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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做有点过了吧？”吴英发说。
“我也觉得过了，没必要，因为你的说法从根上就不成立！什么易怒、克制不住冲动？什么精神异常？那次卢江的弟弟卢波要跟他干，对他百般侮辱挑衅，他都毫不冲动，冷静得令人震惊，那种理智和谨慎真是气死诸葛亮，不让司马懿。你不说他可杀不可辱么，那时怎么变得可辱而不可杀且不可打了？他的怒火怎么燃烧不起来了？被理性给浇湿了？返潮了？他为什么不犯病？被猛药给镇定住了？他为何不狂躁地大干一场？而我们这些善良本分、逆来顺受的同学却总能频频引爆他的怒火，触发他的病情？难道他的病也有理智，可以选择性地发作？”王宇恒进入状态，一气呵成地提出十万个为什么。
“一针见血！”付辉由衷赞叹。
“应该给录下来！”黄松附和。
吴英发仍不放弃：“你刚才说他‘敢做而不敢当’，要处分他就是为了制约住他的‘敢做’，现在把‘敢做’也给否了，他既然也会‘不敢做’，也能克制住自己，处分的必要就更小了。这件事闹到今天这个地步，对刘立斌的触动已经够大了，已经达到教育的目的，再非要处分不可，就有整人之嫌了！”
此时王宇恒对吴英发真有些刮目相看了，他不但顽强执着，而且思维清晰，对刘立斌也真是忠心耿耿，使王宇恒对刘立斌也要重新审视了。此时对他来说，刘立斌的议题已退化为一个载体，承载着他的另一个乐趣——征服欲的文雅宣泄方式——辩论癖。他调动逻辑与想象比调动体力和拳脚更擅长些，而且喜欢提炼出一些所谓实质、内核、形而上的东西。他说：
“如果我是整人的话，那么法院、监狱就更是专门的整人机构了，没有这些整人机构社会就乱套了！法律就是靠惩戒罪犯来警示和制约的是那些没犯罪的人，也就是广大群众，如果没有法律，群众也会变成一群罪犯、野兽。法律对罪犯的罪行没能起到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从这一点讲它是失败的，它的意义是在于杀鸡给猴看，如果这回不处分刘立斌，那么下回我也拿锤子砸人，你也不许处分我，大家都随便砸，自保的最好办法就是先把别人砸倒，同学们首先都要人手备个锤子……”
“咱班成铁匠铺了！”黄松总是扮演捧哏的角色。
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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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恒接着说：“就为了起到警示和威慑作用，死刑一直难以废除，其实死刑是很不经济的，白白浪费人力，留着罪犯不杀，让他们终生劳役，不是还能给社会做贡献么？但从全局来看，却得不偿失。还有一句话叫‘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平民愤’是法律的另一个职能，说白了就是政府替百姓报仇雪恨。”为了堵住吴英发的嘴，他又补充道：“我举这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为了从法理上说明问题，把程度加重了。”
“有本质区别！”还是没能堵住吴英发的嘴，“你既然已经上升到了‘平民愤’的高度，那咱们就看一看，到底能有多大民愤？赞成处分刘立斌的同学请举手！”他看在理论上跟王宇恒扯不起，干脆用实践来检验。
王宇恒担心别人不敢明晃晃地当众举手，便立刻纠正道：“不赞成处分他的请举手。”
吴英发、赵海燕和另外三个女生举起手来，其余一片沉寂。吴英发见此局势，又坚持更正道：“还是赞成处分的请举手！”他估计能扳回一局。
王宇恒未加考虑地举起手来，还觉得程度不够，又缓缓站起身来，边起边说：“还有什么可怕的吗？”
只见杨云峰、付辉、黄松、叶松、徐大军几人毫不迟疑地跟着站起来，继而出乎王宇恒的意料，除了吴英发之外的所有男生呼啦啦全都站了起来，风起云涌，很有震撼效果。没有哪个男生愿意在女生面前承担一个“怕”字。比较显眼的是于涛，他本来近期跟刘立斌走得很近，刚才一直默默观望，此刻见大家屁股都已启动，呈燎原之势，当即一跃而起，后发而先至，动作很有爆发力，显得态度异常坚定。
“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吴英发颓丧地说。“保刘”意见只能成为保留意见。王宇恒拍了拍吴英发的肩膀，真心诚意地安慰他说：“你已经尽力了，够哥们！有空咱俩得好好处一处。”吴英发苦笑一下。
终于把刘立斌的处分意见如愿以偿地报到系里，就等系里的批复了。刘立斌没想到自己已混到如此田地，便和一个外班的同学调换了寝室，也许距离能够产生美。
从此“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成了王宇恒嘴里的常用词汇和心里的美好意象。他觉得这件事和古代农民起义确有相似的原理：弱者毕竟是大多数，只要抱团是能够战胜强者的，但须有人带头，而带头者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勇气。现代社会虽已不再靠起义来改朝换代，但强悍的政治家却要靠弱小选民的支持才能上台，强弱之间依存转换之理都是相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