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汽车艰难地在菜市场里移动，行人用憎恶的目光回敬汽车的无礼，好不容易拐进一条挂满晾晒衣服、被单的胡同，从一溜张扬的裤子下钻过去，眼见就撞到死胡同的墙壁，哥们儿猛喊一嗓子：到了。
一套底楼的住宅，将墙打掉开成门面，一排排书架在拥塞的空间里，显然经过精心的设计安置。几幅油画呆在楠木画框里，因沉重而气势不凡。空气芳香剂漂浮着玫瑰花香型的化学改良味道，让热汗缠身的我也突然想起了风情万种的女人！在这个时候，男人都是大方的。CD版的萨克斯因播放太狠，听起来就不是那么出尘了，但恰到好处地在提醒你，思维不能飘逸得太远，还是选书要紧！这时，我听见深切的歌声，从书架深处弥散出来。
在我走向声音的发源地时，才反应过来，这是唱诗班的功课，是布道时刻对天父的赞美。莫非书店还兼有教堂的工作？走到一扇小门边，发现别有洞天，里面还有一间茶室。看见有好几十人战栗着，在一位相貌古奥的青年人的带领下.用参差不齐的嗓音，去触摸天父的魂灵。青年人流泪了，旁若无人地通感，在与空气中无法显形的管道对接。他深情地凝视天花板，如同自己的灵魂正在那涂满白垩粉的混凝土上盘桓、祈祷、聆听、飞翔，他高而宽阔的额头闪闪发光，有凡士林的光泽，他艺术家的长发在身体的晃动下流淌卷曲的清波，瘦削的手指像蜡烛，半透明！
接下来是静寂。突然安静。有人仍在轻微摇摆，仿佛尚未收回逸出自己躯壳的一些东西。等待。毫无保护地等待。终于，有人慢慢出来，走到书架边，取书展读，买上一大摞，又是一副莘莘学子的踏实模样。有的出来时，好像还不太适应过于明媚的光线，脸上的潮红尚未褪去。啊，这种潮红我好多年都没在成年人脸上看到过了。书店服务员可能觉得我是个陌生人，又不买书，还四处窥视，老是问我办不办会员证，我只好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去这家书店。第二次去，则是安了心的。当地一家行销的报纸，每周都报道这家书店将举办的活动，据说是弘扬这类传播文化的义举。我手头的报纸说书店今晚将举办音乐会。我岂能错过！
到达书店，已经人满为患，上次的那位布道者现在成了主持人，一如既往地披着长发，额头发光，不同的是佩带了一串抢眼的贝壳项链。他忙碌地帮着卖茶，0元钱一杯。观众约有三百人，还有不少老外。男观众大都长发飘飘，8月的天气还有穿美式战靴的，女观众则慷慨地露着肉，闲闲地抽烟。我就有理由相信，这座000万人口城市的艺术精英，差不多到齐了。
8点钟左右，几盏上千瓦的射灯开启，没有任何凉意的空间更加溽热。一个大胡子老外面带微笑坐在阶梯上，干瘦的胸骨上长满黑毛，从敞开的衬衣里露出来，他等待着毫无希望的凉风。书店主持人对着麦克风喂喂喂喂了很久，观众就安息下来了。他说，这位是来自法国——巴黎——著名——先锋——音乐家……
这足够了。他为观众提供的个背景材料，就可以使晚会获得成功！先锋音乐家倒是显得很谦逊，不停微笑，一张清秀的面庞上扎满了黑得油亮的胡子。他的道具是大提琴，他提起琴弓，好像回忆着什么，只是一味地盯住地面。搞艺术的人明白，即使是一个民间朗诵者也会使用沉默来制造气氛，达到引起注意的效果。大家很理解，都是同行嘛。十分钟就过了，他好像尚未有把思维拽回到现实中来的意思。有个破锣嗓子突然怪叫了一句：“怎么整不出声音来哟？！”立即引来上百双眼睛的蔑视！大约过了二十分钟，主持人拿起麦克风，喂喂喂喂之后，说艺术家已经演奏了第一小节，是无声演奏，现在开始即兴演奏……
艺术家用弓拉了一阵，觉得不过瘾，干脆直接以弹吉他的方式演奏大提琴了。或敲，或打，或捺，听众们双目圆睁，目光缥缈，沉醉在各自的世界。我看见先锋艺术家的胸毛，耷拉在弦上，被射灯镀亮，如同一把刷子。
显然，这是一次准行为艺术的表演。法国社会心理学家瑞德·奥尔巴赫提出过一个“奥尔巴赫”法则——“重要的不是你告诉别人什么，而是别人听到什么。”这个法则现在移之于目前火热的艺术领域，就很适用。这意味着表演者到底蕴涵了怎样的玄机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观众已经在这个既定的艺术形式里，琢磨出了弦外之音。对呀，想想陶渊明，不是也把琴弦拆掉了，自个儿弹奏无弦琴怡然自得吗？此时无声胜有声！在极端奢侈的旋律盛宴后，一桌忆苦饭的叮当之声就“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何况，我现在面临的场景，的的确确还是最终发出了声音的。从观众沉醉的情态分析，他们可能都听到了欧罗巴的芦笛声，正穿过塞纳河畔的夕辉。几个酷酷的女郎，已经在那里微微摇晃身子，显然是被无声的旋律搅扰得有些坐不住了。
960年，伊夫·克莱因和巴黎国际当代艺术画廊的老板一起，在上百位艺术界人士跟前进行了一次极具震撼的表演。他们身穿燕尾服，打着雪白的领结，指挥两个裸体模特在画布上移动。模特身上涂有蓝色颜料，从而在画布上用身体留下蓝色的痕迹。这被称为“蓝色时期的人体绘画”。在这样的美术背景暗示下，中国的函授艺术家们便把“死尸展览”、“屠杀生灵”等残暴行为，罩上艺术的光环。
支持行为艺术的论者往往指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明礼貌用语都不太普及的环境，恐怕还没有必要建立一条比世界文明底线更高的国产化标准。但对于艺术来说，只要艺术行为是人的行为，那么，对艺术行为的文明要求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尤其是对艺术行为已经成为艺术本体的当代艺术来讲更是如此。
当代艺术也必须遵守文明底线，不然，艺术不仅不可能起到贯通境界之用，还有可能导致反义。但这个貌似严肃的叙述却忽视了另一个关键的指标：艺术底线。如果说行为艺术是前卫艺术，那就必须遵循艺术的底线法则，就必须尊重艺术不是一个人为了个人化的表达而肆意滥用公众的艺术宽容和良知。作品的艺术性，自然是作品与读者共同完成的，如果艺术品引起的是人们的反感，看来这“艺术品”就不是阳春白雪的问题了，而多半有沦为垃圾的可能。但是，有的行为艺术家就干脆说，我要的就是这种“垃圾感”！垃圾自然是生活中的存在物，但“垃圾感”却不是生活的脉动。话讲到这一步，我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更进一步，文化人常常争论诸如：形式到内容、语言到言语、自由到公共性、民间到体制等等命题，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们节衣缩食购买图书、资料，看完后又来重复比赛。其实，在生存常态下，它们可能都是伪命题。也就是说，不过是伪二元或多元对立造成的某种繁荣昌盛。这家书店的幕后主持人肯定没有这么麻烦，折腾了这么多事，要做什么，是很明确的。艺术家、观众、先锋、无声音乐，等等，其实都是他手上的硬币。
切·格瓦拉在《南美丛林日记》里承认：“事情就是这样的：硬币被抛出，在空中翻了几下，掉下来的时候有时是正面，有时是反面。人，万物的尺度，通过我的嘴叙述，再以我自己的文字记录我的眼睛看到的事。看到硬币的正面的机会可以有十次，我却偏偏看到了反面；反之亦然。没有什么可解释的。”其实，现实应该是可以解释的。看看诗人马拉美在名诗《骰子一掷不会破坏偶然》里是怎么说的——“骰子一掷绝不会/当正好被置于永恒的/境地……警惕、怀疑、翻滚、闪亮与沉思/全都发生在停留于/最后献身的落点之前/骰子一掷散落一切思想。”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简单的游戏，当某人用硬币跟我打赌时，我总会输。因为这个硬币的两面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这种两面图案统一的硬币，他手上有两个，他就是吃透了辩证法的大师。我的意思是说，持有这种道具的人，从来就是职业的。他们自然比切·格瓦拉世故而老练，他们往往一脸真诚地奔走在我们中间，并不时地在与你促膝谈心……
故事讲完了。如今一些文化人，满世界飘满了他们呼吁文化的焦急身影，这固然无错。但我对诗人艾略特的历史观“历史的意识是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算是有了切身的体会。所以，在记录以往承载往事的各种文化浪潮里，我们不仅应看到休闲、闲适的一面，恐怕还应该关注这些历史的B面。由此，透明的茶水与不透明的咖啡散播起来的文化氤氲，才会是真实而且现实的。早年，作家徐迟在《二十岁人》序中说：“眼前放着这样的世界，我却‘我我我我我我我我’地活着。”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们拥有自己生活时代的烙印，而且还会感到从有文明以来民间文化就不是制度文化，但它的狡黠是很多人心照不宣的，就是说，亲情回眸与反思应该并行不悖，从而构成人们面对本土历史与现实的基本价值尺度。我想，这就是诗人艾略特的“历史意识”的一个引申：使一个文化人成为传统性的，同时使一个文化人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位置，尤其是自己和当代的关系。
在“厚黑教主”故乡演讲
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所撰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我至今膺服。如今在纸上骈四俪六的已经不再是冬烘先生（他们连话语权也丧失了），而是依靠形容词以及秩序、正义、民生、幸福感等大词的甲胄把自己包装起来的“分子”。这就像一双越擦越亮的皮鞋，贼亮贼亮的，高人说，这个作家终于成熟了。
“厚黑教主”李宗吾是自贡市人，乃我先辈。这位享誉海内外的思想怪杰，愤世嫉俗，痛恨“厚黑”，反以教主自居，这是典型的佯狂。“厚黑”之论首先是对现实中滚龙、地痞言行的总结，后来才上升为评价历史人物。有关他的研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近几十年来，数十部研究文集、传记相继推出，却罕有出自官媒之手；李宗吾在本地留下痕迹的地方不少，但没有一处是官方出于纪念目的保留的，这让我疑心当地不少人真正获得了“厚黑”的一脉单传。
所以，在“厚黑”的策源地讲话，需要相当底气。0年7月，我应邀回家乡举办了两场文学讲座，写了条“断片”与听众共勉：
1.如果说阅读、见识是一种向外用力，而省思是向内用力的话，二力疲软、举而不坚就是当下写作界的基本情况。没有持续的二十年以上的关注与用力，写作基本上就是处于自说自话状态。写作达到的高度，与内伤成正比。
2.经历必须经过锤打、锻炼、虚构、放大、归并、蛰伏，经历才可能成为经验，而一个不具备经验的人是无从问鼎写作的。
3.不要在历史上成功的个案里（例如卡夫卡），竭力寻找与自己的血缘关系。这是偷懒者的遁词。没有深谙深刻的普遍性意义，就不会明白何为特殊。
4.没有“形式与内容”的比例关系一说。一个无法造型的人，一定是没有内容的。
5.去掉文本中所有的意识形态时间、地缘表述，让时间与空间表述回到常态。
6.就文学家而言，从来没有超拔文学之上的思想和哲学。套用克尔凯廓尔的话，一个人文本所能抵达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
7.文本里没有“我们”，只有“我”。人称代词所导航的意识形态话语，来自雄辩术和社论体，必须从文学话语里祛魅。
8.一个不懂隐喻的人，就永远不懂诗。而一个作家不懂诗，也就不懂文本美学。
9.细节从来是大地建筑的斗拱。大词写作、大词抒情必须终结。个人化的言路才能成为细节的榫头。
10.“学者型作家”应该警惕，多读未必益智。常识的堆积钝化了思考的穿刺力，这也是学者成不了思想者的深因；“才子型作家”的缺陷，在于把自己的突发性心智，误以为是世界的最高标准。所以，立志当诗人的，要少看书，读点报就够了。
11.有为文学制度而写作的人，有为自己而写作的人，我赞同为了复原一段真历史而写作。因为写作的版图就是回忆。自问：写作的目的是什么？真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你的写作去往哪里，就很清楚了。写作从来寂寞。
12.终极上说，没有“主义”指导下的种种写作，也没有私人/主流、民间/官方、体制内/体制外写作，但置身于特定时代，这些二元乃至多元并立的潮流必然会波及个人的写作，那就无须回避。大隐隐于市的“旱地拔葱”式写作是不存在的。
13.阅读和思想是一辆朝向未来奔驰的汽车，历史不过是反光镜中的镜像。过于关注过去，也很危险。
0年春节期间，我回家乡得到朋友口头信息：有一个退休的体制门童说了，蒋蓝的文学讲座差得很啊，他读书不多，思想浅陋。关键在于，他没有读懂大书，缺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能因为别人批评了自己就把人看扁啊。也就是说，这个城市有人天天向上，也有人在一门心思变烂！我再次嗒然若失，猛然想起了006年搬书的经历……
原载《艺术广角》2013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