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谈话栏目如果获得了一定的声誉和较多的稳定观众，若非收视率下降到不可容忍的地步，或是受到巨大社会压力，就不会随意取消或是大幅度改版。《今夜》至今已经持续了45年，《唐纳休访谈》持续了38年，具有超级影响力的《奥普拉·温弗瑞秀》也已持续了近20年。由此可见，美国电视业是非常重视名牌栏目的无形资产价值的。
二、注重对主持人的包装，突出主持人的作用
主持人是谈话节目的核心。主持人的个性与节目的定位相辅相成，主持人的知名度决定了节目的水准和知名度。在美国，一个精心策划出台的谈话节目总是千方百计地包装自己的主持人，同时也会利用各种时机让主持人在各种媒介事件中大出风头，提高其社会知名度。奥普拉是在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提名后才开始主持全国性的谈话节目的；另一位日间谈话明星莉基蕾克在准备她的谈话节目时，努力争取参加了三部影片的拍摄；而大卫·莱特曼参加主持1995年的奥斯卡颁奖晚会后，知名度也大大提高。现在，每一位谈话节目的主持人都在互联网上开设若干网站，在报刊上开辟专栏，并且频频在各种大媒体露面。这实际上体现了电视谈话节目一种重要的经营策略。
此外，在美国，为了突出和张扬主持人的个性，节目的形式、话题以及对于话题的切入角度都是根据主持人的特点而确定的，主持人的个性建立在对节目的成熟驾驭和对节目定位的深入把握的基础上。每个成功的谈话节目正是由于在主持人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展现出节目个性，才能抓住一大批观众，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
三、选题贴近现实生活，轻松自然中消解沉重
美国现代社会问题多多，大到国际紧张局势、经济危机和环境污染，小到个人的情感纠纷、心理障碍和生活困境，还有社会发展带来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的剧烈变化，全都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撇开商业性的因素不谈，美国电视谈话节目正是敢于触及严肃的问题，并且相当深入地切入这些问题的核心，才会在广大观众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事实上，各式各样的美国电视谈话节目不论其格调高低，它们讨论的话题大体上都有一个严肃的背景。但与此同时，美国的电视谈话节目又是以最不严肃的方式来处理这些话题的，用一种嬉笑怒骂、嘻嘻哈哈的方式把主题中的严肃与沉重消解。作为沉重现实生活的一种润滑剂，对于生活紧张而单调又总是要面对太多严肃问题的普通大众，确实能够起到抚慰和放松的作用。这或许是那么多的美国观众，特别是年轻一代观众对这类节目情有独钟的原因吧。
思考2
美国电视谈话大潮中存在种种局限
美国电视谈话节目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但真正形成一股巨大潮流并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却是在80年代，特别是此后勃勃兴起的日间谈话节目，因其对揭示个人隐私的过分热衷而被一些人称为“电视垃圾”。当下美国和欧洲各国流行的“真人秀”即由电视台选择若干年轻的男女观众，在电视台布置的场景中生活若干天并被全天候拍摄。这种极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将电视谈话节目中对个人隐私的揭露更加地扩大。在电视谈话节目和揭露性节目营造的高收视率的背后也暴露出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种种局限。
一、日益严重的商业“谈话”和娱乐垄断倾向
“新闻媒介的自由来自于拥有他们的那些人”——李伯龄（A.J.Liebling）在1960年5月14日的《纽约客》上如是说。
美国是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包括电视在内的众多行业都是以市场为中心的。
《1996年电信法案》出台以前，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禁止三大广播公司拥有任何电影公司，以避免垄断控制。1970年，联邦通讯委员会甚至强迫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必须卖掉维亚康姆，理由是广播公司不允许与它广播中提到的公司存在经济联系。但是，随着有线电视和包括维亚康姆的UPN广播公司在内的两个新广播公司的发展，国会决定不再限制，因此掀起了兼并风潮。
这样超大规模经营权的集中，对美国现代传媒的发展也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助于提高不同媒体的整合程度，以提升媒介集团在国内外的竞争能力；有利于集团内部的资源共享及合理化配置，降低成本。“1995年夏天的媒体合并大潮的主要原因是为了降低金融风险，而在当时最保险的节目就是那些制作费用低廉的电视谈话节目”。然而，传播媒介具有商业经营和社会舆论功能的双重性质，控制权过分集中于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产生同样巨大的副作用。“巨型媒介集团控制了大部分的受众市场，信息传播口径趋于同化，受众的知晓权可能会因此受到侵犯”。本·拜哥迪恩在《媒介垄断》一书中讲道：“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继续合并下去，到21世纪定会出现一个巨大的集团控制所有的主要媒体。”
兼并与整合带来了产业集中和垄断日益加剧。媒介权力的日益集中是对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理解公共问题明显而直接的威胁，也是对民主有效性的威胁。经济上垄断的结果便是财富的日益集中。垄断公司不会满足于美国国内的市场，在全球化的今天会逐步扩张到世界各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媒介集团渴望垄断全球的媒介市场。“美国媒介集团不仅仅提供产品和服务，还要推销美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世界观”。
二、电视业的利润驱动和广告支持造成的商业化倾向日益明显
追求利润、服务于广告商，使得广播电视业越来越少考虑公众利益，越来越多地提供娱乐、暴力。美国广播电视中暴力、娱乐、耸人听闻内容的增多已经引起了美国国内人士的强烈批评，美国的媒体和受众都相互指责对方，受众认为媒体的低级趣味影响了他们，而媒体认为这也正是受众影响媒体的重要原因。
观众吞下为他们准备好的“食物”，伪装的自由经营方式使观众产生幻觉，几乎没有人去抱怨什么。越来越多的频道对于观众来说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多样化的选择。“我们正在给予美国人民所想要的。如果你想给美国人你认为他们所需要的，就到广播公司来。”——汤姆·默菲（Tom Murphy），Cap Cities ABC公司的总裁。1984年媒介泰斗们掌控着价值观念，这些观念重点反映在他们的新闻和大众文化中。他们是美国公共价值观念最重要的形成人，他们组织的不断联合也对政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也就是说，美国的电视内容、政治、经济不可遏止地纠缠在一起。
三、谈话节目主持人个性张扬和缺乏约束机制带来负面影响
今天，美国的电视主持人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各电视网表现了重名人轻节目内容的倾向，随之也出现了问题——主持人的自我膨胀，这种膨胀某种程度上限制了节目的内容，主持人更多地依赖自己的兴趣来做节目。在美国电视商品化的影响下，导致节目主持人变成了一种“商品”，除巨额薪金外，许多新闻播音员，如巴巴拉·华特斯（Barbara Walters）、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还经常被邀请到大公司或者特殊利益团体讲课，有时一次可拿到５万美元。美国社会有识之士担心他们的公正客观会向金钱折腰。这种情况在谈话节目中也是十分普遍和严重的，即便是在有观众（听众）参与的节目中，主持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处在控制的位置。“有时电台会为主持人配备一种装置，可以自动让主持人的声音占优势，回应者的声音很容易被主持人完全压过去，迫使回应者屈服在主持人的权威下，浑然不知自己已丧失了说话的影响力。”在电视谈话节目中毫无经验的嘉宾要面对的是一些作为职业谈话者的主持人，嘉宾的发言受到主持人的无形控制，甚至会变成主持人讥讽的对象，或成为观众的笑料。谈话节目的主持人就是在这种看似平等的交流中，把自己荒谬的观点在一遍遍的叫嚷中灌输给了观众（听众）。
四、娱乐性和新闻性节目的界线日渐模糊
新闻与娱乐竞争激烈、关系紧张，致使新闻传播质量日趋滑坡。在媒介越来越走向国际化的时代，国际新闻越来越重要，美国的国际新闻却越来越少。根据1998年的一项调查，各种各样的“特别节目”从1997年的15％增长至1997年的43％。电视上“辛普森案件”、“克林顿性丑闻”之类的东西没完没了。人们一边指责电视制造了大量的信息垃圾，一边又极热衷于这些东西，这种“特别节目”的收视率要远远高于新闻节目。同时，传媒也在影射是人们的低级趣味促使了其热衷此道。
美国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彼德·劳佛在其所著的《叩应内幕大公开》一书中写道：“仔细收听美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叩应广播节目一个小时以后，就能发现两个危险。第一个是，主持人经常将讯息说得像事实一样，丝毫不仰赖大众认可的记者的兴趣，他们只想煽动听众，制造高收听率”。虽然这种情况在电视谈话节目中要稍微好一点，但这种拿娱乐当新闻的现象依然值得反思。
五、谈话节目的随意性形成缺乏引导的情感宣泄
美国的很多电视谈话节目由于主要受到市场利益的驱动，片面地追求对抗、宣泄、暴露隐私等，导致了畸形的人际关系，节目追求将生活中的矛盾和痛苦展现在观众面前，缺乏真诚、冷静地关注社会生活和问题的态度，把电视作为大众媒介应负有的社会责任弃置一旁。观众们更多地把这种节目当成一出闹剧，而主持人或是专家的建议则显得苍白无力，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远比节目中所反映的要复杂得多。“嘉宾们因在全国性的电视中展示他们的痛苦而得到了短暂的出名机会，但此后许多人会更痛苦。”
近年来，电视谈话节目并不满足于吸引家庭主妇的注意力，制作者更期望抓住年轻人的目光，因为他们是广告商们更看好的消费群体。这类节目中充满了更加令人窒息的冲突与矛盾。然而大多数节目根本无法帮助那些参加节目的嘉宾，只是将他们的经历扩大化地展现出来。
当这种小报式的节目和垃圾节目盛行的时候，已经有一些人开始对这些节目产生逆反心理。“人们试图寻找一种在言论自由和控制言论的公共标准之间的平衡点。”美国政府也在对这些节目进行一些软性的调控，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公开批评一些谈话节目挑动人们对政府的不满，诱使受众做出危害社会的举动。而市场本身也开始对那些过于愤怒、对抗的谈话节目失去兴趣，迫于以上的种种情况，一些社会影响最坏的节目被迫撤销了。但是目前这种小报式的谈话节目仍然是美国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流。
思考题
1.谈话节目的类型有几种？
2.谈话节目中的“热点”和“卖点”如何体现？
3.广播新闻谈话节目与电视谈话节目的异同？
4.根据定位的受众群，设计一期谈话节目，不少于2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