮相，让徒弟见见观众，听听观众的反映。徒弟是好是坏，成败就在此一举了。所以，这场演出很关键。
演出那天，师父为我操琴，母亲请了许多梨园行里的熟人，还有许多亲戚朋友在前台看戏。上场前，我心里确实有些紧张，因为能否演得好，观众认可不认可，我心里是没有太大把握的。等到禁卒在台上喊了一句：“苏三走动啊！”我接着在台帘内念了一句：“苦哇——”，不知什么原因，我的心反而踏实了，随着场面上响起的“纽丝”锣鼓点，我缓步走出了台帘。这时，什么演得好不好，观众认不认可这些问题，我全抛在了九霄云外，一心按照师父所教的，在台上认认真真地做起戏来了。那时候，我是不可能有意识地去深入体会苏三的思想感情的，但我幼时求艺、学艺的种种遭遇，不可不谓之一个“苦”字，这与剧中人物的遭遇有着暗合之处，大概这正是我在登台时，能够一下子排除各种私心杂念，得以踏踏实实演戏的原因吧。
演完戏回到家里，母亲和师父都挺高兴，许多亲戚朋友也都来祝贺。一位亲戚讲了一个插曲，他说，他在看戏时，听到一些观众在议论，有位观众说：
“这孩子的嗓音、扮相都好，准是个女孩子！”另一位观众说：“听说他是个男孩子！”前一个观众不服气，硬说是女孩子。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后来，竟至要打起赌来了。亲戚忙告诉他们说：“这孩子我认得，你们不要打赌了，他是个男孩子！”说完这段插曲，大家都高兴地笑了起来。
听到长辈们的夸赞，看到师父对我满意的笑容，我自然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通过这次借台演戏，师父对我的前途有了较大的把握，因此，他就开始给我突击教排整出的大轴戏了，像全本的《玉堂春》、《王宝钏》、《探母回令》、《龙凤呈祥》以及《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等。我也更加努力，学得更快了。
我觉得，我多年憧憬着的自己唱戏养家糊口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我曾抑止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母亲说：“娘！这回咱们俩该换换肩儿了，往后这个枷（家）该我替您扛了！”
“换肩儿！”母亲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对我说，“孩子！九九八十一关，你这才过了第一关，离唱戏挣钱还远着呢！”
我却很乐观，还安慰我母亲说：“我好好努力，就能早点演戏。”
母亲轻声叹了口气，说：“唱戏也不是容易的事，要饭还得预备个破瓦罐和打狗棍呢！唱戏，也得置办点行头，可这笔开销咱们从哪儿出哇！”
母亲的这句话就像一盆凉水泼在我的心上，我立刻茫然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母亲见我急得那样，就赶紧拉着我的手，说：
“孩子，这事儿你就甭操心了，我慢慢给你想办法，会有办法的。”
那时候，珠市口草市有一家久春戏衣社，戏衣社掌柜的姓刘，我叫他刘大爷。刘大爷跟我母亲很熟，我母亲过去唱戏时，穿戴的行头都是经他手添办制作的。刘大爷和我家一直没断来往，常爱到我家串门。我演《苏三起解》那天，母亲也请了他去看戏。他对我的演出很是夸赞。我学戏进度越来越快，师父也催我尽早做好登台演出的准备。置办行头的事迫在眉睫，母亲就想到了刘大爷，想从久春戏衣社给我赊点行头。
虽说刘大爷是熟人，可当着刘大爷的面，母亲又难于开口，于是托人替我们找刘大爷探探口气。没想到刘大爷居然一口答应下来了。就这样，靠着刘大爷帮忙，我母亲为我赊置了一些眼面前要用的衣物——三件帔（红帔、黄帔、皎月帔）、一件红蟒、一套围桌、一个大帐、两双彩鞋、青褶子、腰包、罪衣、罪裤等。
这些眼面前用的衣物需要多少钱的开销，我现在记不清了。但我清楚地记得，这笔开销，在我演戏后很长时间里，始终无法还清，这就成为我精神上的一个很大的负担。我指望自己唱戏解决家庭的生活困难，没想到因为唱戏反倒给家里添了一个大亏空，这怎么不叫我发愁呢！我越是发愁，刘大爷偏偏喜欢到我家来串门。逢到他来，我就总以为是来要账的，心里急得很，常常一个人躲在门后偷偷抹眼泪。有一次，刘大爷发现我在哭，就问我：“受什么委屈啦？哭什么呀？”他这么一问，我更着急了，哭得更厉害了。等到刘大爷闹明白怎么回事，就笑个不停地说：“爷们，我可不是来要账的，我是来串门的，顺便也来问问你，还添什么东西不添？放心吧！我赚钱的日子在后头呢！
你日后出了名，要是有人问你在哪儿做的行头，只要你说一声‘久春’两个字，我就什么都有了！”听了刘大爷的话，我才破涕为笑。这件事在我的脑子里一直留有很深的印象，正因为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自小就养成了爱惜行头的习惯。每次我在后台化完妆，总要把手洗干净，再穿服装，穿上了服装，就找干净的地方呆着；上下楼总要提着彩裤，每逢要坐下时，总要先把帔、褶子撩起来，不敢压，不敢碰，生怕磨损了戏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