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和杨桂欣不赞成丁玲办《中国》文学杂志，是从影响她创作的角度而言的。但办《中国》毕竟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是她晚年的亮点，算不得浪费和多余。真正浪费和多余的是她晚年的大量发言。从她解决历史问题的实际诉求而言，有些发言显然是有必要的。作为德高望重者，有些表态、讲话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她还有太多没必要的、徒令人诟病的发言。言多必失，何况很多是张口即来的、未经认真思考准备的发言。“你有权保持沉默，否则你的话将作为法庭上的证供。”把“法庭”改为“文坛”或“文学史”，这话一样成立。说得多，留下的“罪证”就多。矜尊地住口，晚年的丁玲会可敬得多。最后她说自己“成佛了”，“以后什么事都不管了，只写我的文章，这还不是成佛吗？”大概也是意识到自己说得太多了。
丁玲有过清醒的时候：“我不愿意谈个人问题，不愿谈恩怨。什么恩，什么怨，没有什么个人的恩怨，也不是某一个人就能把我打倒的。也许有人背地里怀疑，丁玲是什么人什么人打倒的。不是，不是哪一个人，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她还是陷入了过去恩怨的泥潭。
丁玲晚年过多纠缠与周扬的恩怨，念兹在兹，似乎是为对手活着的，就说明她过不去、放不下，不能向前看，没有未来了。一个有未来的人是不会如此的。如果她专心写自己的小说和回忆录，做自己的事，超脱一点，文坛是非恩怨按下不表，淡定一点，任尔东西南北风，她的晚年将有价值得多，历史问题也未必不能解决。丁玲的历史问题，如果上层要解决，周扬也是挡不住的，那么，她就谋求于上层好了，何必非要夹枪带棒，把对周扬的敌意提在口上，让无关的他人也皱眉和嫌避呢？她总是牢骚太盛，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当然要不平则鸣，其实也可以不鸣，至少用不着鸣个没完。丁玲咬定：不是我不和解，是人家不和解；是你不仁，我才不义的。这就为自己介入“文坛政治”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借口。丁玲的斗争思维一向是：你把我当敌人，我更把你当敌人。她是情绪写在脸上的人，不会示弱，更不会若无其事或以柔克刚来化解矛盾，矛盾在她那里容易被放大。
其实，和解甚至都没有必要了，就当他不存在，最大的骄傲就是当他不存在。王蒙说得对，周扬“视对于他的个人攻击如无物”，证明他是“大人物”。王蒙指的就是丁玲对周扬的攻击。这些攻击根本撼动和损毁不了对手，反而有损于自己的形象。说得越多越丢分，徒增困扰，真不如缄口自重。周扬是不会把与丁玲的恩怨提在口上的，那显示出对敌手的重视，反而太抬举了对方，降低了自己。真正有杀伤力的是行动，而不是口舌之功，周扬是个行动主义者。丁玲真的打定主意要报一箭之仇，聪明的做法应该也是去“实干”，而不是满城风雨地去“费话”。
学者王尧评价邓拓：“邓拓是位书生本色的政治家，这样的角色冲突和与此相关的心灵冲突始终缠绕着他，尤其当政治和政治文化处于异常状态时。”
对比之下，丁玲似乎更可悲，其可悲在于：她虽然被政治缠绕了大半生，但她根本算不上什么政治家，而只是一个误落政治迷局、且为政治所贻误的作家。
丁玲晚年在政治上的那些表现，不要说政治智慧，就连政治世故都算不上，有政治智慧或世故的人都不会那样说和做。周扬晚年的“倒霉”不是因为丁玲，但丁玲与周扬一上一下的同时，在无形的对比之中就使人感觉构成了因果关系。丁玲似乎是胜了，但胜得不尽是快慰，代价可观。丁玲如果不是关于周扬说得太多，带来旁观者的不以为然，也不至于付出这种类似于“触犯众怒”的代价。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最后的话，在生命的最后——也算“晚年”——文学家的瞿秋白否定了政治家的瞿秋白，但他绝不提政治对手和恩怨，而是让他人、后人去补白。如果瞿秋白也活到真正的晚年，也被反复改造过，还有没有可能写一个《多余的话》呢？丁玲以无比的坦白，写出过《不算情书》，也以无比的率真，写出过《“三八”节有感》，然而，经历了一茬又一茬改造和血泪教训的丁玲，到晚年却写不出一个《多余的话》了。瞿秋白的勇敢和坦诚，在于他明白地写出了革命者的哀衷。丁玲比瞿秋白桀骜，即便有血目，也绝不以哀示人，然而丁玲也硬撑到了虚假的程度，把自我丧失了。
丁玲第一次读《多余的话》是在延安，当时还有人怀疑它是伪造，丁玲一读就“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因为她“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那样的真实坦白，是不容易伪造的。她说：我读着这篇文章非常难过，非常同情他，非常理解他，尊重他那时的坦荡胸怀。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
丁玲认为瞿秋白最后留下的话多余，是心疼他；同时，经过了延安的革命历练，她已然明白，有些话是只能想而不能说的。此时的丁玲看已经就义的瞿秋白，如同一个有阅历的姐姐看不谙世事的弟弟。
980年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时，丁玲重读了《多余的话》，经过了更多磨难的她当然又有了更深的认识：我想补充一点我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当今这个世界是不够健全的，一个革命者，想做点好事，总会碰到许多阻逆和困难。革命者要熬得过、斗得赢这些妖魔横逆是不容易的，各人的遭遇和思想也是不一样的。比如秋白在文学与政治上的矛盾，本来是容易理解的，但这种矛盾的心境，在实际上是不容易得到理解、同情或支持的。
丁玲的意思是：这些话之所以多余，不是它们本身多余，而是环境使它们变成多余；谬误不在于瞿秋白，而在于不健全的社会和时代。丁玲的更深一层的领悟就是：那些并不多余的真话是危险的，真正多余的废话、假话反而安全。丁玲晚年说了那么多真正的“多余的话”，是不是源于这种领悟呢？
张凤珠曾经表达过这样的遗憾：“丁玲的晚年，却因为太多的干扰，影响了她有更多作品问世。”这些干扰，历史问题的困扰当然是首要的。发言太多、内在能量消耗太多也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她是非太多。她的是非多，与她的处境有关，也与她的性情有关，她的争强好胜、意气用事、不甘寂寞，到了晚年更发展到了一个新强度。铜豌豆似的好斗，出现在一个老太太身上，本来就容易被描述为死缠烂打，何况她的言语确实有把自己妖魔化的危险。
她标榜：“人家打人家的仗，我写我自己的文章。我对于内战是不想参加的。……我就坚持不入伙，免得学别人倒来倒去，演笑剧。”实际上，她标榜不做的，正是她所做的，她从反面把自己说中了。她不忘嘱咐：“我的意见，只是一管之见，望勿扩散。到钱明达为止。全国都有耳，小报告四处飞，我惹不起人。”从这一嘱咐可以看出，她自己正是一个很有是非意识的人，而不是像她标榜的那样一尘不染不谙世事。也许，她以为或希望自己是那样的人，但实际上却做不到。“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是规避是非的态度。丁玲却责备自己五十年代的秘书张凤珠什么也不告诉她了，以至于让张凤珠很难过。可见，她与是非贴得太紧了，唯恐被边缘化。
玩不玩得好是能力问题，想不想玩是意愿问题，玩不好就说自己不想玩，那是不诚实的。自从与周扬搅进矛盾的旋涡，丁玲几乎就没有偃旗息鼓过。只有自己明显处于弱势时，她曾想不玩了，比如五十年代反右前夕，结果却已经晚了，退不出来了。她平反的过程中，也许曾想过再也不玩了，结果是周扬在历史问题上不放过她，于是她又奉陪到底。周扬之所以不放过她，是否正是看透了她不会真的收住呢？
丁玲的“太政治”、“钩心斗角”，其实都是“非政治家”的“小政治”、不入流的“小把戏”。丁玲吃亏就吃亏在不是政治家，却貌似政治家；没有政治家的战斗力，却给人当政治家来对付。所以，过多地从政治上去评价她，本身就是不合适的。王蒙的问题在于，一面指出丁玲不是一个政治家，一面又以政治眼光去评判她。这也是很多论者的问题。以不适应的政治标杆来衡量别人，政治眼光和人际关系眼光交互运用，或把政治完全等同于人际关系，恰恰折射出论者本身浓厚的政治意识。丁玲的灵魂始终是“非政治”的，把她当政治家来分析难免“下药太重”。
冰心给人的感觉一向是平和冲淡，晚年姿态更是如此。孙犁一向是回避是非，远离政治，晚年依然出于避祸心理而与文坛保持适当的间离。丁玲之所以老得不够可爱，就是因为她缺乏这种淡定平和、宁静致远的东西。莎菲时代结束以后，丁玲本来就不再是一个幽雅的人，老了，更与幽雅无关了。老人要放下，她放不下，主客观都决定了她放不下，所以姿态如此。假如她晚年淡泊隐忍一点，潜心写作中耐心等待，也许历史问题仍然有机会解决，同时也没有浪费心力和才华。
人到了晚年，往往容易向传统回归，趋向保守。丁玲虽然不服老，但老年毕竟是老年，逃不脱的必然规律，她对美国贷款买房的不以为然就体现出保守心态。历经坎坷的人，晚年的道路走得尤其小心翼翼，觉得自己再也不能经受新的折腾了。丁玲晚年向传统的回归，其实就是一种与世界和解的姿态。事实上，因为家族经济纠纷，她年少时是跟母亲怀着恨意离开临澧的，后来很久没有回去过。正如她自己所说：“六十年前，我怀着对封建家族的不满和嫌弃，离开了风光秀丽的临澧，辞别了生我养我的临澧人民。”可如今，她与临澧“和解”了。不仅是时间，更是老年，使丁玲达成了这种“和解”。
老人的善念，就是宁愿相信一切都好，安稳幸福。98年她给一个读者的回信中说：“难道老一代人就认为我们现实社会一切都好，好得不得了吗？我们的思想里就再也不会偶尔也产生一丝消极和失望的感触吗？我们不过是因为年龄大了一些，经验丰富了一些……”这也是她老年心理倾向的一个自陈。
老年人喜欢圆满、吉庆、祥和，喜欢大团圆式的喜乐，不想揭盖子，不喜欢批判和悲观，不愿触及社会弊端，这就很容易走向“卫道”。丁玲晚年做顺民，为了历史问题的解决，为了政治上的安全，也为了老有所养。所以，她放弃了知识分子批判的义务，不想让自己反思更多、否定更多。
学者王尧这样评价邵燕祥：“邵燕祥是作家中少数几个不讳言自己疮疤的人。这么多年来，邵燕祥由诗人而成为杂文家，他对鲁迅先生杂文精神的继承、他在写作中体现出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已经为大家熟知。这样一个大的变化，显然是在发生了深刻的精神裂变之后。”主客观条件限制，使这种“深刻的精神裂变”与丁玲无缘了。
苦尽甘来的人，更不愿提过去的倒霉，而宁愿多看到眼前的福气。她晚年不喜欢写灰暗，也不喜欢别人写灰暗，她对“伤痕文学”的态度就是如此。
法国传记作家安德烈·莫洛亚评价马尔罗：他的生平就是他的代表作。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丁玲，她这一生的“情节”太曲折了，尤其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尾”。丁玲晚年是喜剧还是悲剧？无法做出单一判断，也许可以说，喜剧背后是悲剧。历史地看，丁玲晚年的亮点有二：写了自己和他人的有价值的回忆录、办《中国》文学杂志。丁玲晚年最肯定的是自己哪些作品？她从未给出过统一答案，因为，她本身对此就是矛盾的。
原载《红豆》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