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东方早报》压根没有造谣，有电视镜头旁证。着名金融专家自己闯了祸却没有肩胛担当，不仅事实上要赖掉，心理上也要赖掉，如此而已。
文玮玮：既然股票市场情况很复杂，他们少说几句，慎言不就行了吗？
袁幼鸣：这些人要是有起码的自知之明，股市舆论环境与政策环境将大为改善。但他们一贯认为自己正确。
2007年以后，发现公开言说得不偿失，他们不是住嘴了，而是拥挤在“耳语”
渠道上，说得更起劲、分贝更大。
而且，经历过公开言说招致强力反弹，这个群体认定股市是反智主义与民粹分子集居地，心中窝火，对立情绪令他们对中小散户的同情心尽失，主张打压市场毫不嘴软。
文玮玮：中国是一个有“策论传统”的国家。
“策论”要是有点民本视角，往往成为奏疏名篇，鹤立鸡群。
袁幼鸣：是的。
从历史地看，为学问而学问从来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连成为支流都罕见。
儒生的最高境界是做帝王师，次则“货卖帝王家”，兜售经济之策。
用现代白话说，专家、学者在学术研究与公共政策建议上缺乏划分界限意识。
政府也有意无意地鼓励“耳语”、收购“策论”。
现在的大学是一个瓜分科研经费的分肥平台。
中国有两个领域没有出过贪污犯，一是影视制作，另一个则是科学研究。影视制作可以打白条入账，比如一场戏用了多少人次群众演员是说不清楚的；大学中的一些人则公然把科研项目经费按比例分成到个人腰包。
财政资金是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一个教授如果从政府部门处拿到研究资本市场的所谓“纵向课题”经费，最多可以提成40%。
政府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如此优厚，知识分子自然挤破头也要紧紧围绕在政府部门身边。
学者时时处处为政府着想，一个门槛不高的讨巧方法是提示政府风险，讲一些恫吓的话。
提示政府风险，柿子捡软的捏，拿市场主体当假想敌最为方便。
种种因素令股市“耳语者”队伍繁殖、增生。
一句话归纳“耳语”的主要内容——“骂涨不骂跌”。这是一些有话语权的专家、学者、官员对待股票市场的基本态度。
“骂涨”主要通过描述股市泡沫的危害实现，但何谓股市泡沫、泡沫究竟有什么危害、为什么其他国家与地区当局都不怕泡沫唯中国特别怕等问题，却无人提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伴随指数上涨，“骂涨”人会越来越多，分贝越来越大，到了一定阶段会促使政府下决心挤泡沫。2007年11月，政府高层领导人在新加坡的讲话曾透露，描述股市泡沫危害的言论对决策有直接影响。
财经新闻界一些崇拜胡舒立女士的年轻人对我说她是“耳语者”很恼火。这是冤枉我，我从未说过胡舒立是“耳语者”。
我在文章中说，股市一路上涨，胡舒立表达反感态度公开、鲜明，没有指东打西、皮里阳秋。
我只是陈述事实：
大家高度重视（可能是夸大地重视）她对新近股市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典型的说法是“要是听了胡舒立这一派的，坚决不出利好政策，大盘必破3000点”，更有悲观者认为会跌至2500点……影响领导层决策的“耳语者”的确存在，上海投资界人士恐惧胡舒立无疑是把她视为重量级“耳语者”之一。
我曾在文章中呼吁：
在涉及数亿人直接利益的政策制定上，投资者毫无参与渠道，以至于恐惧某些被推测、猜想具有影响力人物的游说说辞，实在是很不正常。它从一个角度显示，在牵涉广泛的重大经济政策制定方面，推动规范化、透明化、程序化制度建设刻不容缓。
这是在市场“该怎样”的层面说事，不过是说说而已。
在“是怎样”的层面，我们倒是需要高度重视“游说说辞”对政策制定的影响。
从不炒股的重量级经济学家最可怕
文玮玮：你曾说主流经济学家对股改权证被爆炒的攻击导致券商创设权证出笼，令权证投资者损失很惨。
“耳语”既然可以影响大政策的制定，对局部政策的影响岂不是更方便？
袁幼鸣：是的。信息不对称是A股市场一大特色。“耳语”令信息不对称放大，许多事情局外人不知道。
但是，从公开的信息中可以看出，重量级人物在某一方面，参与政府部门间博弈并不罕见。
平心而论，在多数情况下，证监会愿意看见市场上涨，证监会也愿意为二级市场全体市场主体争取一些利益。在证监会与其他部门博弈的时候，我们会看见站在证监会对面握有话语权的重量级人物的身影。有的时候甚至明晃晃立在那里，拳脚招数一清二楚。
例如，在股改过程中，以国资大股东为首的非流通股东本能地谋求不补偿或少补偿。有经济学家提出“补偿无主论”，令非流通股东精神大振，流通股股东垂头丧气。
经济学家的表述为：从2001年到现在，股权已经变化了这么多，谁受损失了，你补偿给谁？主张补偿的人觉得这还真是个问题，一般说到“这属于流通股股东内部的事”就说不下去了。
事实是如果认定股改“补偿无主论”能成立，那就相当于认为拖欠农民工工资不用清欠！
我曾建议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的朋友建数学模型研究股改补偿与二级市场投资者利益的关系。我提出的逻辑框架是：
制度性弊端导致了股市大熊市，股价暴跌，二级市场投资者类似农民工拿着欠薪白条离开建筑工地。
如果一个农民把白条打折卖给一位城里人换取返乡盘缠，那与割肉而出的股市投资者更接近。
试想一旦作出分期分批兑现农民工工资的安排，怀揣白条的农民工自然会回城兑付，如死捂股票的投资者；而卖出白条的农民工也可能返城，从白条市场中再买回白条，当然，此时白条的交易价格可能已上涨，农民工将多付一笔令人同情的“交易费用”。
股市二级市场类似一个农民工白条交易市场，能说因为农民工已经离城回家，部分人甚至把白条卖了，便债主不清，不予清欠吗？
提出股改“补偿无主论”的经济学家把股票市场当成菜市场，欠摊主的钱只有直接补偿给本人才叫补偿。
要么是完全不懂资本市场含义，要么是别有用心，故意胡搅蛮缠！
针对股改“非流通股股东提方案，流通股股东表决”的分类表决安排，经济学家则提出“流通股股东强势说”，称过去非流通股股东“一股独大”不公平，现在方案由流通股股东说了算同样不公平。
此话初看挺有道理，事实却是，在获得补偿这类问题上，股票市场对流通股股东另有制衡，补偿兑现越快对流通股股东越有利，不通过方案而导致的股价波动让流通股股东心存忌惮。
股改中的实际情况证明了这一点。只要非流通股股东提出的方案不太离谱，基本上都能获得流通股股东表决通过。
非流通股股东补偿流通股股东与分类表决是证监会推动股改的核心内容。
若非决策层下大决心支持，经济学家提出的“补偿无主论”与“流通股股东强势说”拳打脚踢两招便会令股权分置改革步入泥潭。
它们合某些政府部门的意，却让证监会闭气。
重量级人物以话语权力干预政策制定会直接影响二级市场趋势。
上证指数跌破千点是在股改试点阶段，当时一批主流经济学家以种种理由反对股改对价，令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摸不着头脑，虽然证监会负责人坚称“开弓没有回头箭”，大家还是不敢入市或离场观望。
文玮玮：我不太明白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连对流通股股东予以一定补偿这样的事都要反对。真得追问一下他们的动机。
袁幼鸣：A股市场一直让很多人看着不舒服、不高兴，歧视股市、歧视股民是一种精英时尚。
股权分置改革是重大制度变革，有学者型官员露面电视财经谈话节目，居然不同意把它列入年度十大经济新闻。
在一些所谓的学术场合，“没头脑又不高兴”的角色整话讲不出几句，对股市表达不以为然也算个姿态。
重量级人物的主张中未必夹杂着个人利益，也并非蓄意代言特定利益集团。
他们从根子上否定已经存续的这个市场，对股市制度安排有一套自己的想法。
这本是他们的权利与自由，在“该怎样”的层面上，他们的一些主张言之成理。
但一个大问题是，既然不可能推倒重来，如果这个既成市场朝他们主张的方向调整，将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有时甚至损害全体二级市场投资者的利益。
也就是说，实现理论家的想法需要有人买单，理论家无法也无意让财政资金或强势群体买单，却让二级市场投资者买单。
这是理论家时常遇到二级市场主体群起强力反击的原因。
在涉及利益再分配问题上，重量级人物反对一项具体政策的背后通常有自己的安排设计。
例如，反对股改直接补偿流通股股东的人主张这部分股权划归社保，由全体国民享有。二级市场投资者自然无不愤怒。社保窟窿责任在制度，为什么要拿股民利益去填呢？理论家认为二级市场换手率那么高，买进卖出是一笔糊涂账，划归社保更加公平。
你可以说他们知识老化，不懂资本市场，但他们就是这样认为的，你有什么办法！
从不炒股、没有直接利益放在股市的重量级人物最可怕。他们对投资者心态不了解，且占据了道德制高点，讲出来的话往往不顾人死活。
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是，无论老中青、左中右，只要手握道德资源，通常面目狰狞。
文玮玮：提出牵涉面广泛的公共政策建议，必须具有“共情”意识。
公共政策建议不能设身处地为利益相关者考虑，会害人不浅。
不能做到精算，对方方面面都没有好处。像那些鼓动政府直接让非流通股流通起来的人就闯了大祸。
袁幼鸣：哈哈。你以为那些鼓动政府直接搞全流通的人会承认自己错了吗？
他们才不会呢！
他们反而埋怨政府态度不坚决，一直有人写文章称，2001年夏天应该坚定不移地推进全流通。直到股改过半，再说没有针对性了，这类叽叽喳喳才消声的。
言说经济政策，一批二等精英的动机与立场暴露得更加充分。这批人多数是50后。
对他们来说，一种主张中包裹着牺牲某个群体利益的内容是小菜一碟，没有什么心理障碍。
诸如农民工工资再低，也不违反帕累托改进原则，他们毕竟从吃不饱到能吃饱了嘛；中国经济起飞总得有人牺牲，体力劳动者利益受损无法避免之类的话就是从二等精英嘴中脱口而出的。
握有话语权的50后精英年轻时被人植入全面规划、安排世界的思想。他们中的多数人是唯理论者而非经验论者。有人公然宣称经济理论高于实践。
这些人擅长把经济学化约为管制经济学，吃管制饭，言必称“调控”。2004年开始，管制相关术语遍布大众传媒，可谓日日讲，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暂时消停。到2009年年中，经济形势好转，管制经济学又开始卷土重来。
50后精英习惯于蛮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句式，死不认错。
谁质疑他们提出的经济政策，他们马上会发急，宣称不如此情况更糟。时过境迁，他们的反诘无法通过实验证伪。
2008年货币政策大紧缩之所以不能及时逆转，与一些人的“就是好”心理结构有很大关系。
一段时期以内，50后精英在A股市场的舆论环境中仍将占有压倒性权重。
他们是当权派，对他们的言说必须提高警惕。
一窍不通的时评家
文玮玮：我们讨论对日常博弈有直接影响的信息吧。
我觉得林林总总分析、评论股市的文章很混乱。很多文章把“该怎样”与“是怎样”、“将怎样”夹杂在一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