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与悲歌
60年代的台湾社会中，随着一股强有力的留学狂潮的持续，“留学生文学”现象应运而生，并成为贯穿六七十年代文坛的一道重要风景线。“如果说‘现代派文学’是六0年代的主流，‘留学生文艺’就要算一股强劲的支流。”所谓留学生文学，主要指台湾留美学生或旅居海外的作家描写留学生活的作品，它在不同的时代，创作面貌又发生新的变化和位移。
台湾“留学生文学”现象于60年代的形成与凸显，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及文学方面的原因。其一，美国对战后台湾强势的经济和军事援助，促进了留学狂潮的发生。自1951年至1965年，“美援”总数超过14亿美元。“美援”的运用十分广泛，几乎遍及台湾所有重要工业部门，也包括文教部门。台湾经济决策人士尹仲容认为：“‘美援’一方面解决部分长期建设资金短缺问题，另一方面又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如无美援支应，则不但若干经济建设无法进行，即台币内外值亦无法稳定。‘美援’成为经济发展及经济稳定之主要支柱。”但不容忽视的是，在“美援”促进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同时，随着官方文化开放政策的实施，“美援”在台湾民间无形培植亲美势力，造成台湾社会对美国文化和政治的绝对崇拜；更在台湾形成亲美技术官僚，来协助与掌控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外交、文化、新闻、经济等管道的渗透。1950年以后的台湾，到美国留学深造成为青年一代最高的理想；特别是随着1962年台湾当局修订《国外留学规程》，出国留学的门户大开，留学热潮达到高峰。一时间，“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成为那个时期年轻人中间最流行的语言。台湾旅外作家赵淑侠回忆当时的情况说：“50年代的知识青年，已把出国留学当成人生的最大目标，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留学生到海外深造，目的地是美国。”据黄光国先生的统计，台湾在1960年代开放留学大门之际，正是美国全力向外吸收人才之时。1968年，联合国发表世界性人才外流统计，显示台湾人才外流人数高居世界各地区之首。1970年至1976年间，可谓台湾人才外流的高峰期。事实上，战后“美援”推动留学狂潮，留学生涯又造就了留学生文学的盛行。检视台湾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体，几乎都是在留学热潮中离开台湾的。
其二，特殊的生存背景与文化心态，造就这一代“自我放逐”的“流浪的中国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出国留学者，“无论是抱着‘革命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还是仅仅为了出洋镀金，他们目标的实现都必须是回来国内。留学在他们仅是实现目标的手段或过程。”而60年代的台湾留学生心态不同于以往的留学者，他们往往把美国作为最终人生落脚点，带着一种移根想法而非过客心情，“其中很多在走的时候就抱着一去不返的心量。”造成上述情形，从现实层面上看，是因为当时台湾的青年学生感到台湾格局太小，政治经济上的发展前景多受限制，希望能到美国寻求新的发展天地。就文化心态而言，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通过禁书政策，强行割断台湾与大陆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联系，“这种空前绝后的‘否决’历史与文化的举动，以最实际、最有力的方式宣告了五四文化在台湾的死亡。”在民族文化传统断裂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适逢西风东渐的文化思潮很容易在转向内心，面对自我的过程中，狂热地崇尚西方文化，而赴美留学正是提供了这一文化崇拜实现的直接途径。“尤其是随家由大陆流寓台湾的外省第二代，受到父辈‘过客’心态的影响，觉得在台湾无根，大陆又回不去，留学对他们来说，最根本的目的是离开台湾，移居国外，留学便也由手段或过程变为直接的目的。他们到了国外，也无都成了‘留’下不走的‘学生’。”围绕“去”与“留”的问题，这一代的台湾留学生文学，始终挣扎在移根——失根——寻根的人生旅途中。从事留学生文学创作的作家，主要有於梨华、孟丝、吉铮、聂华苓、丛甦、陈若曦、赵淑侠、李渝、李黎、范思绮、曹又方，以及白先勇、张系国、水晶、马森、刘大任、夏云、张北海、庄因等人，女作家无疑成为留学生文学的创作主力军。随着作家从当年的“留学生”到后来定居异国的“旅外华人”这一身份变化，留学生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得以不断的拓展。
台湾留学生文学和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早期的留学生文学，以於梨华为代表，主要反映了50年代末以来台湾留学生在放求学、就业、婚姻、恋爱等切身问题上的人生磨难，笔力多集中于对留学生生存境遇与生存价值的探寻。这一代选择留学海外、自我放逐的方式来寻求人生前程的留学生，一旦置身于异国他邦，突然发现那里并非理想中的天堂，生存的困顿与失根的乡愁，使他们陷入了“异乡人”的处境。“无根一代”苦闷彷徨的漂泊感，就成为当时留学生最普遍的精神特征。於梨华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吉铮的《孤云》、孟丝的《生日宴》，以及白先勇的《芝加哥之死》、《谪仙记》等等，更多地诉诸漂泊无依、感伤落寞的情感基调。
60年代的留学生，以丛甦为代表，主要表现了留学生与海外华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迷惘和失落的感伤情绪。丛甦对留学生生存境遇的观照，不仅仅在于那些日常生活问题，更着意于精神生存的文化环境和现实土壤。从中西文化冲突中看台湾留学生的认同危机，从西方世界看“现代人”的精神状态，丛甦的《盲猎》，以及马森稍后问世的长篇小说《生活在瓶中》，就获得一种新的创作视角，这类写作较多地运用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作品具有浓郁的哲理性、象征意蕴与寓言色彩，且不乏扑朔迷离的超现实主义描写。
70年代的留学生文学，出现了告别旧的创作、走向新的超越的重要转变，“这些变化和特点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价值尺度由个人本位到民族本性的变化。思想内涵上由表层反映到深层观照的深入。感情流向上由无根失落到认同回归的发展。”很多作品，“已不再限于以个人自身在异国的悲欢离合为题材，而将视野推及上一代的历史、下一代的未来、身处的这个异国社会的现状与变化，且更关注地推向彼岸——自己来自的地方：台湾、香港、甚至中国大陆。就深度来说，也是由异国飘零的生活感受层面挖掘下去，思考了文化差异、认同、民族主义、历史等等较深刻的问题。”张系国的《昨日之怒》、李渝的《关河萧索》等等，重点描写了留美学生的海外“保钓运动”；丛甦的《自由人》、《野宴》，赵淑侠的《我们的歌》，塑造的是70年代以后在认同回归的历史潮流中成长起来的台湾留学生形象；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则涉及了开始走向觉醒的留学生对于祖国大陆的感情归宿。贯穿这些作品的精神红线，便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回归祖国的情感流向。70年代急速变化的时局，促使留学生群体的思想发生了转变，他们重新观照自身，观照民族与祖国，艺术上也更强调写实方向下溶进现代主义文学表现手法，故作品多带有“中西合璧”的色彩。
80年代以来，台湾旅外作家的创作开始从留学生文学的特定范畴延伸开来，广泛地描写了海外华人的生活层面和新的社会矛盾，并趋向于多元化的艺术追求。女作家的创作，依然走在了这种文学变动的前沿地带。随着作家从“留学生”到“旅外华人”的创作身份改变，反映移居国外的华人境遇与心态的新移民文学开始出现，并逐步跨越了留学生文学无根飘泊的主题，更深刻地触及到海外华人感时忧国的爱国精神和情系乡土的民族根性。聂华苓的《千山外，水长流》、陈若曦的《突围》、《向着太平洋彼岸》，李黎的《近乡》等作品，或表现了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注，或传达出海外游子近乡情怯的缕缕乡愁。另一方面，对于形形色色旅外华人生活的表现，也颇见成绩。於梨华的《变》等作品，特别透视了旅美华人女性的现实境遇，创作重心更集中于女性诉求。曾停笔十多年后再度写作的孟丝，以《枫林坡的日子》一书，把转化期的留学生新的婚姻观和人生观写得十分真切，小说主人公已经由“留学生”转变为旅外华人。黄娟的长篇小说《故乡来的亲人》，则真实地展现了旅美华人社区的景观与风貌，在不同时空下，用比较的眼光观察了台湾社会内部的变迁。90年代以来，随着美华作家群体的成长壮大，来自两岸三地的留美华文作家的新移民文学，出现了汇流的趋势。特别是在北美华文文坛上，来自台湾的吴玲瑶、喻丽清、简宛、蓬丹、等女作家的创作，令人瞩目。在男作家那里，保真的《断蓬》，周腓力的《洋饭二吃》、《先婚后友》，顾肇森以“旅美华人谱”为副题的小说集《猫脸的岁月》等等，也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华人移民社会的真实生活图景。
论及台湾留学生文学以及后来的新移民文学创作，女作家的创作实绩与文坛地位令人瞩目，同样是描写留学生与海外华人飘泊天涯的“异乡人”处境，女作家笔下的情感色彩更为浓重，以至于人生的流浪情结浓得化不开。这种描写来自于留学生涯和飘泊经验，又没有仅仅停留于一己悲欢和个人身世，而是不断地在美国、台湾、大陆的时空背景上展开叙事，借以寻找流浪的中国人精神上赖以依存的民族之根。在这个意义上：
海外华人的文学不该是流放文学，而是拓荒者的文学，是伸向空间的枝叶投给大地的消息，是来自远的域外的书柬，是检视这一个迁徙动荡时代的见证与史歌。
於梨华：“无根一代”的感伤代言
在当代台湾文坛，於梨华可谓留学生文学创作的“第一人”。作为五六十年代最早赴美留学的那一代作家，於梨华的小说首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把“留美文艺”从观光见闻、游览记事的性质，提升到描摹留学生涯、探讨人生理想、表现乡愁与根的层面上去，从而成为“台湾留学生文学的鼻祖”，“无根的一代的代言人”。
1947年赴台的於梨华，相对于其他台湾旅美作家，她最早去美国，生活的时间也最长。於梨华1953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同年9月赴美，1956年获美国加州大学新闻学硕士，并与旅美的物理学家孙至锐结婚，后执教于纽约州立大学。於梨华的小说，除了描写浙东故乡生活的长篇《梦回青河》，以及反映台湾现实生活的长篇《焰》等少数作品之外，多数创作集中在留学生文学范畴，“留学生、留学人，自留人”成为她小说的主要观照对象。於梨华可以说是最早，也是最多描写了台湾留学生题材的作家，她的小说当之无愧地成为留学生文学领域不可或缺的经典性文本。
几十年飘泊海外的旅美生涯，使於梨华经历了“从一个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到一个把梦捧在手中的留学生，到一个把梦踩在脚下的女人——家庭主妇”的人生历程，也领略了执教讲坛的辛苦与快乐，她更倾心于写作路上的生命投掷。在於梨华看来，如果说，“是《梦回青河》的出版及出版后读者热烈的反应令我决定了，不，为我决定了此后的路线，生命的目标”；那么，走上这条无9无悔的创作道路，“我体验到的，不仅是写作时所产生的种种烦恼，但更尖锐体验到的则是不写时的痛苦，这可能是一种证明，写作不光是我生活上的消遣或是调剂，实在是我的生活目的。”本着将自己最熟悉的、感受最深的事物好好写出来的心愿，於梨华首先把目光投向了“留学生、留学人、自留人”的留美生涯。她在美国多年的旅居生活，最熟悉的就是无根的一代的留学生和旅美华人，体验最深的就是异域的世态炎凉、文化冲突和流浪的中国人的浓烈乡愁。对留学生涯与飘泊人生的感同身受，於梨华的作品往往带有自身的影子；为这“无根的一代”作见证，於梨华不仅真实地反映出台湾留美学生在学业前程、婚姻恋爱、生存境遇等方面的奋斗与挣扎，而且深刻地揭示出他们“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是浪迹天涯”的飘泊心态。她的小说贯穿着一条对美国幻灭、对台湾失望、进而对祖国大陆认同的思想线索，由此成为海外华人精神历程的复杂记录与真实写照。以1975年为界限，於梨华前期的留学生文学主要表现“无根的一代”的人生遭遇，寂寞孤独的情感和挥之不去的乡愁贯穿作品始终。1975年以来多次访问大陆的人生经历，促使於梨华的思想境界得以拓展和提升，后期创作则侧重反映“觉醒的一代”的人生奋起，无根的忧伤更多的被寻根的的行动和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所替代。
具体到文本写作，透视“无根的一代”辛酸苦涩的生存境遇，是於梨华反复表现的题材。受60年代开始兴起的出国潮影响，许多台湾青年把赴美留学视为最佳人生前程；而一旦接触异国现实，西方世界并非想象中的天堂。为了求学，留学生往往一边做工，一边读书，以超负荷的人生磨难换取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以保证学业的顺利完成。对于留学生来说，生存与求学上的竞争、苦斗，首先成为人生的的第一要义，成为每天必须面对的最严峻的现实。从这个层面切入，於梨华写出自身的、也是那个年代留美学生共通的痛楚经验。在《移情》中，男青年赵正刚的经历不啻于留学生境遇的缩影。赵正刚原是一个前程看好的台湾大学生，有自己喜爱的经济学专业，颇具文化修养与人生品味，且恋爱美满幸福。而去国留学，他不仅要忍受先他一步赴美的恋人变心解约的痛苦折磨，还要被迫放弃自己原来计划的经济学博士的梦想，不得已从一年级读起，改学那天书一般的物理。为了求学，赵正刚住在狭小幽暗的寓所，不停地变换临时工作：做0丁，洗碗，拣砖石，修路，排木条，堆煤球，以至于“那双细白整洁的手变得黝黑粗糙”。原本是要到美国寻梦，却不料尝尽失落与破碎的滋味。与这种生存之痛伴随的，还有种族歧视下的精神痛苦。
《小琳达》中的女留学生吴燕心，为生活所迫给人照看孩子，而这个在不正常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六岁的小琳达却刁钻古怪，喜怒无常。她瞧不起中国人，经常嘲笑捉弄燕心，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寄人篱下的燕心却敢怒不敢言，委曲求全。燕心的忍辱负重，最终未能逃脱丢掉饭碗的命运。小说主人公的遭遇，带着作者浓重的自我色彩；其中的苦涩难言，凝结着亲历者的辛酸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