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女作家黄子音，上海市人，1960年出生，私立中国文化大学戏剧系、美国圣彼得堡学院教育系毕业，曾任贸易公司经理、报纸副刊编辑、现任戏剧节目企画及编剧。著有小说集《一个叫林阿昭的女人》（1987年）、《前任男友》（1987年）、《台北一千零一夜》（1988年）、《红尘有爱》（1988年）、《寂寞星期六》（1988年）、《黑色斯迪麦》（1989年）、《一个男人的特别假日》（1989年）、《爱情罐头》（1989年）、《痴心汉》（1990年）、《单身女三十心情》（1991年）、《彩虹咔啡厅》（1991年）、《年轻的爱人都是残酷的》（1996年）等，长篇小说有《星期五俱乐部》（1987年）、《桃花游戏》（1989年）、《台北豪放男》（1991年）等等。黄子音的创作不同于张曼娟的古典情怀，也有异于吴淡如的轻愁淡忧，她一开始就放弃理想主义的世界观，将八十年代纷繁、喧嚣的台湾社会里形形色色的悲喜剧全盘托出，集中刻划了物质消费时代红男绿女的欲望真相和两性相处模式，“坏”与“邪”在这里成为一种催情剂，情感世界里开放的竟是一朵朵“恶之花”。黄子音的作品面貌，就象她小说一些篇名，写的多是《都会男女》的《午夜奇遇》，《随时都在恋爱的女人》，与《无爱的爱人》在进行着《请给我一夜》的《游戏中的游戏》，所有《年轻的爱人都是残酷的》。如同《爱情罐头》的书名，黄子音笔下凸显的爱情皆带有速食式消费特征，它抽空了精神感情的内涵，也不要酝酿的过程，一切都简化为直奔目标——或为了索取金钱而相爱，或为了排遣寂寞而滥交，或为了欲望消费而作爱。所以，那些在娱乐场所偶然相遇的陌生男女，转眼间就能越界上床，爱情更多地成为一种狩猎，如同《黑暗中的蝴蝶》写到的男女关系；具有财富地位的男人，对女人只有“欲”的需求，而不8涉及任何情感纠葛，如同《桃花游戏》中思佳所碰到的朱基达、吴权等人。黄子音的小说着重揭示的是，“现代都市的两性关系，在解除了封建礼教的束缚后，如能再抛弃工商社会所带来的商业性、速食性和非情性等，方能达到‘灵’、‘肉’结合的‘人性’的境地，女性也能从性爱中寻回自己真正的感觉、欢乐和自我。这是黄子音作品中隐含着的女性主义的题旨。”但总的来看，这群闺秀作家虽然程度不同地触及了女性主义题旨，诸如传统压力下男女地位的不平等现象，工商消费时代女性和“性”的商品化问题，但这种表现更多地失之于表层和浮面。她们集中写年轻女孩子充满梦幻的爱情，使作品接近于琼瑶式的通俗言情小说；她们不避工商社会背景下都市男女畸形感情和灰色人性，其作品又带有新都市言情小说的面貌；她们身为颇有文学修养的高学历作者，却又对时尚的“红唇族文学”情有独钟，这种现象所揭示人们的，正是文化消费日趋扩大的七八十年代台湾社会里，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泾渭分明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并出现了某种合流的趋向。
萧丽红：古朴典雅的爱情世界
在台湾的文化市场上，萧丽红的小说曾经名列畅销书排行榜的前茅，尤以《千江有水千江月》一书，而拥有了广泛的读者群。作为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小说家，萧丽红是以鲜明的文化怀旧态度来对待生活和创作的。她身居繁荣的闹市，却对“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故乡情有独钟；她感受着现代都市文明，却迷恋着“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旧式女子”；生活在自由恋爱的现代社会，她向往的却是那种古朴典雅的爱情世界。这种传统的、女性的、乡土的底蕴，不仅使萧丽红的小说在喧嚣繁闹、西风东渐的台湾工商业社会里，具有了一种桃花4般的超然与虚幻；也使她成为当时闺秀文学写作路线中唯一融进了乡土话语的女作家。
构成萧丽红创作的精神资4，离不开她出生和成长的嘉义县布袋镇的乡土孕育，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滋养。与李昂、施叔青的故乡鹿港镇有某种类似之处，布袋镇也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这里地域偏僻，古风依旧，没有昔日鹿港的繁华和热闹，却比鹿港具有更强烈的抗拒力和封闭性。三面环海的布袋镇，居民大多数保持着开台先人的生活形态和古朴民俗，端午节家家插香蒲，取午时水；七夕要拜油饭，搓汤2；每逢节日必演歌仔戏。以这种环境中产生的爱与生命感悟来拥抱中国文化漫漫五千年的岁月和光彩，萧丽红的小说世界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怀旧的氛围。而《桂花巷》、《千江有水千江月》等作品，如作者所言，则正是“一个感受敏锐、自制力又强的人，在新潮流冲击下，忍不住对从前旧文化种种的怀念，于是她有这么多的话要说，那些书中人物，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一被接生出来，去演变人世不同的遭遇里的各自生相。”萧丽红小说世界中最为凸显的人物，是乡土台湾传统社会里的旧式女子形象。在萧丽红看来，“事实上，汉文化漫漫五千年的岁、月、光、阴里，不知生活过多少这类中国女子；她们或6或近，是我们血5上的亲人，在度夜如年，度年如夜的时空里，各自有各自的血泪、辛酸。所以桂花巷的故事，说假是真，说真是假。她们的好，难掩犯下的错，而那些错，却也减少了她们的好。就因为这纵横交错，叫人在叹息之余，对人性、肉身，有另一种清楚、明白。”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眸、认同和怀旧，萧丽红笔下的女性形象多为保守而传统的性格，认命而依附的人生；4自于对女性人生的观察入微和艺术把握，萧丽红笔下的女性又是多种性格侧面融合的形象，往往汇集了《红楼梦》大观0里的种种女儿情态；有感于对乡土台湾、对女性人生的执着，萧丽红是用“那种血肉浓粘的情感”；来拥抱剔红、贞观这些“最可爱的中国旧式女子”的，所以她把人物的爱恨恩9、悲欢离合，写得鲜明逼真，栩栩如生。
对女性人生和复杂性格的刻画，使萧丽红在传统生活的书写中见出了人性发掘的力度。《桂花巷》中的女主人公高剔红，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人物形象。小说以19世纪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台南沿海渔村为背景，写活了渔家女子高剔红一生维系桂花巷、苦难与幸福相随、普通又不寻常的命运。光绪14年间出生于台南北门屿桂花巷的高剔红，家世虽然贫穷，却因生就的一双柳叶眉，让她顾盼生姿；一双柔软漂亮的巧手，让她成为6近闻名的绣娘；也因为一双苦苦缠出的诱人小脚，成为传统社会里的女子典范。但由于她是民间忌讳的断掌纹，不幸又陪伴了她的一生。剔红5岁那年，父亲去世；5年以后，母亲散手人寰；16岁那年，惟一的弟弟又出海遇难。她与渔家小伙子秦江海互生爱慕之时，正是石林港桂花巷的大户辛家差人说媒之际。过怕了穷日子的剔红，最终嫁给了富家子弟辛瑞雨。在夫妻恩爱和使奴差婢的富贵生活中，剔红生下了儿子惠池，却不料丈夫突然暴病身亡。在日后漫长的守寡生活中，物质生活的富有和感情世界的缺失，传统伦理道德的禁锢和生命欲望潜流的涌动，家族背景的庞大和孤儿寡母的弱小，使这个曾经聪敏美丽、精明干练的女子，面临着如何守住家、守住自己的独立征战，她的性格也在周遭环境与自我人性的双重压抑下，产生了分裂与变异，逐渐成为一个恩威并施、冷酷专横的狠辣角色。
一方面，她可以无情地辞退稍有怠慢的奴婢，严厉地管教偶然挑食的儿子惠池，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周遭人物的命运，俨然成为辛府的主宰。在往后，她为日本留学归来的儿子物色了新营大户沈家之女沈碧楼，但她对儿子在精神上的强烈占有欲，她年纪轻轻守寡而导致的人生落寞感，使她不能容忍碧楼过一种幸福美满的生活。所以剔红对碧楼，极尽折磨摧残之能事，并威逼儿子休妻；那份笑里藏刀的冷酷，百般挑剔的刻毒，把一个在传统禁锢中发生人性畸变的老年妇女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令人想起张爱玲《金锁记》中，那个亲手扼杀了儿子与女儿幸福的曹七巧。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女子，剔红无法抵挡来自人性欲望和情感记忆的力量，辛家长辈允诺她的吸食鸦片，也不能完全麻木她的生命。所以，她与戏子海芙蓉有过暖昧关系，与酷似当年恋人秦江海的卷烟小伙子杨春树有了一夜欢情和私生女。她几十年来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思念秦江海，但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让她只能独守空房徒然悲切；而这种被压抑被扭曲的人性渴求，往往以畸变的方式投射到剔红对他人特别是对女性的摧残上。小说结尾，风烛残年的高剔红重返北门屿桂花巷的时候，为自己的一生感慨万千。她享尽人生富贵，也尝够了那种有钱无人苦心苦肝的滋味。总之，对于高剔红这一形象而言，“探春的敏，黛玉的情，晴雯的痴，熙凤的毒，她都兼而有之，另外援鸳鸯的俏皮，芳官的伶俐，平儿、紫娟和麝月的灵巧，甚至红玉、坠儿的小好小巧小坏，都可以在剔红身上找着。”正由于剔红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立体的、多重性的典型，所以你爱她也不是，恨她也不是。
当然，以传统的女性价值观来认同传统的女性形象，萧丽红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她思想观念陈旧滞后的一面。作者力求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光明面”，歌颂“粗手厚茧的先人”和故乡淳朴的民俗民风，以此来抗拒现代社会中不良风气对人心的侵蚀，这样的创作动机本来无可厚非，但因为作者把这种“怀旧情结”发挥到了极端，她自己也就留在了传统的时代里。在她心目中，凡是“从前”的“传统”的，就是令人向往的美好，无法忘怀的“国粹”。所以在《桂花巷》里，她反复赞美剔红那对剔透玲珑的小脚，赞美那双柔弱无骨的玉手，而其中寄寓的正是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价值。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贯穿全书脉络的意识和维持传统社会的依仗，就是《劝世文》、《妇女家训》、《三字经》、《千字文》所呈现的民间处世哲学。沿着“大不可欺”、“地不可亵”、“君不可罔”、“亲不可逆”一路下来，女主角贞观从小就受到这种封建传统的洗礼，明白“女道不同男纲”，即是同受教育，男女也有不同的目标。诸如外公对贞观的教育：
女儿不比儿子，女道不同男纲，识者都知，闺女是世界的4头，未来的国民之母，要她们读书、识字，原为的明理，本来是好的若为了念出成绩，只教她争头抢前，一旦失去了做姑娘的许多本份，这就因小失大了。而这种所谓的“本份”，就是《礼记》上对妇女的要求，如贞定、忍让、谦卑。萧丽红把女子为家庭、为丈夫的自我牺牲赋予最美好的意义，女人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有了合理的解释。一部《千江有水千江月》，宛如一部宣扬着“才不足凭，貌不足取；知善故贤，好女惟有德”的女德、妇道之书。与此同时，萧丽红作品屡屡出现的“认命”，无异于不幸婚姻和女性人生的麻醉剂。《冷金笺》一再强调“宿世姻5”，女子的婚姻是命中注定。《桂花巷》里的剔红，因为相信”命生在骨，刀削也不落”，了悟到“人是太渺小了，一切只有托付给命运”，于是，两个素不相识的人在新婚之夜也有了似曾相识的微妙感觉，乃至丈夫雨瑞得病身亡，剔红更肯定大命难以抗拒，因为她的硃砂红掌上有一条断掌纹，自古说相：“男人断掌有官做，女人断掌守空房”，于是她注定要守寡终生。对于传统社会的种种世态人情，萧丽红这种不加选择、不作任何批判的歌颂态度，势必影响到萧丽红表现生活的深刻性和丰富性，也使她的作品或多或少带有矫情的成分。
萧丽红小说世界的艺术魅力，一是通过乡土台湾的民俗风情，来表现她所怀恋的传统社会。《千江有水千江月》中，民间乡村七夕搓汤2的活动，借着孩子们的说笑，道出一些牛郎织女的传说，别有一番情趣。其他象端午节村民们制作香袋并分赠孩童的习俗，春节期间的祭典与娱乐，如贴春联、掷骰子、掀簿仔以及拜天公的风气，还有贞观和长辈们到“虎尾”网鱼的场面，都被作者表现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出于对乡间民俗的熟悉和偏爱，萧丽红仿佛要将台湾所有的风俗习惯纳入小说中；而不时出现的台湾民歌童谣，又使得亲切淳朴的乡村生活，平添了一种诗意之美。
二是《红楼梦》的艺术影响，在萧丽红的小说中留下明显投影。
《千江有水千江月》以辛氏大家族的盛衰故事为中心，将乡间的各路人物汇聚于此，再对他们进行分别描写。萧丽红的所有作品，性格复杂的女性永远是最活跃的身影。其小说语言，既有乡土色彩又不乏诗意，引发读者对于过去岁月悠6而美丽的怀想。诸如《千江有水千江月》，讲述如江水那样缓慢流动的中国旧式女子的命运流程，作品采用的语调，也是一种沉稳的、抒情的、节奏舒缓的宣叙调。也可以说，这种出色的语言表达、古朴的民俗采撷、生动的细节描写，以其乡土风情的魅力，在某种程度上掩饰了萧丽红小说世界内涵的古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