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文化与文学时尚化
——从时尚文化说起，兼谈几部时尚小说
一
时尚是什么？时尚是眼前一晃而过的“宝马”“劳斯莱斯”；时尚是“都澎”“登喜路”“皮尔卡丹”，是“宝姿”是“白领丽人”；时尚是“莱尔斯丹”“沙驰”，是“耐克”、是“阿迪达斯”；时尚是“古龙”、是“香奈儿”。
时尚是街舞、DJ、MC、涂鸦等嘻哈文化，是街头篮球、街头足球、滑板、轮滑、BMX小轮车等街头运动，是电子游戏、动画漫画以及相关的角色扮演、形象设计等新娱乐文化形式，是另类叛逆的摇滚音乐、流行舞曲、嘻哈和R&；B等音乐风格。
时尚是男孩像女孩，女孩像男孩；是女孩的裙子越穿越短，男孩的头发越留越长；时尚是把“漂亮”说成“靓”，把“英俊”说成“cool”，把“妹妹”说成“美眉”，“妈妈”说成“麻麻”；“好”说成“OK”，“喂”说成“嗨”，“啊”说成“哇噻”；时尚是汉语中夹英文，普通话带港台腔；时尚是彩虹一闪，惊鸿一瞥，昙花一现；时尚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我们时时都在渴望拥有时尚。
我们曾经渴望拥有一条喇叭裤，我们看《霍元甲》、读琼瑶和金庸、听邓丽君和罗大佑；三毛的散文让我们感动，崔健的摇滚让我们热血沸腾，卡拉OK让各种喉咙的人都过了把准歌手的瘾。刘德华风靡来，周杰伦又风靡去，张惠妹火了，孙燕姿又红了。我们的头发经历了热烫、冷烫、又是离子烫，烫得卷去直来，颜色也五彩缤纷，由黑到黄、由黄到红、由红到绿。我们的皮肤，也一会儿往白里漂，一会儿往黑里晒，洋装还没来得及换洗，唐装又闪亮登场。女孩子有数不清的哈日族和哈韩族，她们从里到外都把自己包装得跟正宗日韩姑娘似的。男孩子却大多成了美国HIP－HOP（最流行的美国黑人文化）追随者，为得到一双JoD运动鞋而思念得睡不着觉。我们现在的男孩都在为够不够酷而发愁，女孩都在为追求骨感而痛苦地节食和瘦身；我们的大脑空荡荡的，灵魂浑浊浊的、精神木呆呆的，就这样，我们坐在电视前欣赏日韩的言情剧和好莱坞枪战大片，泡在网吧里QQ漫游，在空余时间读低幼的漫画；我们只看见电视上的靓妹飘来荡去，电视上的酷哥晃去闪来，我们失去了判断力，我们只能跟着电视的感觉走，天天问它：我们吃什么？穿什么？看什么？玩什么？就连我们的爱情标准都类型化为“大话西游”式的（夸张戏谑）、“泰坦尼克号”式的（古典浪漫）和“轻舞飞扬”式的（现代网恋），充满虚拟神奇的遐想。
我们当然不知道什么是人类幸福的终极目标（身心健康）？什么是爱情的最高境界（灵肉结合）？怎样让青春永驻？怎样使美丽生辉？我们不再思考，我们只是一味追逐和模仿，追逐和模仿使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只有恨和抱怨，抱怨我们没有出生在华丽的家族，恨我们没有天生丽质的模样，身材也不够魔鬼。所以，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钱，因为时尚在这个时代是以商品的形式出现的，时尚就是品牌，时尚就是灯红酒绿。地摊的衣服不能成为时尚，街边的麻辣烫也不能成为时尚，时尚首先是商人的同志，对于大众来说，时尚就是金钱的花费方式，因而追求时尚就需要金钱的支撑，这世上哪有“免费的午餐”，这个时代根本就没有不用钱的时尚。衣服、鞋、头发的打理、美容，时尚消费与普通消费竟有天壤之别。
于是，时尚成了我们的累，时尚成了我们的病，时尚导致淫靡和颓废，淫靡和颓废又破毁时尚。时尚把我们的眼弄花了，心弄乱了，然后它也就消失了。新的时尚又开始了新一轮的猎获。当然，并非所有时尚都将化作历史的尘埃，也有成为经典流行下来的：西装，高雅、气派的最高品味；牛仔，自然粗犷的极限表达；旗袍，东方含蓄典雅的完美象征；邓丽君，开拓了情感内在化、细腻化的女性抒情天地；罗大佑，大学校园人青春永恒的见证人；崔健，为我们留下了愤青一代苍凉执著的呐喊。由此可见，时尚得以传承下来的是某种精神的品质，能把握这种精神品质，乃把握住了时尚的精髓。所以，我们没有必要为眼花缭乱的时尚形式把自己弄得很沉重，时尚不能成为生活的另一种累，一种为虚荣自加的压力。
二
时尚文学也同时尚文化一样，叛逆极端的先锋姿态，另类时尚的生活内容，边缘化的欲望书写，私人化的情感宣泄，它们统领着文学的时尚潮流，占据着文学畅销书排行榜的首位，成为大众青睐效仿的流行读本，各领风骚三五天，赢得一时的风光无限。但是，只有永久的经典，没有永久的时尚。时尚既可以速成一夜神话，也可以让神话速朽为垃圾泡沫。下面就《上海宝贝》《乌鸦》《三重门》《正在发育》这四部时尚小说谈点个人看法。
《上海宝贝》玫瑰绽放
在21世纪文学的开场白里，被推到前沿唱主角的先是一小群，后是几个70年代出身的女作家（卫慧、棉棉为其代表）她们被Logo（标志）成“美女作家”或“另类作家”或“文学新人类”，她们的作品以女性意识的身体主义写作为主（目前较为流行的一个提法，源自西苏就女性文学提出的“躯体写作”的口号，指女性用自己的肉体表达思想，即如棉棉所说：“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写作”），在大众媒体的操作下，带给文坛阵阵“喧哗与骚动”。年轻女作者们的小说，不约而同地向人们传递出一种对自我灵肉的放纵，对欲望狂欢的贪恋，对真善美、对理性、对道德、对精神的拒绝。一时间，写作变得又酷又时髦，隐私小说、私人化写作、美女写作成为时尚。只愿“钻进欲望一代躁动而疯狂的下腹”的卫慧像个妖魔闯进文坛，她的《上海宝贝》已成为美女文学标志性作品。
《上海宝贝》百分之百的时尚，作者的美女玉照就印在封页上供大众欣赏，小说的内容充满了物欲、肉欲、性、同居、同性恋、吸毒等疯狂极端的另类体验，作者宣称她要成为他们那样“欲望一代”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Credit Card（信用卡）、淋病、Fuck（欺骗）共同描绘欲望一代形而上的表情。”小说还被认为是“私小说”的70年代范本，不屑于把女性置于被窥视的位置，不再是“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而是对外开放一切，“做一朵公共的玫瑰”。小说颠覆传统的态度是极端而又疯狂的。
首先，颠覆了精神
小说中的主人公倪可（实则就是作者自己）这个复旦中文系毕业现正从事自由写作的人，崇拜法国女作家杜拉斯（杜有男友N个，结婚N次，她说“如果我不是作家，我就会是妓女”。）把穷而放纵、活了89岁、一共有5个妻子的亨利o米勒视为自己精神上的父亲，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上海宝贝”除了沉迷于各类性体验、除了对自身肉体有着永不衰竭的自恋自娱的疯狂激情外，就没干一件正经事。就连她的写作也与众不同，如：她所说“别的人用家破人亡、颠沛流离，来写出一部传世经典之作，而我呢，则是涂着上好的“鸦片”香水，七天七夜幽闭在Marily Manson毁灭性歌声里自娱着（指“我的右手还握着笔，左手悄悄地伸到下面，那儿已经湿了……”）冲向我的胜利“。可见，她的写作也是在欲望的冲动和满足中完成的。
倪可的情人”天天“整天又做些什么呢？她为他画出的生活图表是”对外面的世界本能地抗拒使他有一半的时间在床上度过，他在床上看书、看影碟、抽烟、思考生与死、灵与肉的问题，打声讯电话，玩电脑游戏或者睡觉，剩下的时间用来画画。陪我散步、吃饭、购物、逛书店或音像店、坐咖啡馆、去银行，需要钱的时候，他去邮局用漂亮的蓝色信封给妈妈寄信“。一个搞艺术的人，其全部才华就体现为在内裤和体恤上画动物图案。后来发展到吸毒并为之葬送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上海宝贝》中，我们只能看到酒吧、派对、飙车、大麻、吸毒、躲在屋里一边手淫一边写作的所谓作家，各种无业人员以及来自大洋彼岸的人物，却见不到一个实实在在的中国人，看不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普通人的生活，这就使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大把地花钱、疯狂地享乐，只知索取、不求回报，无需努力就能满足一切，既当物质财主，又做精神贵族，这是我们的生活吗？他们有”天天“的富婆母亲源源不断地为其提供经济保障，有这种幸运倒是无可指责，但这样的幸运儿又有多少呢？！
其次，颠覆了性爱统一的道德观
《上海宝贝》向我们传递出一种重肉轻灵、爱”性“胜过爱”情“的性爱观和一种性与爱断然决然剥离的性爱方式。卫慧笔下的”上海宝贝“倪可与她的偶像们不相上下，她有很早的恋爱史和很早很丰富的性体验，她既拥有情人天天、一个性无能者和一些亲密的同性与异性朋友，还有异国性伙伴——身强力壮、金发碧眼的德国老板马克，而且她还宣称”找一个倾心相爱的人和能给她性高潮的人是私人生活最完美的格局。“作品整体弥漫着对阳物的崇拜，对色情的大力渲染和各种性解放的口号，以及相对应的自渎和自恋，各种粗俗、露骨的性描写。在作者和读者眼里，性就成了表现人性的唯一渠道。女性寻爱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的自省和提升都在欲望的放纵中得以消解。这样一来，卫慧试图颠覆男性权威的努力不仅丝毫没有对无视妇女需求的男权社会予以批判，只是讽刺性地证实了妇女处于一种私人的、非历史的、性欲的、非政治的地位。而且又由于对女性私密毫不保留的呈露，更把女性放在”被看“的位置，无形中对男性的好奇心和窥视心理做了自觉的迎合。
《上海宝贝》对精神颓靡的极度描写，对肉体一丝不挂地激情展出，商业包装后的美女效应和个人体验的私密效果，在新旧交替时期体现为一种时尚和趋向，有其存在的现代性和合法性，但未必就能代表可以取代传统创造整个未来的现代人。所以，《上海宝贝》尽管露脸之初风光无限，但很快就因其人格精神和情爱精神的双重缺失，让人们把她归入了泡沫文学的范畴，迅速膨胀，转瞬消失。
《乌鸦》异国飞来
《乌鸦》是继《上海宝贝》之后又一部引发激烈争论和轩然大波的美女文学，把她归入时尚小说，是因为她是留学生题材里很另类的一本书。小说写了去新加坡求学谋生的海伦和其他内地同胞姐妹无一幸免地堕入卖身求荣的各种不堪遭遇。小说颠覆了女人的贞操观、传统的身体观以及国家民族观念。女主人公海伦外形美貌、气质高雅，但有严重的虚荣心，从她一登上飞新加坡的飞机就开始编造谎言，骗得富婆麦太太的信任与收留，以后她的谎言仍在继续并越编越大，说她爸是高干、专管进出口生意的中央领导，一会儿又说是哪个省的省委书记，后来人家有求于她做生意，她又找不着这么一个生意关系……谎言编不下去了，就一步步走向了深渊。出卖肉体成了她唯一的出路。其他内地去的女孩子无一例外地做了同一种选择。
小说刚出来时并没有什么反响，书写得粗糙而平淡，整个透着一股俗气。后来九丹向记者透露，说此书所写乃她的亲历，她在新加坡时确如女主人公那样，有过三个男人，其中一个还是国会议员。消息一经披露，首先在新加坡华人里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波及美国、澳洲及其他地方的留学界，人们在网上、报上不断地发表文章批评作者，言辞犀利而尖锐。由此，《乌鸦》被炒热，在大众的哄抬和热骂中成为一部流行的时尚小说。
比较两部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经商业炒作后引发火爆，并在追逐时尚的人手中得到流行，一样地把美女玉照印在书页上，一样地裸露隐私，一样地有大胆露骨的性描写。所不同的是，读《乌鸦》比读《上海宝贝》要沉重一些，因为《上海宝贝》有更多虚拟和作秀的成分，人物的生存方式是她个性化选择的结果。而《乌鸦》却让人看到了人性在为生存而挣扎的过程中的扭曲、卑微和无奈。环境的险恶，独在异乡的孤苦无援，让有点姿色而又有强烈虚荣心的女人很容易就放弃其他努力而选择出卖肉体资本这条路。正如作者所说”我不是脱了衣服炫耀自己的身体有多美，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这就等于承认书中人物的沉沦过程就是受伤的过程。此与卫慧的”我喜欢在习习从浦江吹来湿润夜风里，脱得只剩胸衣和底裤，我肯定有恋内衣癖，或者自恋癖，当众裸露癖之类的毛病……“有根本的不同。
因此，我们说”性“不是不可以写，但要写出性与生命的相连，性与爱情的相连，性与生活的相连。如哲人苏格拉底说“关心自己灵魂的人不是为侍候肉体而活着的”。失缺了文学能净化人的心灵和提升人精神这一诉求的满足，最多具有新闻的价值、商业的价值，而无文学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像《查德莱夫人的情人》虽礼赞雄性阳物却不让人觉得下流恶心，《西厢记》虽极写肉体缠绵交融却仍让人感到高雅不俗，《红楼梦》里面美女如云，各种性爱场面多处可见却丝毫未削弱带给人灵肉震撼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