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海音：男权话语遮蔽下的婚姻真相
作为五六十年代最具实力的女作家之一，林海音对于台湾女性文学的奠基与开拓，对于当代台湾文坛的培植与建树，曾经构成令人怀念的“林海音时代”与“纯文学岁月”。“林海音跨越族群鸿沟，游走于写、编、出版，她集闽、客及北京经验的多元身份与历练向来为人所乐道，而她又夹杂在传统与现代，大陆与台湾，父权与女权多种意识形态的集汇，使她一生充满了迷人的魅力。”如此多元文化背景上的女性书写，不仅使林海音以鲜明的文化观照视角和强烈的历史穿透力，揭示了不同世代的女性生存真相；更以五四文学的薪火传递，连接了海峡两岸的女性文学领域。
台湾与北平双重故乡的拥有，决定了林海音独特的文学身世、文坛角色与创作资4。不同于那种一味生活在台湾故乡的本省籍作家，也有异于那些飘洋过海来到台湾的大陆籍作家，林海音具有北平化的台湾作家、抑或台湾化的北平作家的双重身份。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台湾是我故乡，北平是我长大的地方，我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两个地方。”林海音，小名英子，台湾苗栗县人，祖上为广东蕉岭迁徙台湾的第一代客家移民。父亲林焕文娶福建女子为妻，东渡日本经商，林海音遂于1918年3月出生在异国他乡。3岁那年返台，后来举家迁往北平。从1923年到1948年，林海音在北平成长、求学、结婚，她住过的椿树胡同、帘子胡同、虎坊桥、梁家园，都在北京城南一带，她的家庭和人生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候也在北京，这对于她一生的人生观、文学志向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林海音作品中首先表现出来的乡愁，既不是思念她的出生地日本，也不是故乡台湾，而是伴随她成长的北京。这种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化乡愁，使她瞩目海峡两岸的开阔视野，并具备独特的文化身份。对于林海音而言，她所拥有的仿佛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不平凡生涯：
她生在日本，长大成人於北平，而把生命光辉投射於故乡台湾。下一代知识分子流离失所的哀愁，她尝过了，上一代人，觅求较佳生活的意愿，为未完成的理想的奋斗，皆在她的身上得到美满的终结和收获。
来自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影响，使林海音成长为一个崇尚生命自由、充满人间大爱的纯正作家。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林海音，一生受父亲林焕文的影响最深，她身上流淌着吃苦耐劳的客家人的血液，骨干里蕴含的是正直、纯洁的知识分子情结。她一生无党无派无宗教信仰，爱祖国、爱民族、爱人类，凭艺术良知而创作。焕文先生作为台湾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青年时代曾在故乡苗栗教书，日据时代的特定背景，使林焕文既不甘心于在异族统治下屈辱生存，也不容于喧嚣繁闹的日本大阪，最后在北平找到了温馨优雅的人生归宿。他生性豪爽，慷慨仗义，又情趣广泛，酷爱生活，在北平担任邮政局科长时，与那里的台湾留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过往甚密。后来其幼弟因从事地下抗日活动惨死在大连的日本监狱里，焕文先生为弟收尸归来便一病不起，逝世时年仅44岁，身后留下7个孩子，最大的海音才13岁。父亲的去世，成为林海音人生的重要转折点，童年美梦，因此顿然破碎；在别人还需要照管的年龄，海音已经负起许多父亲的责任。秉承着父亲的倔强性格，她以受人怜悯为耻，也不喜欢受人恩惠，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与家人在举目无亲的北平度过艰辛的岁月。
家庭的变故，使林海音格外珍惜读书的时光。作为一个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世间的女子，她无法不受到这个风起云涌时代的激荡。在北京城南的春明女中读书时，林海音对新文学发生了浓厚兴趣，更多地表现出一个倔强而乐观、早熟而善感、求实却不梦幻的文艺少女气质。她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文学名著，从冰心、凌叔华、苏雪林、许地山、沈从文，到印度的泰戈尔，俄国的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英国的哈代、狄更斯，日本的川端康成、林芙美子，都是她钟情喜爱的作家；她还热心参加学生话剧团排练的《茶花女》公演活动，并从中唤起了作为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女性关怀意识。1936年，19岁的海音从北平新闻专科学校毕业，成为当时北平最年轻的女记者，开始了作为一个女性文化传播者的人生出发。她虽然没有读过大学，却在社会大学里实践了终生的学习，一生所为都能与社会的脉动紧紧结合。正式进入《世界日报》工作，海音首先负责妇女与文教新闻，开始接触到多层面的社会生活和时代信息。后来她与颇具新文化风范和文人气质，又生活在传统式大家庭的报社同仁夏承楹结为连理，从此多了一份婚后骤然同一个庞大古老的传统家庭发生关系的新奇经验。深受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滋养，又耳濡目染旧式妇女在新旧转换时代的遭遇和悲剧，这使林海音对女性命运有了深刻的了解和关注，并由此形成了她由一个观察者走向写作者的人生历练，以及奠定了她日后作为女性写作的文学根基。
岁月将林海音磨炼成一位多栖文学家，她集作家、编辑、出版人于一身，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度，为台湾文坛创造下一段黄金般的“纯文学岁月”，林海音也由此被誉为文坛的“冬青树”。在她的一生中，写作是她的“业余”爱好，编辑是她终身热爱的工作，而出版则体现她超拔的理想。林海音的文学创作是从台湾起步的。从1948年到1968年底，她一共发表437篇作品，包括散文小说、专栏、游记、读书杂记及儿童文学等，其中只有四分之一收录在书里，已经结集出版的作品为24种，大部分的篇什散见于报章杂志。林海音不仅开拓了女性书写的空间，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的奠基人，也以她为孩子们充满爱心的文学贡献，与林良、潘人木、马景贤一起，被公认为台湾儿童文学界的四位顶级作家。
不仅如此，林海音还同编辑与出版结下了不解之5，成为台湾一连串文学生产事业的“掌门人”。她曾出任《联合报》副刊主编、《文星》杂志编辑、儿童读物编辑、《纯文学月刊》主编，其中以她在“联副”十年——1953年11月至1963年4月间所创造的“林海音时代”最为人称道。作为当时台湾文坛惟一的台籍总编辑，在那十年间，林海音创下了许多新鲜的记录，提升了文艺副刊的水准与地位。她一走马上任，就把《联合报》副刊从综艺性刊物转变为文艺性刊物，增加散文和小说作品，开辟中篇小说连载，介绍外国文学与国际文坛动向，并创办了许多颇具影响的资深作家专栏，如成舍我的《待庐谈报》、苏雪林的《青岛回忆》、张秀亚的《一枝短笛》、於梨华的《留美杂记》等。特别是夏承楹以“何凡”笔名在《联合报》副刊开辟的《玻璃垫上》专栏，从50年代到80年代，共撰写了五千五百多篇文章，为人们了解台湾30多年来的社会脉动提供了一扇窗口。林海音以“联副”为0地，不仅发掘了黄春明、林怀民、郑清文、七等生、张系国、隐地这些青年作家，还帮助支持钟肇政、施翠峰、廖清秀、文心、钟理和等一批本土作家崭露头角。特别是她在素不相识的情况下，为贫病交加而死的钟理和发表作品、出版书籍，为钟理和纪念馆的筹建出钱、出力、捐书，奔走呼告，接续完成了父亲焕文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为乡土台湾鞠躬尽瘁的夙8。
1968年，林海音以文坛大将的气度创办了纯文学出版社，创造了文学书籍出版的“纯文学岁月”。“纯文学”一共出版了四百多本高品质的书，新人忻作，名家名篇，资深作家流失的旧作，包括在艰辛年代开诗坛先河的蓝星诗人丛书等等，只要是坚持了纯文学创作原则与风格的好书，都在出版视野。这是一段令人怀恋的文坛岁月，作家以在“纯文学”出书为荣，书店以没有“纯文学”的书为憾。1995年，77岁的林海音结束了她经营27年的纯文学出版社，使得文学书籍最风光时代的“五小”成为历史名词，也使一种“纯文学岁月”得以终结。然而，林海音本人为台湾文学历史所提供的这种“文本”价值，人们永远不会忘记。正如台湾文学评论家应凤凰所谈到的那样：“林海音为台湾民众创造了一个具体的、叫‘文坛’的形象。她办的杂志及出版社都叫‘纯文学’，读者群众在她的带领下，也越来越清楚‘大众文学’与‘纯文学’，商业性与文艺性的界线，她一步步把政治性与商业性摈弃于文坛之外的历程，仿佛看到她那双编辑与写作的手，也正是一双推动‘文坛’摇篮的手，使台湾文学生产领域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逐渐的成形与成熟。”作为作家而存在的林海音，归根结底，她首先是以创作成绩的辉煌，自立于台湾文坛。林海音创作伊始，就沿着女性写作的路线而行进，早在1950年的妇女节，林海音即在《妇女周刊》发表《台湾的媳妇仔》一文，呼吁解决台湾妇女问题。那种对于女性命运的关怀和描写，构成她一生的文学方向。林海音创作的两个重心，是谈女性和写“两地”。其小说素材皆取自于台湾和北平的两地生活，民国初年的婚姻，20年代北平的风土人情，光复后十年间的台湾社会生活，都是她所观照的生活内容。林海音固执地把眼光限囿于女人身上，“以女人的心眼和细致的观察来塑成一个世界；时代的推移，社会的蜕变，世事的沧桑，皆透过女人的心身来寻觅表现。”其小说世界的构成，是以女人、婚姻、家庭为中心，针对形形色色的妇女问题，揭示不同时代里的女性生存真相，传达生为女人的悲剧性主题。这种写作是以纯女性化的方式进行的，但其中所蕴含的则是对妇女整体命运的思考，深度已达到超越女性的界限。
林海音笔下的女性人物，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演绎着形形色色的故事，记述着曾祖母、祖母和母亲这“旧时三女子”的生活图景，构成了一部悲剧性的女性生存历史。对于旧时代的女性而言，林海音主要讲述她们在民国初年的婚姻故事，意在揭露封建礼教的残酷性和虚伪性。林海音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几乎同时来到世上，她看到女性在那个新旧转换时代的双面影像和幕幕悲剧，她无法不把这一切诉诸笔端。
纳妾制度下的女性双重悲剧，是林海音所擅长表现的内容。作为男权中心社会的突出象征，“纳妾制度是把无情的双刃剑，挥扫过处，血泪纷纷。不仅作妾的女子屈辱终生，宛转悲泣；奉贤慧妇德之名放弃一生幸福的‘正室’实在更悲惨。”《金鲤鱼的百裥裙》由一条象征身份地位的裙子写起，追溯了一个名叫金鲤鱼的姨太太永远跳不过龙门的悲哀一生。伶俐俊秀的金鲤鱼六岁卖到许家当丫头，16岁那年被许老爷“收房”作妾。她虽然如8以偿地生了儿子振丰，让许家有了惟一传宗接代的烟火，自己却始终是一个不得翻身的被纳妾的婢女。金鲤鱼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想在儿子结婚的那天，穿一条象征着正室身份的绣有喜鹊登梅图案的红色百裥裙。当这一天终于到来的时候，大太太却突然宣布：少爷受的是新式教育，现在是民国了，家里的女眷也要“新起来——一律穿旗袍”。许家轻易地粉碎了金鲤鱼的梦想，并让“金鲤鱼做了一条百裥裙”的笑话传遍了许府。郁闷中的金鲤鱼伤心度日，最终死于疾病。因为是偏房小妾，她的棺材甚至不能从许家正门抬出去。另一篇题材可怕的《烛》，则写出了一种更深沉的悲哀。年迈的韩太太瘫痪在床，一辈子躺在油垢污秽的帐子里，借昏暗摇曳的烛光，“沉思她生命中那些年月，那些人物”。当年韩太太生产坐月子的时候，丈夫娶前来帮忙的秋姑娘为妾，一举取代了她的地位。身为弃妇的她既要装出正室的宽容大度，以奉妇德之名；又要忍受无法排遣的空虚寂寞和仇恨嫉妒，来度漫漫人生，于是，她从装病开始，以自怜自虐的消极方式来反抗一夫多妻制，最后真的瘫痪在床。林海音以双重的同情来写妻妾悲剧，她让人们看到，纳妾制度所凸显的男性特权，不仅造成了小妾的不幸与悲哀，也造成了大妇的屈辱和痛苦，它给妇女带来的不仅是无法愈合的创伤性经验，甚至是灵与肉的彻底轰毁。
在描写旧式妇女婚姻悲剧的时候，林海音还注意透过人生世相的展示来控诉封建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扼杀。对旧时代的女子来说，婚姻就是命运。而不能自主选择的婚姻，注定是依附于男性社会的命运。《殉》这篇小说中，那个冲喜不成以女儿之身终生守寡的方大奶奶，只能暗藏着对小叔子幽微压抑的情意，充当封建婚姻制度的一个活着的殉葬品。小说特别写到那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盖完的十六床结婚被子，仿佛让人们看到了漫漫人生与寂寂空房中，女性生命之花的寂寞开放和枯萎飘散。《城南旧事》里，秀贞与大学生思康自由恋爱，因为不为社会环境和世俗道德所容，最终被逼致疯；兰姨娘聪颖美丽，却被迫落入风尘，嫁与老烟鬼忍受屈辱；宋妈勤劳质朴，辛苦养家，却无法改变不负责任的丈夫给家庭带来的厄运。她们连基本的人生地位都得不到保障，更不用说作为人的感情、欲望和人性的一切渴求。在这些无法自主的婚姻命运背后，是那个时代里古老而残酷的女性生存真相：女人惟其不能做“人”，只能落得“生为女人”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