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章苏橘的回忆日记。
四年前，我还叫苏橘，十三岁，住在福利院，我不是孤儿，父母健在，但早在我七岁时就离异了。爸爸说不要我的抚养权，他照顾不了也养不起我，妈妈也不想管我，可大概还是不忍心丢下我，所以我一直跟着妈妈生活在沛安市，与汉德相邻。她们离婚后一年个我就多了一位继父，他叫李鸿文，是位受人赞颂的外科医生。妈妈工作越来越忙，去外地出差经常几个月不回来，她不在乎我吃饱穿暖，将我当做上一段婚姻的失败品，是多余却不得不管的累赘，在那个家里，亲妈对我不好，继父却对我格外关心。像平时一样，妈妈要去外地出差一个月，留我跟继父在家，那一年我九岁了。
那天是周五，放学回家李鸿文走进我的卧室，坐在我书桌旁边的椅子上，说要辅导我做作业。我记得那是一本厚厚的数学练习册，题很难，每个数字单独看我都懂，组成一道题我就怎么都算不出来了。他离我越来越近，手掌热的像块儿烙铁，触碰在我背上的皮肤上，那时的我很害怕，对性的意识只是懵懂的，没有人教过我，老师，妈妈，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女孩子不能让男性或女性随便触摸自己的身体，如果有人碰了你，要拒绝，要报警，要保护自己，从来没有人这样对我说过。所以，那时的我知道逃避却不知道拒绝。
那天继父比平时更和蔼，拉过我说，也让我摸摸他，说这是长辈和孩子间亲昵的表现，那次我逃开了，我说，可我还从没跟妈妈这样过。可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只是个开始，试探的开始，之后的半年，每次妈妈不在家，他都会这样走进来，要我跟他这样亲昵的互动，抱我坐在他身上，那两双烙铁触碰过我的全身，然后他向椅子上一靠，沉重的叹息后满是餍足的离开。
每次桌上放着的都是数学卷子，那一排排数字竟成了我的梦魇。
我真的害怕了，我告诉了最好的朋友，她比我大一岁，两个女孩子，一个十岁，一个九岁，竟然都没接受过性教育，她悄悄告诉我，那种行为是性侵，那时候的我们都涨红了脸，我吓得要死，回家就哭着告诉了妈妈，那是我第一次看她为了我而紧张，拉着我检查着。继父在旁边显得十分惊愕，一遍遍的解释着他没有，说我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这样侮辱他。妈妈回手打了继父一个耳光，拉着我去医院。那时我居然觉得因为我，继父被打，我觉得愧疚。
妈妈带我去检查，检查结果很快出来，***完好，各器官完好，是最正常最健康的身体。我不解那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为什么妈妈一路阴沉着脸色，回到家，我听她对继父道歉，说误会他了。继父声音很温和的安慰她，说孩子还小，大概是他平时哪里做的不够好，让我觉得讨厌，或者我是想亲生父亲了。这句话说完，妈妈立刻打断了他，说不要再提他。一脸不耐与烦闷的走到客厅，看着我，抄起茶几上的书砸来，沿着我的膝盖掉到地上，对我大吼着如果再撒这样的谎，就滚去找我亲爸。继父拦着她，不断的说孩子还小，那一刻我好像瞬间长大了，想着，也许妈妈是怀疑的，可她还是站在了李鸿文的对面，她不相信我，至少这样的检查结果面前，她不会再相信我。所以觉得面前的人，虚假而恐怖。
第二天我拿出储蓄罐、床头柜中所有的零用钱都塞进了书包，放学前的一节课，我跑出了学校。跑出校门是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去哪，我家离海很近，所以我想起窗外能看到的那些船，我从来没走进些看过它们，我拿出了几个硬币，叫出租车去了港湾。那是个冬天，天黑的早，我随便溜上了一艘货轮，我知道只要乘着船离开这儿，她们就再也找不到我了。
等我迷迷糊糊的睁开眼睛，我发现自己到了汉德市，我不知道这是哪，但我知道我能去哪。那时候我是伤心难过的，我有家，家却破碎了，我有父母，却要去福利院。我宁愿在福利院长大，也不想再踏足沛安市一步。我又拿着硬币站在马路上叫出租车，站在福利院的围墙外，我看着一棵棵高大粗壮的梧桐树，大概要三个我才能抱的住，我能听见围墙内小孩子的打闹声，但我不敢进去，我怕他们把我送回去。就在进与不进的犹豫中，我坐在墙角睡着了，但没过一会儿就被人捉弄醒，几个比我小、比我大的男孩女孩围在我周围，用墙边的狗尾巴草搔着我的鼻子，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最后我还是住进了福利院，开始的那两个月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他们问我家在哪，我叫什么，我父母叫什么，我又没有父母，我在哪里上学，我都没有说，书包里没有一本书，只剩一个笔袋，所以他们一无所获。然后我成了福利院的一员，再也看不到妈妈，可九岁的我竟然不觉得那是多伤心的事，我知道等我长大以后我们还可以见面，可如果我现在回去，或许我活不到长大。因为方点告诉我，她在电脑上看，好多像李鸿文那样的人都是变态，是杀人犯，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不会用电脑，所以没有查，只听她描述那些受害者的惨状，就颤栗不已。又或许是我本就对所谓的父母没有感情，是她们生了我，我当然也遗传了她们冷血的性格，总之，福利院的生活中又小伙伴和老师阿姨，那段日子我很开心。
我在福利院住了四年，当我开始说话时，我对他们说我叫苏橘，苏是父亲的姓氏，我户口本上的名字跟妈妈姓，叫潘橘，所以她们当然没找到我的相关资料。生物课上的知识隐晦的一带而过，还是比我们大的姐姐教我们要懂得自我保护，那时我才知道，我曾经遭受的是猥亵。
本以为以后的日子都会这样安定的度过，但我们换了副院长，是个像李鸿文一样道貌岸然的家伙，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十六岁的姐姐哭着从副院长办公室跑了出来，我喊了她一声，她没停住，副院长却走了出来，问我什么时候来的，我问他姐姐为什么哭，也许是这一句话，才造成了之后的事。
现在我写下来这一切，像是在写别人的故事，只有我自己知道笔尖是在抖动的。那天副院长叫我来，说有一个颁奖活动，我是福利院里学习成绩最好的，这个参加的名额就给我了。我很开心，喜滋滋的上车去领奖。那时候我十二岁，老师的一句赞扬都会开心很久，得奖这样的荣誉当然更开心。
我以为车子停在了酒店前，后来长大才知道那地方叫夜总会。我问他来酒店干什么，副院长说，因为领导在这里等着。我看着这里奇怪的装潢，没由来的一阵心慌，说这个奖我不想要了，转身想跑出去，却被副院长拉住，而前面几米处的门也开了。
走出来的人很瘦，比副院长更像个好人，远远的就喊道：“小林！对孩子怎么能这么粗鲁呢！”然后走过来揉了揉我的头顶，问我：“林叔叔平时也这么凶是不是？没事，叔叔先带你去看奖状是什么样的。”听到奖状我很开心，而且眼前这个看似和善正直的人让我很信任，所以我毫无戒心的跟着他走了。
副院长在身后一言不发，笑的很讨好，点头躬身的对我旁边的人笑。
那次，我知道了原来噩运也是有蝴蝶效应的。
那个房间很漂亮，金色的墙纸，真皮沙发，华丽的装潢。在这样一个漂亮的房间里，我穿着漂亮的公主裙，然后被强暴了。这一次，是在姐姐们很多次的告诫中，我将自己亲手陷入了危险中，是我造成了自己的厄运，是我自己害了自己。因为不配合的反抗，我走出房间时是鼻青脸肿的，身上的伤痕只是表面，每走一步路，我的骨头和身体都在疼痛，我像是被人拆开又重新组装的玩具。副院长不知道从哪冒了出来，拉着我，警告我如果敢说出去，就杀了我，我知道他是在吓唬我。所以抓着他的手臂恶狠狠的咬了一口，不知道是我嘴里的血，还是他手臂的血，总之血腥味更重了，我说一定会报警，把他们都抓进去的。副院长说，那房间里发生的所有事，都会被放到人们面前，老师同学所有人都会看到这一切。他叫了出租车送我回福利院，我在中途下车，走到我来这座城市的港口。
为什么同样是小孩子，他们就能被父母陪着，去游乐园、去书店、去买新衣服，她们都是父母的宝贝，而我却要不断经历这些肮脏的事。那时我羡慕也嫉妒那些美满的家庭，之前有一天同桌惊讶的对我说，原来真的有福利院和孤儿啊，我只在电视上看到过。我知道她没有恶意，就只是笑了笑。她是蜜罐里长大的孩子，而我的周围都是妖魔鬼怪。那天我才知道，原来我们性格差异这么大的原因，是家庭的不同啊。
我站在港口，看着那一艘艘靠岸的轮船。我想，如果当初我没有逃走，没有来到福利院，那我现在是在干嘛？想起副院长威胁的那些话，只想了一下，再也不敢回忆下去，那天风很大，是风在推着我走，也是我恍惚着在走，我甚至不知道自杀的概念，只是想走进那片大海，让自己彻底消失，不是消失在哪座城市，让哪些人找不到，是彻底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不再让苏橘这个人存在，她不想再经历更坏的事了。
那是冬天啊，海水冷的刺骨，越冷我越想赶紧失去感觉，向海中央跑的速度越快，嘶吼的哭声在海上显得那么渺小，没人听得见，我哭的多难听都不要紧，我仿佛听见身后有人在喊我，但水已经渐渐漫过了我的头顶，哭声也淹没在海水中，在冰冷刺骨的海水灌入我口鼻的一刻，那寒冷与窒息的感觉让我彻底失去了意识。
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总之最后我醒了过来，在医院的病床上，床头一个黑发夹杂着白发的阿姨正打着哈欠，见我睁开眼睛，半张着的嘴高兴的笑了起来，哈欠大概也忘了打，拍着我的被子说：“终于醒了！别动啊，我去叫大夫！”
我听她在门口不知道跟谁说：“快进去吧，那孩子醒了！”然后又是一阵匆匆的脚步声。
那人进来之前敲了敲门，我怔愣的看着门，还是旁边病床的姐姐说了声‘进来。’
他进来的时候，旁边的姐姐又激动的喊道：“居老师！”
这是我们见的第一面，他穿着利落的黑色外套，里面白色的高领毛衣堆在脖颈上，银色的圆方形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透着年轻学者的风度。
“晓棠？”他大步走了过去：“怎么病了？”
“最近流感太严重，我也感冒了，吃了快一个月的药还没好，只能来医院挂吊瓶了。”那个姐姐有些无奈。
“好好休息。”
外面走进来一个阿姨，大概是那个姐姐的妈妈，对‘居老师’说：“居老师，自从你假期给我们晓棠补课之后，她英语成绩就考了班级前十！真是谢谢你啊！”
“吴姨，您不用客气。”
“我可真羡慕你妈，能养出你这么优秀的儿子！”
“我隔着门都听见你夸我了。”鲁姨走进来，对吴姨笑道，“你还叫什么老师，就叫小哲。”
他们闲聊着，大夫走过来看我，听诊器、又扒着我眼皮看了看：“没事了，今天下午就可以出院，但有些事，还是联系家属商量一下，问清楚。”
“我们知道了，谢谢您大夫。”
“你们救了我吗？”我看着居哲与鲁姨问道。
“我们正吃饭呢，小哲发现你往海里走，拉着他爸就出去了，送到医院的时候你可差一点没救过来！丫头，年纪轻轻的没什么事解决不了的，怎么能这么想不开呢！父母知道得多难过！”鲁姨滔滔不绝的对我说着。
我听在耳朵里，眼眶越来越红，这么多年，没想到一个陌生人会对我这么关心。居哲见我情绪不对，轻声拦住他母亲的话：“妈，她刚醒过来，还是让她好好休息吧。”
“对，剩下的事咱们以后再说。”鲁姨说着。
“谢谢你们。”我轻声对她们说，“阿姨，老师，我叫苏橘。”
“你就叫我鲁姨吧。”
居哲扶了下眼镜，大概觉得眼下除了这个称呼也没有其他合适的，淡淡微笑：“你好，我叫居哲。”后来知道他在读博，只是做过一段时间实习教师，但依然叫他老师，只是一个称谓而已，我总不能也叫他小哲，居哲。
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很巧，也顺其自然。旁边病床的晓棠挂完吊瓶就回家了，只剩我们三个人，鲁姨拉着我的手说：“我们送你来的医院，你身上有伤，检查单上写了。有些事还是要你家长来才行，我们不方便问，你也不方便说。”
“如果福利院都回不去了，我还能去哪？”我怔怔的望着对面的墙壁，在问自己，也在回答鲁姨的问题。
“你，你在福利院住？”鲁姨诧异的问，随即一脸心疼：“真是...唉...”转而立刻说道：“既然我们救了你，就不能不管你，要是不想回福利院，就先去我们家住好不好？还是要给福利院打个电话的，不然他们也着急。”
“不行！”我几乎是吼了出来，却始终羞于启齿。
在鲁姨家住了两天，周围人都叫居哲父亲四叔，我也跟着那么叫。他们有一艘货轮，大家多数时间都住在那里，老师只有双休日才能来住，平时上班，市中心的房子更近一些。
因为在海的周围，我又在甲板上一坐一整天，鲁姨很担心我再想不开，每天陪在我身边开导我，那种陌生人间毫无防备的关心，是冷水中的火球，最后我将一切都告诉了鲁姨，我哭，她也在哭。后来四叔与老师都知道了这件事，我于他们不过是陌生人，他们却愿意为我跟副院长和他背后的势力抗衡。
这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也从不知道这世界上，人与人之间还有这样的善意可以赠予。那一年是异常艰辛而坎坷的，证据的消失，证据的寻找。当警方调查出副院长刘丰与上级领导、企业老板长期的权色交易时，我们不仅要面对匿名的威胁，还要面对掀起这场政治社会风暴后，各种舆论的推压与讨论，媒体摄像机潮水一样涌来，鲁姨一家人将我保护的很好，她们没让我的脸曝露在镜头前，让我仍能昂首挺胸的走在马路上，不必躲躲藏藏惧怕他人的指点。
那段回忆，是让我们成为一家人的基础。那天从法院出来，刘丰判了六年刑，其他四个人分别判了十年、十二年、八年、六年，这时间不算短，可就我与那些女孩受到的伤害来说，即便是十年，又怎么够伤口愈合。老师告诉我，四叔和鲁姨决定收养我，于是我们转路去了民政局办理手续。那天阳光明媚，和风徐徐，像所有大团圆结局那样美好。
老师带着我去公园散步，告诉我要勇敢些，他曾经有一个朋友，也经历了很不好的过去，她绝望了，离开了这个世界，失去了余下的人生，他希望我好好活下去，说了很多遍。
我们在树下站着，历经了这样多的事，又都平安渡过，我忽然觉得鼻子酸涩，堵住了呼吸，眼泪不受控制的向下滑，老师抿着唇角，张开手臂抱住我，是对待家人的样子：“小橘，以后你有家人了，不要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
“好，我会的，老师我会的。”我抽泣着，说话也断断续续的。
我对他说，我想换个名字，郑重的重新开始。
老师说，那就在橘字后面加个生字，当作重生一次。
我说好，所以从那之后我就叫苏橘生了。
我转了学校，每天鲁姨都会送我去学校，直到后来老师留校做导师，才改成老师送我去，开始的一年，他早起两个小时从市中心赶回来，送我去之后，他再回学校。第二年鲁姨说，不然就让我也搬到市中心，周六周日再回来，免得这样折腾，两个人都累。所以之后我也住进了老师的房子。
正因为遇到老师一家人，我开始接触世界光明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