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虞翻既没有苏轼的绝望，也没有苏轼的困惑。苏轼是典型的文学家，虞翻是坚定的思想者。
由苏轼和虞翻，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东汉末年的大文人蔡邕。
蔡邕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博学型的人才，对于天文、音乐、辞章、数术都有精深的造诣，史书说他“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蔡邕才华横溢，独步一时，品行甚高，广受赞誉。史载：蔡邕是个大孝子，老母亲患重病卧床不起，蔡邕一直在床前服侍，他严冬盛暑都不脱衣睡觉，曾经连续七旬没有“寝寐”。俗云“久病床前无孝子”，到蔡邕这里出现了例外。蔡邕还是古人所倡导的“兄友弟恭”的典范。蔡家是当时的名门望族，人丁兴旺，蔡邕主事以后，仍然和“叔父从弟同居，三世不分财”，受到家乡人们的一致称赞。
从政治的角度看，蔡邕早年的做法也可圈可点。东汉桓帝时期，宦官专权，民不聊生。中常侍徐璜等人听说蔡邕是操琴高手，便通过官方渠道，征召蔡邕到京城。蔡邕迫不得已上路，走到中途，却又找了个借口，“称疾而归”。
电视剧《红楼梦》里贾宝玉伤悼林黛玉有这样一句唱词：“你害怕人世上风刀和霜剑，到如今他果然逼你伤九泉！”尘世上的蔡邕同样是如此，饶是他想方设法躲避与朝中的奸宦为伍，到后来却依旧是泥潭深陷，还稀里糊涂地送了性命。
“何进无谋中贵乱，西凉董卓据朝堂。”东汉中平六年，刚到朝中的司空董卓下令征召蔡邕进京，蔡邕以不变应万变，再次称疾推却。董卓闻讯大怒，凶相毕露，杀气腾腾地来了一句：“我力能杀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生死关头，蔡邕重新选择，被迫来到京城，与董卓合作。蔡邕没有想到的是，董卓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对才高八斗的蔡邕竟然能另眼看待，敬重有加。于是，蔡邕在“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迁巴蜀太守，复留为侍中”。
初平元年，蔡邕又被“拜左中郎将，从献帝迁都长安，封高阳乡侯”。如此被跳跃式地升迁，自然会影响到蔡邕对董卓的观感。
不仅如此。一向暴戾专横的董卓居然能听得进蔡邕的逆耳之言。人们建议将董卓和周朝的姜太公并提，称之为“尚父”，意得志满的董卓征询蔡邕的意见，蔡邕明确表示反对，建议缓行。董卓于是改变初衷，暂缓“尚父”之议。
诸如此类的事项还有几起。在饱学的蔡邕看来，董卓虽然暴戾，不肯采纳忠言，却也不是一点儿也听不进不同意见。此时，蔡邕已经五十九岁，行将进入花甲之年。
初平三年（9年），董卓被诛杀，东汉的政局为之一变，朝中大权落到了策划诛杀国贼董卓的司徒王允手中。书生蔡邕在王允府中做客，言语之际，情不自禁地为董卓的结局叹息。蔡邕的表情变化，引起了善于从政治高度观察思考问题的司徒王允的警觉，当即予以痛斥：“董卓国之大贼，几倾汉室。君为王臣，所宜同忿，而怀其私遇，以忘大节！今天诛有罪，而反相伤痛，岂不共为逆哉？”下令将蔡邕收入大狱之中。
大错铸成，蔡邕悔之已晚，只得陈辞谢罪，表示甘愿接受“黥首刖足”的惩处，只要能让他留一口气，完成汉史的续写工作。以太尉马日磾为首的士大夫再三向王允求情，王允却不为所动，反而振振有词地讲了一番歪理邪说：
“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蒙受讪议。”于是，蔡邕的人生之路就此终结。这年，蔡邕六十一岁。
蔡邕的死固然和王允的过于偏执有莫大的关系，谁能想象得到他竟然会如此独出心裁地理解司马迁的《史记》？文人的偏执一旦与生杀予夺的最高权力相结合，竟会变得这样不可思议！但是，平心而论，蔡邕的死主要还得怪他自己不成熟，怪他自己不讲政治。王允指责他“怀其私遇，以忘大节”，是有道理的。看来，已过花甲之年的博学通儒蔡邕，虽然在朝野上下知名度很高，却依然是官场圈外人，不懂得官场里的规则，在大是大非面前居然还要流露什么私人感情！用今人的术语说，就是典型的“不懂政治”！
古人蔡邕的花甲之惑，惑就惑在没有弄明白感情和政治有的时候是万万不能掺和在一起的。纯粹的书生和官僚化了的书生，本质的差别就在这里。
“性格决定命运”，把这句话用在宋代名相寇准身上，则可谓恰如其分。
寇准在百姓传说中是一位“天官”，在历史上曾经力挽狂澜，率领军民抵抗辽军的进攻，迫使辽军签订了有名的澶渊之盟，为宋朝的黎民百姓争得了一个时期的安定和平。但是，这位集大智大勇于一身的寇准，同时又有着性格上的明显缺点。寇准先后多次担任宰相，又多次遭到罢免，究其原因，都和他那独特的性格有关。
寇准曾经和北宋的名臣吕端、毕士安、王旦共事，做过这些人的副手。不过，由于寇准性格刚烈，喜好争竞，爱出风头，主观武断又有些擅权，太过善善恶恶，不懂得尊重上司，总是意气用事，处不好同事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因而先后几次被免职。
寇准和“大事不糊涂”的首相吕端共事，因年轻气盛，目中无人，致使吕端不满。老谋深算的吕端隐忍不发，等到宋太宗对寇准有了看法，才向太宗火上浇油地讲了出来：“寇准的性格刚烈自任，喜欢争竞，臣等担心有伤国体，不想和他再三争论。”宋太宗对寇准颇有好感，出于爱护，当面告诫寇准应注意身份形象，寇准听了却不加改正，继续与人争执。宋太宗感慨万端，针对寇准的不识好歹，说了一句：“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随后，将寇准贬为邓州知州。
寇准和首相王旦的合作始于大中祥符七年（0年）。经王旦鼎力推荐，几经贬黜的寇准又回到朝中，做了枢密使同平章事。谁也没有想到，寇准回到朝中，马上和王旦发生了矛盾。史称：“寇准数短旦，旦专称准。”皇上看不过去，便对王旦说：“爱卿你虽然一再称赞寇准，寇准却专门说你的不是。”
王旦一笑置之。接着，寇准审阅王旦主管的中书省送来的会签文件，发现了差错，告到了皇上那里。寇准主管的枢密院送中书省会签的文件也被发现了差错，王旦却让人送回枢密院修改。直肠子的寇准不能不为之感动，曾经当面向王旦道谢，并问王旦为何有这么大的肚量。不久，真宗皇帝因故又要罢免寇准，对王旦说：“寇准刚忿的性格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王旦则不客气地指出了寇准的短处：“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
岁月蹉跎，造化弄人，被贬黜到地方任职的寇准虽然历尽坎坷，但“知进不知退”的个性并未改变，一直期待有朝一日回到朝中一展怀抱。天禧三年（09年），把持朝政的奸臣丁谓等人为了迎合真宗“做了皇帝想成仙”的变态心理，不惜伪造天书，粉饰太平。对于这种明眼人一望即知的鬼把戏，已经是奔六之人的寇准不可能看不出来，可是，出于急于重返政坛中心的需要，寇准居然违心地上书朝廷，表示祝贺。可能连真宗本人也没有想到寇准会相信所谓的天书，于是，很快下旨，召寇准回京担任首相。
对于应不应该回京，寇准身边的智囊们为他讲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称病推却；中策是一旦回京马上揭发所谓的“乾祐天书”是奸臣伪造；下策是再人中书，重为宰相。尽管智囊们的意见非常明确，事功心切的寇准还是没有采纳，而是鬼迷心窍地应召入朝，做了首相。结果，时间不长，即遭奸臣丁谓算计，再度被贬黜，做了雷州司户参军。天圣元年（0年），寇准在雷州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享年六十三岁。
按说像寇准这样的职业政治家，宦海沉浮几十年.到了耳顺之年，丰富的人生经验会使他成熟起来，改掉自己身上的“过于刚褊”的性格缺陷，在大是大非面前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听得进不同意见。可是，寇准却未能做得到。“六十而惑”，堪为寇准的人生写照。
明朝嘉靖年间，出了一个大奸臣严嵩。此人才高八斗，是当时公认的青词高手。早年科举及第进入仕途，出乎常人想象，自动摘了官帽子，回到家乡铃山，两耳不闻外界事，一心一意苦读十年诗书。
正德十一年（6年），严嵩还朝复官。从侍讲做起，于嘉靖四年（年）奉调北京为国子监祭酒。很快升任礼部右侍郎。嘉靖十五年（6年），担任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接下来，朝中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礼仪”
之争：世宗皇帝为了给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上尊号，与朝臣之间发生抗争。武宗朱厚照身前无子，死后兄弟辈中的朱厚熜被选中继承大统。按照传统，世宗应称武宗为兄长，而以武宗的父母为父母，以孝宗为先考，以昭圣皇太后为皇母。如此，世宗的生父生母就不能享受应有的荣耀。世宗对此心有不甘，为了给生父生母争颜面，下令追尊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兴献帝，追尊生母蒋氏为兴献皇后。因这一做法有违祖制，朝中三百多位官员纷纷起来反对。嘉靖十七年，世宗再度动议，将生父兴献帝的庙号追尊为睿宗，并将神主入太庙。此议一出，朝中反对的浪潮更为猛烈。礼部主管礼仪，身为礼部尚书的严嵩起初也持反对态度。世宗杀鸡给猴看，下令将吏部侍郎唐胄逮人大狱，并著《明堂或问》责问群臣。严嵩见状，马上“尽改前说，条画礼仪甚备”，充当了兴献帝朱祐杬神主入太庙仪式的具体组织者。世宗也投桃报李，对严嵩青眼有加，加官晋爵。
通过出卖灵魂，从嘉靖十七年的“大礼仪”之争中尝到了甜头的严嵩，从此明白了一个为官秘诀：始终和皇帝老子保持高度一致。
由于排在严嵩前面的是老资格的宰相夏言，两个人时合时分，争斗了几十年，直到嘉靖二十一年（年），严嵩彻底扳倒夏言，才坐稳了首相的位子。其时，严嵩已经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
严嵩在首相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几年。史家对严嵩极其鄙视，认为他没有什么才略，唯一的本事就是挖空心思讨好主子，并乘机专权牟利。这个似乎精明过人的官迷，到头来下场却极其悲惨。
嘉靖四十一年（6年），严嵩的政敌徐阶暗中策划，御史大夫邹应龙站出来弹劾严嵩父子，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结果是失势的严嵩败了下来，被朝廷下令致仕归家，严嵩的公子严世蕃被逮捕入狱。严世蕃死后，家产被抄，严嵩父子长期贪腐聚敛的“黄金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悉数被朝廷没收。八十拐弯的老严嵩衣食无着，因为名声太坏，家乡的人们竟然谁也不肯施舍他一顿饱饭。老严嵩走投无路，最后“寄食墓舍以死”。
乍看，六十岁以后的严嵩顺风顺水，经验老到，光环绕眼夺目。其实，严嵩步入耳顺之年，心智错乱，本末倒置，完全被浮名浮利迷惑，以至于彻底丧失了自己的良知，为人处世不留一丁点儿余地。这样的大人物，才是最可悲哀的。
明朝开国功臣李善长，是一个公认的精明干练老于世故的政坛大玩家。这个在元朝末年郁郁不得志的落魄书生，在其一生走了一多半的时候，趁着天下大乱，投到了造反者朱元璋的麾下，以其过人的才干辅佐朱元璋歼灭群雄，逐鹿天下，为大明朝的鼎建立下了盖世功勋，做了新王朝的第一功臣。
明洪武三年（70年）十一月，太祖朱元璋大封群臣，以李善长为首功。
对此，朱元璋特意解释：“善长虽无汗马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李善长的官职、封号有一大串：“授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担，子孙世袭。予铁券，免二死，子免一死。”当时，被封公者共有六人：徐达、常遇春子茂、李文忠、冯胜、邓愈和李善长。六人之中，唯有李善长一人是文官，却位居六人之首。
阳盛阴至，否极泰来。李善长心胸狭窄，权力欲望过强，在朝中拉帮结派，早就引起了疑心过重的枭雄朱元璋的警惕。因而，李善长在首相的位置上并没有待多久。经过朱元璋几次假以颜色，精明的李善长看出了主子厌恶自己的心思，便在洪武四年（7年）正月以有病为名请辞。朱元璋立马批准。这年，李善长五十八岁。致仕之后的李善长，再也未能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朝廷权力中心。
年届耳顺的李善长选择了急流勇退，虽然朝廷对他恩宠有加，但官瘾旺盛的他心下很是不平，经常通过自己在朝中提拔起来的权臣如胡惟庸等辈施加影响，向朝野上下暗示他的余威尚在。李善长一向以精明过人自负，退休之后依然能够呼风唤雨，一呼百应，令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殊不知，洋洋自得的李善长已经于不知不觉中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边界。
洪武十三年（80年），李善长在朝中的影子、宰相胡惟庸谋逆案发。朱皇帝借机发挥，大肆株连，时间长达十余年，杀戮了三万余人。办案过程中，李善长与胡惟庸勾结的许多不法之事浮上了水面，而朱皇帝念及情分，未予追究，放了李善长一马。于是，在朝野上下风声鹤唳之中，退休老臣李善长竟安然无事，优哉游哉，一直活到了古稀之年。
洪武二十三年（90年），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李善长东窗事发，被朱皇帝以“知谋逆不发举，狐疑观望两端，大逆不道”的罪名诛杀，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并被杀。
李善长的人生之路，是在五十八岁以后开始步入歧途的。像他这样的一位饱经忧患的老政客，如果不是心中的欲望太重，如果不是有太多的侥幸心理，如果能像历代前贤那样清心寡欲，安于平淡，是断然不会在退休十九年之后又惹火烧身的。
李善长的人生困惑有一个特征，这就是身处困惑之中的他一直以为自己很精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事人迷就迷在私欲过重上，旁观者清就清在没有利害不关痛痒上。身处迷局而自以为精明的人，李善长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人海茫茫，谁能说得清楚，这世上究竟有多少自以为精明过人的困惑者呢。
“温故而知新”。思量起来，“六十而惑”不是今人的专利，在古人那里也比比皆是。无论是帝王将相和普通人，也无论是忠奸善恶好人坏人，“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即使你到了六十岁，步入耳顺之年，成为古稀之人，只要你尚在人世间行走，你就得继续念那本难念的经文，继续自己的人生困惑。
从某种意义上说，六十岁上下的人们，大都是“耳顺”和“困惑”的矛盾结合体。经验和阅历使人成熟，使人相对平静，使人可以听得进各种不同意见；经验和阅历的不足又使人难逃困惑迷茫，不能不对当下的一切心存敬畏。
耳顺和困惑两相交织，可以产生在其他人生阶段未曾有过的独特体验。当然，也得承受在人生其他阶段未曾有过的独特煎熬。因而可以说，步人六十岁，将会面临人生的一次全新意义上的挑战。
人的成熟与否大多表现在能否理性决断上面。
在同样层出不穷的困惑面前，耳顺之人倘能善用自己的方正之心，善于听取方方面面的意见，就能够做出理性的而不是想当然的决断，从而形成正确的决策。倘若耳顺之人迷失了那颗方正的心，胸中全是私欲，表现出来的全是贪婪，那么，则大抵会使自己陷入更大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明白了这一层，就会明白应当以何种状态穿行于耳顺之年。
原载《长城》2013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