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40年代末期迁台的那批女作家来说，则是另外一番情形。她们在大陆用母语上学读书，自幼即受到中国古典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熏陶，其中许多人具有高等学历，赴台后又多从事文化、教育和新闻领域的高阶工作，加之女作家对语言艺术仿佛与生俱来的敏感，这一切使她们面对战后初期台湾文坛的语言转换阶段，立刻显示出自身在语言艺术、文字修养方面的优势和特长。因此，在急需中文写作人力资4、以便推行“国语政策”的50年代，外省族群的女性反而具有了新的写作空间。从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女作家的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的资料，也可以看出战后初期台湾移民潮中相当数量具有语言文字优势的大陆女性，在台湾女性书写空间的拓展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正因如此，“民国四十年至五十年之间，台湾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女作家的散文和短篇小说。由于登载在报纸副刊和畅销杂志上，对当时推行的国语文教育极有帮助。”其中的一些女作家，如华霞菱等人，原本就是为帮助台湾文化重建、战后推行国语运动而来到台湾的。
再则，在历史提供的机遇面前，大陆迁台女作家把握住了台湾文坛青黄不接的契机与脉搏，成为战后初期台湾文学创作的生力军。
国民党当局迁台之初，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一片败象，处在严重的内外交困之中。光复后国民党接收台湾以来与当地民众的矛盾冲突，新的经济衰退带来的物资匮乏和通货膨胀，加之200多万随国民党迁台人士导致的人口激增，对于本来就处在各种危机之中的台湾而言，不啻是更多的灾难。这种社会背景下的文化生态环境，直接造成了文坛青黄不接的局面。从省籍作家来看，语言的转换，政治的高压以及生存的困窘，迫使许多人沉默下来。40年代曾经活跃的那批作家，杨逵因一纸《和平宣言》被判刑12年，吕赫若在“清肃”运动中生死不明，杨云萍、黄得时走进台湾大学转向学术研究，张文环、龙瑛宗转入金融界，6离文坛。除了钟理和、廖清秀、钟肇政、施翠峰、李荣春、文心等少数作家还在生存与出版的困境中苦苦坚持写作，其他战后第一代省籍作家仍处于艰难的文学调适的过渡之中。
再看大陆迁台的作家，由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的恶化，许多原来具有创作成就，现在飘洋过海的男作家，为了台湾岛上的生存，不得不通过从事政、经、商，或服务于军界等途径，去谋一份养家糊口的差事。终日奔波于社会疆场，创作数量也就骤减下来。而对于女作家来说，她们或因为人妻为人母的角色，生活环境相对安定，能够行有余力地调动自己从前的生活库存和文学积累，来诉诸创作；或由于普遍具有的教育背景和文学生涯，她们的求职多集中于教育和新闻部门，工作环境更突出了文化色彩。始终与语言文字打交道，原来又不乏文学的功底与素养，一旦点燃创作8望，她们在台湾文坛上的重新出发也就势在必然。正是这种受过教育的强悍和职业女性的特质，使得大陆来台的女作家在台湾文坛青黄不接的时候，反而以自己仿佛不经意之间形成的竞争优势，正好抢攻了台湾文坛的位置，女作家由此异军突起，独领风骚。
大陆迁台女作家在历史转折点上群体崛起的事实，竟意外打破了台湾文坛一向为男性所主宰的瓶颈。在过去的台湾文学的历史上，女性文学一直是最薄弱的地带。日据时代的台湾，重男轻女之风极为盛行，中国传统社会要求女子“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古训，日本式的“大男人主义”随着东瀛的船坚炮利横行台湾，加之当时推行的日式教育体制对台湾人的不公正，台湾女性的生存权利和受教育权利被强行剥夺，她们的聪明智慧和文学创造力也被深深压抑。这种情形，造成了一代女作家的缺失，本省籍女性的创作屈指可数。整个日据时代，像杨千鹤、叶陶、黄碧华、黄宝桃、赖雪红、辜颜碧霞这样的女性书写，寥若晨星；且作品数量稀少，作家笔下往往只有个别篇什，还难免遭遇长期湮没的命运。战后初期的台湾，被称为“姑妈诗人”的陈秀喜中年起步，不得不向自己的女儿学习方块字，由日文写作转向中文写作。50年代台湾省籍作家中唯一活跃的女性林海音，她的创作起步还是从北平开始。所以，女性文学在台湾，曾经是一片荒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大陆来台女作家的介入，就具有了一代拓荒者的角色和贡献。作为大陆去台的文学使者，她们的创作承接了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特别是女性文学的传统，促进了台湾文学与大陆文学的相互融合。作为台湾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女作家群体，她们不仅开拓了台湾女性文学的处女地，扩展了女性文学的创作空间，更从根本上改变了台湾文坛的组合格局，彻底打破了男性作家的一统天下。上述情形，如同台湾学者范铭如所概括的那样：
活跃于50年代台湾文坛的女作家大部分是随国民政府迁台的新移民。不但是早期大陆女性文学过渡成当代本土女性文学的桥梁，担负承先启后的关键，更是台湾女性用白话中文创作的开始，在台湾女性小说中列为‘第一代’。
疏离于主流文坛的创作姿态与风格
50年代的台湾文坛，乃是官方文艺思潮“战斗文艺”主控的年代。“战斗文艺”运动不仅在客观上适应了国民党“反攻大陆”的政治路线，而且很快被纳入官方的文化体制，并在国民党当局的大力鼓噪和具体推动下，一步步走向高潮。《中华民国文艺史》曾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形：“民国四十五年元月，中国国民党遵照蒋总裁的指示，正式揭橥了‘战斗文艺’运动，并由中常委会通过了《展开反共文艺战斗工作实施方案》。而这一方案，亦可说是中国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始基。”“战斗文艺”运动萌生于50年代初期，1956年形成全面泛滥之势，50年代末期走向衰亡。在此过程中，国民党当局采用的文艺策略，一是实施官方奖励与培训，扶植“战斗文艺”创作。1950年3月成立的“中国文艺奖金会”，在台湾经济相当困难的年代里，每年由官方提供60万新台币，通过高额奖金和稿酬的利诱，鼓励作家走上御用写作的道路。二是通过官办“民间”文艺团体，将作家纳入“战斗文艺”运动的组织网络中。在“中华文艺奖金委1会”的统率下，“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中国写作协会”等文艺团体纷纷成立，并且采用宣言的方式，对官方进行效忠、守分的宣示。三是创办文艺刊物，建立“战斗文艺”的发表阵地。由此，从庶民、军人、妇女到学生，从广播、杂志、报纸到各种媒体，从音乐、舞蹈到电影、绘画，统统被纳入“反共文艺”的体制内。上述文艺政策，造成“战斗文艺”作家的高密度生长，“战斗文艺”作品更是无节制泛滥。仅1950年至1952年这三年，从事“战斗文艺”写作的作家便多达1500人至2000人，并出版有长篇小说10余种，中篇小说20余种，短篇小说近30种，诗集约20种，剧本约20种，漫画与歌曲10余种，合计有一百二三十种之多。到了1956年，“战斗文艺”运动已经呈现出“战鼓与军号齐鸣，党旗共标语一色”的泛滥之势。这种“战斗文艺”创作，往往以反共抗俄的政治倾向，歪曲现实生活和颠倒历史是非的虚妄性，以及退居台岛、归乡无望的情绪宣泄，乃至严重的模式化和公式化写作，形成那个年代千篇一律的“反共八股”。
然而，如同任何年代都不可能只发出一种声音，“在所谓反共战斗的50年代，也是女作家大行其道的时代。这个事实，显示了彼时文学现象的复杂面。”一方面，台湾女性文学在50年代的出发，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文艺政策的制约，也无法避免随国民党政府迁台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