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整个人类社会也正经历着发展模式的转向，即从以经济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渐进转入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从工业型社会转向生态型社会。中国社会经过改革开放的洗礼，也在逐步从封闭保守的农业社会、严格的计划经济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社会转向经济开放型、市场经济型、大众消费型的工业现代化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不断成熟，并开始向生态型社会迈进。在世纪之交这种社会转型背景下，文学境况虽然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文学并未失却对人类明天的向往，仍然具有陶冶性情、荡涤灵魂的不可漠视的巨大功用。
在政治意识形态斗争被视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和重心的时代，文学的本质遭致极度扭曲，文学的审美特质和怡情悦性的功能被废置。在这样的文学际遇中，批评的功能也遭遇着同样的膨胀与缩减的充满悖论的尴尬命运。其实，理想的文学批评有如猞猁——“猞猁是一种富有灵性的动物，有着锐利的目光、敏捷的四肢，既善于觉察到环境中细微的变化，又能够迅速地付诸行动”。我们祈望在文学批评这只猞猁恪尽职守的护佑下，文学能进一步发挥其营建优质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关注并推动人性向善向美的生态功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劲风的席卷下，文学批评这匹马儿似乎欢儿撒得过大了，尚未完全卸除政治枷锁，就又乐颠颠地给自己套上了金钱和人情这两大桎梏。在商业化浪潮和经济利益风暴的裹挟下，人们的物欲进一步膨胀，世俗利益日益侵蚀现代人的心灵。在“哥俩儿好”似的人情炒作式批评、经济利益先行的研讨会式批评和下三烂的泼妇骂街式所谓“酷评”营造的批评界繁荣浮华的表象与假象的背后，是理论的空洞和批评的苍白。于是乎，在政治、金钱、人情这三座大山的负压下，文学批评主体的不良批评心态日趋凸显：浮躁、游戏、显摆、恃傲……在批评实践中暴露出的批评家的种种精神生态问题不容忽视，这也是批评主体人格倾向、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等的综合体现。
文学批评的表象则像盛装出席婚礼的新娘：绚丽耀眼的批评文辞是新娘脸上盛开的艳妆；迷宫谶语式的批评术语宛如新娘款款行走时一路叮当作响的配饰；层出不穷输入的批评方法和上演的一幕幕“争鸣”的批评闹剧好似新娘在结婚典礼上要应对的既定仪式和亲友们花样百出的“找乐子”；而在官方倡行的各级量化考评指标中，课题、评奖、职称这三把火催生了不少高等院校和各大文学研究机构中头戴“批评家”礼帽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炮制的煌煌着述，这又如同新娘拖曳在地的庞大繁复的婚纱后摆，往往还有两个天真烂漫的稚童乐而不疲地笑提着这硕大而冗长的裙边。就这样，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在自我粉饰中舍弃了应有的批评锋芒，丧失了英气与锐气，有的批评甚至堕落为廉价的吟赞。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批评的境况就像一幅嘲谑现今讽刺艺术的漫画所描绘的那样——仙人掌身上的“尖刺”被“糖葫芦”所取代。文学批评也成了“糖葫芦”式的“好了歌”，在极左思潮盛行时期，“糖葫芦”是为主流政治意图而插，而今，更多地则为官方意志、经济利益或人情世故而插。
批评家确应端正自己的批评态度，检点自己的批评行为，并真正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批评素养，将批评的“真善美”标准贯彻到批评实践中。“真”即真实性，这是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善”指作家的理想与倾向性；“美”则指文艺批评的审美标准，包括形象的图画性和典型性、结构的完整性和连贯性、文艺手段的精练性和准确性、风格的民族性和独创性。我们的批评家不应再对一些充斥文化垃圾的网络文学、热衷于商业化炒作的媒体批评、创作中的欲望化和浅表化倾向等不尽如人意的低俗现象视而不见、习以为常或保持缄默。
尤其是在媒体影响像空气一样将我们紧紧包裹的传媒时代，批评家更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批判性，全力突围，不要让媒体批评牵着鼻子走，而是要敢于对媒体批评进行批评。批评家要珍惜名誉、爱护形象，不要再赶场子似的频频出席一些“手中拿红包，嘴里说好话”的形形色色的所谓“作品研讨会”，不负责任地吟唱廉价的颂歌，向公众推荐一些二、三流，甚至不入流的作品。这样，可能会致使一些真正的一流作家作品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被遮蔽状态。
我们应当警惕经济学领域中的“格雷欣法则”在文学领域中上演。“格雷欣法则”即1568年英国金融学家格雷欣提出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指金融货币流通中，币值相同但金属价值不同的两种货币（譬如金与铜），其中金属价值较高的货币（良币）会逐渐被金属价值相对较低的货币（劣币）排挤出流通领域。我们知道，优秀的作家作品也似千里马一般需要批评家如伯乐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就像当年程培德力荐残雪、吴亮重推马原、李陀推崇余华一样。在“朦胧诗”被指责为具有晦涩怪僻的倾向而饱受挞伐的时候，是谢冕等人以卓越的批评眼光和超拔的胆识慧眼识真，为“朦胧诗”这一在当时具有全新审美意识和“革命性”艺术表现尝试的诗歌流派保驾护航。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1980年5月7日《光明日报》）、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1981年第3期）、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化倾向》（《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这被称为“三崛起”的诗评也在当代文学批评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印迹。
总之，文学批评必须坚持学术的独立性与独创性，批评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正做到通过客观求真的批评向读者推荐代表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优秀作品，让它们广为传播，深入人心。我们应“重拳出击”，开展有力的“文学打假”，坚决抵制一些假冒伪劣行为，才能谨防“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在文学领域中上演，有助于文学实现立人、向善、尚美的全面功能。当然，在市场经济的总体背景和文学批评贫弱的情形下，出版社和杂志社的积极介入是必要的，虽然其中不乏经济利益的驱动，但这种参与文学发展的热忱是可贵的，有助于带入新的理念、增强批评的活力。当然，以何种方式介入十分重要，若一味炒作，将可能进一步掀动文坛的浮躁与盲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