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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户后姥爷及三姨两家开始安居乐业，政治上没再遭受什么冲击，因为很快领袖就去世了，“四人帮”也垮台了。随后国家陆陆续续拨乱反正，一切回暖，姥爷全家头也抬起来了。但离乡远遁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二舅、老舅和老姨的婚配问题，而此地却好男出走，好女外嫁，一时也找不着合适的。唉，早知道政局如此颠覆，当时就是不背井离乡，也未必找不着对象。
就在姥爷家四处托媒，已远播十里八乡，大姨从沈阳来信，说正在打听有关落实政策的信息，如能办成，姥爷及家人就可重返沈阳，回归城市。但又告诫姨舅们千万不要在农村找对象，成家就没法办了。
于是姥爷又急忙四处收回说媒令。别人问起原因，姥爷只能如实相告，听者又奔走相告，竟又有人家闻讯反来提亲，希望能借此机会进城扎根，何况沈阳是东北最大的城市。姥爷顶住人们饥渴艳羡的目光，一一礼貌地回绝。那一段姥爷家正经风光一阵子，有神仙下凡却又不染俗尘的感觉，只有心慈面软的二舅实在不忍拒绝一位单身寡妇的引诱，生平第一次实实在在尝了一把人间烟火，并终身念念不忘，一听到“寡妇”二字就怦然心动，意乱性迷。
沈阳那边母亲和大姨准备了大量的申诉材料，誓为姥爷洗冤平反。姥爷成分复杂，又数度大举迁徙、抄家，尤其最后一逃把档案留在了决裂的农安原村，搜集资料相当困难。麻烦是国家造成的，但要由个人去解决。
母亲和大姨在各相关部门间奔走呼号，力图证明姥爷属于落实政策的范围。写书面材料由母亲执笔，当面论证则由大姨执嘴，或凄惨述说，或慷慨陈词，声情并茂，母亲则只会陪在一旁默默流泪啜泣，烘托气氛，二人刚柔并济，文武相辅，张弛有道。
如何能打动那些看惯人间悲剧而变得麻木冷漠的政府窗口，说服那些打着官腔言必称人民的官僚，是母亲和大姨面临的最大挑战。那些官僚似乎认为自己只代表国家权力和威严，而不代表国家责任和义务，对政府的过失给百姓造成的伤害不示歉疚，却只觉得是给他们添了乱，往往很不耐烦：
“你们家到底什么成分？怎么搞得这么复杂？！这事儿我们管不了，得你们自己解决！你找别的部门去吧，什么部门我也不知道……”现政府在理论上和口号中把“人民”二字推到了古今中外的最高巅——上帝，想必官员们一提人民，就如同基督徒提到上帝一样，心中即刻涌出感动、热爱和赞美。爱人民容易，爱人却难，人民不是空泛的概念，而正是站在你面前活生生的人！是正在给你添乱叫你心烦的人！是排着队对你点头哈腰低眉顺眼恳求怜悯的老弱病残甚至歪瓜裂枣！不给你添乱凭什么养活你？为什么整人时都觉得责无旁贷，救人时却如此推诿谦让？资料不详！回城难办！此时怎么拿不出当年内查外调和逼人下乡的劲头？是制度缺陷还是人性缺陷？抑或是二者相得益彰？
好在大姨靓丽的容貌和出众的口才总能引起一些重视，得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她常能根据需要引经据典地大段背诵各类相关政策，其娴熟程度常令工作人员目瞪口呆，急忙翻找出相关文件加以核对。大姨此时不同于他人的低声下气，而采用悲愤激昂的风格，天生高傲难自弃，求人却不低头，独树一帜的气质也令人折服。
长篇连载《逝者如斯》355
最关键的一役是在姥爷原单位木制品厂，不但要查清历史问题，为姥爷摘掉“坏分子”的帽子，还要争取让老舅进厂接姥爷的班——姥爷已到退休年龄。这需要姥爷亲自露面，大姨便写信把姥爷从数千里之外调来，一起去见主管副厂长。姥爷一见此人，便认出这正是当年检举并主持批斗自己的几人之一！得罪他的真实原因只是在他开会读报时自己当众纠正了他念错的字。
二十年未见，当年的恩怨早已被这些年的风霜雨雪所泯灭，只升华出袅袅的感慨。国家一浪接一浪的风暴寒潮，使姥爷明白自己的命运不是某个人造成的偶然事件，而是避无可避的必然。副厂长还是再三诚挚地表达了歉意，姥爷则宽慰说那是时代的错误。虽然当年很多罪状的起因已无从考证，副厂长还是很畅快的为姥爷出了有利的证明。
为姥爷摘帽容易，为老舅办接班却很难，二十九岁的老舅已经超出了接班的规定年限——二十五岁。副厂长找来领导班子全体成员商议此事，大家说这关乎制度，无法通融。副厂长出来告诉在门外等信儿的大姨和姥爷，大姨不由分说推门闯进会议室详问究竟，众领导又抬出了神圣的制度。大姨立于当中，对散坐四周的领导们痛诉道：
“什么制度？！把好人打成坏分子下放农村不也是当年的制度吗？现在怎么改了？改了又能怎么样？我们全家在农村遭了二十年的罪，找哪个制度算账？如果后面的制度不为前面的制度负责，那国家还搞什么落实政策？搞什么平反昭雪？就让牛鬼蛇神都烂死在农村得了！我弟弟就差了四年，全家人的二十年和在农村生儿育女回不了城的弟妹们的一辈子换不来一个人的四年？晚了四年是他多受了四年的苦，少拿了四年的工资，怎么反倒成了罪过？我弟弟现在年轻力壮，不照二十五岁的差，不信随便找一个比一比！我们没给国家增加负担，兄弟姐妹这么多我们只求一个人接班，这么大个厂子安排不了他一个？反正现在全家都是没有户口的盲流，在农村当盲流不如到城里当盲流，全家祖孙三代几十口就搬到厂里一住，我就不信社会主义大家庭能把他们赶到街上去要饭！给社会主义抹黑！”
领导们还是很担心酿成群体事件的，尽管这只是一家人。书记急忙打着圆场：“都怪‘四人帮’晚粉碎四年，晚粉碎四年……”便不敢再追溯下去，再追就得怪领袖晚去世四年了。
厂长说：“我们就算想要你弟弟，但涉及到编制问题，还要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年龄这关也过不去啊！”
“哪个部门管你们，你告诉我具体人，我去找他们！”大姨要一条道跑到黑。
“还有下级群众的监督呢！这种明显违规的事，我们得考虑影响，以后再有人年龄超标也要接班，我们怎么答复？”书记又说。
“哪个群众有意见，我跟他理论！看他是不是也被厂里打成坏分子，全家下放受迫害！”大姨最愤慨的就是被人拿群众说事儿，当年检举、诬陷、殴打姥爷的都是群众，一个个性本恶、充满私欲的群众！这些年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都被群众运动祸害成什么样子？群众就代表真理吗？
领导班子不想把事情闹大，尤其是那位副厂长，毕竟是当年的参与者，闹下去对他影响不好，在几十年的邪风浊浪中能一路不倒，谁能不做点儿亏心事儿呢？现在正追查清算这些历史问题呢，他一听到“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为虎作伥”之类的词就心惊肉跳，还是行点儿善吧！他便说道：“这件事儿先交给我吧，我想想看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想出来后再向班子汇报。”
厂长和书记巴不得有人肯接这个烫手的烂山芋，便欣然应允。
副厂长把大姨和姥爷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问姥爷道：“你们目前所谓的户口不就是现所在大队临时给你们立的吗？就是一个非正式的记录，你们当初跑过去后，怎么说大队就怎么写的？”
姥爷木然说是，大姨则急忙道：“对对对！当时为了让他们早进入成年，多记工分和口粮，特意向大队多报了年龄。”大姨的谎言有明显的漏洞，老舅迁至黑龙江时早已经成年了——就是因为找不着对象才去的，不用虚报。
副厂长却对此漏洞听而不闻，说道：“想办法把它改过来，改成正确的——二十五岁就行，也不要太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