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星儿
一、如果我不反对父母离婚
今天我生日。
过了今天，我就２４岁了，在别人眼里，我已经是个“大龄女”，不可等闲视之。真有这么严重吗？我不知道。只是，心里渐渐地烦起来，好像隐隐地有一件不情愿做又不得不做的事情一步步逼近，让你没处躲，没处藏，毕竟到了年龄了，一晃２４岁，可怕。
偏偏约了今天见面，据说，他刚忙完一个项目，正好有几天休假，可以见缝插针。他倒挺会利用时间。我想像，他大概稀眉细眼的，小眼珠灵活机动，像两粒不锈钢滚珠。男人精明的好还是老实的好？我毫无感觉。对这样的见面，我心情木木的，像例行公事。而答应见面，是出于母亲的催促，她刚做完大手术，还在住院。她对康复没有信心，我的“归宿”又成了她的心病，我只能给她安慰，而不是雪上加霜。可对于谈婚论嫁，我又有多大信心？
中午赶到医院陪母亲吃饭，护士长特批，因为我生日。
母亲只能喝稀的，汤汤水水，却为我预定了当天供应病人的全部炒菜，荤的素的统统买全，摆满病床边的小柜。我吃不下，胃里像堵满石头。
“吃了饭，回家换身衣服……要给人好印象……”母亲抬起手臂，布条似的掠过我的前额，两根软软的手指，又轻轻划过我的面颊：“看你高高兴兴出嫁……我才安心。”
“妈，我多陪陪你不好吗？”我心酸地托住母亲无力的手臂，可从小到大，在我心目中，母亲的手臂是顶梁柱。
“不能为我耽误你……”母亲摇头，很坚决。
我也摇头，我也坚决，我不相信人家随便给你介绍一个，就能谈情说爱。我对母亲说：“你和爸爸就是别人介绍的，结果……”
“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了。”说完这句话，母亲紧紧地蹙眉，伤口一阵绞痛，母亲不由地闭目。
我用指尖柔柔地摩挲母亲的手背，仿佛这能帮助母亲减轻疼痛，也能帮助自己减缓深藏的内疚。可母亲只要谈到自己的不幸，总轻描淡写地把责任推卸给“时代”，仿佛这样的轻描淡写，是一剂良药，任何伤痛都可迎刃而解，一了百了。而唯独不被了却的是我，我的心情始终沉甸甸的，无法释然：真是因为时代，还是因为我曾经不懂事？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感觉到母亲的心在痛苦，我就一遍遍地设想：如果我在当时不反对母亲和父亲离婚？！……
“如果”——人在忏悔时最喜欢把这两个字挂在嘴边，可生活的河不会倒流，再明白的“如果”，也只能是河卵石，或沉在河底，或留在岸边。生活流过去了，一泻千里，把母亲的幸福带走了。现在，即使再多懊悔，也无补于事啊。
病房的门悄然地裂出一道缝，仿佛很自然地被风吹开。护士长走进来，她手臂环抱，胸前拥着一束鲜红的康乃馨，在白大褂的衬托下，一朵朵绽放的红花，像一颗颗跳跃的火苗，我沉重的心顿时被温暖了，被熔化了。
“这是你妈妈让我们代办的。我派小护士把医院门口的那家花店里开得最好的花全挑来了。二十四朵。”护士长把一大捧蓬蓬勃勃的鲜花交给我。
我深深地吻着那一朵朵没有香气的康乃馨，母亲动了动眼皮，我立即把大捧的花放到母亲枕边。母亲稍稍地侧过脸，一边的面颊微微地擦着花瓣。护士长会意地笑笑，便转身离开。
“妈妈，谢谢你的花。”我蹲到病床边，把脸紧贴着母亲的下颌。
“今天是特别的日子……”我感觉到母亲的嘴唇在我脸上蠕动，“希望你找个称心的……我等了二十四年了……”
我的生日对于母亲，的确有着特别的意义，二十四年前的今天，她的生命有了延续。可除此之外，我理解母亲所说的“特别”，就是今天的约会。这是我第一次接受“介绍对象”，恰恰是今天，是否也会延续母亲的命运？这是偶然还是必然？突然从脑海中跳出的“偶然”和“必然”的疑惑，使我的心感到一阵莫名的震惊。母亲和父亲就是“介绍”的结果，这是一个没有爱情的结果。而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认识得太晚太晚，即使渐渐地有所认识，我也不愿意设身处地地体谅在这样一个结果中受煎熬的父母。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父亲出车跑长途去了，我好像第一次有了独自睡一张床的渴望，并直截了当地向母亲提议：“妈妈，我想一个人睡一张床，我大了，我睡爸爸的床。”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和母亲睡大床，父亲睡小屋，是一张钢丝床，上面再铺一块又厚又宽的木板，躺上去硬邦邦的，但非常牢靠。母亲一口答应，但临睡前，她磨磨蹭蹭地坐在小床边不走，自言自语地说：“一个人睡，有点不习惯了。”我反驳道：“我觉得一个人睡很舒服，可以无拘无束，可以趴手趴脚。”母亲干脆靠在床架上，用枕头垫在背后，两条腿交叉，伸平了搁在床沿。小时候母亲哄我睡觉，她就这样躺在我身边，教我唱歌，给我念童话。听母亲唱歌、念书，真是一种享受。她的声音动听，圆润轻柔，耳边就像流淌着欢腾的小溪。我总觉得，母亲有这样的声音最适合当老师，听这样的声音讲课，坐四十五分钟不会疲倦。也许，在学校教课，不停地说话很累人，回到家，母亲话不多，而且，沉默的时候越来越多。我习以为常，没有进一步从中体察。那天晚上，母亲挤在我身边也沉默了好一会儿，突然，她撑起身子对我说：“我想和你父亲离婚！”我一骨碌坐起来：“为什么离婚？”母亲又靠到枕头上，长长地叹口气：“我和你父亲没话说……”母亲只说出一条理由，而这条理由，我应该有感觉、能理解的。那年，我１２岁。但１２岁的我，毕竟还不能接受父母离婚的事实，父亲母亲对于我来说都重要，我不愿意失去任何一个。我一头埋进母亲的胸怀号啕大哭，伤心得浑身抽搐。母亲一个劲地安慰我，向我保证：“妈妈不离开你，妈妈永远不离开你！”我搂紧母亲，一字一顿地说：“等我长大了，你再离婚吧！”母亲也哭了，不出声地淌着眼泪，泪水汹涌，一串串地冲刷着母亲的脸。我有点不知所措了，我从来没见过母亲流过这么多眼泪。从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提起离婚的事，好像那天夜里说的是梦话……
“走吧，赶紧回家……穿那条玫瑰红的长裙，好看……”母亲无力地推我。
我看看手表，不得不走了。我把康乃馨插进一只广口的茶缸，拉上窗帘，又在病床边站一会儿，母亲安心地闭上了眼。她安心，因为她相信我有足够的能力把握幸福，“时代不同”了。我的心却一片茫然，想象三十年前，母亲也是这样无奈地、侥幸地去寻找幸福，把一生都押在了这个时刻，我的两条腿顿时凝固了。
二、我的出生是个错误？
穿上玫瑰红长裙，镜子前面的我，立刻被长裙改变了形象，修长、优雅。长裙是丝麻的，质地细腻，裙摆飘逸，裙边且镶着土黄色图案，很风格化，上身再配一件绣荷边的、卡腰的白衬衫——“像俄罗斯少女”——这是母亲最喜欢的一种形象。她说，她年轻时，在梦里总是穿着一条俄罗斯风格的长裙，跑啊跳啊，裙摆飞起来，像驾着云彩。而梦里的这条裙子，在一家琳琅满目的时装店里，突然被母亲发现，一眼看中，像寻觅到珍宝，母亲连价格都不问，抓住裙子就去付钱——毕竟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啊。母亲的审美，也离不开时代。不过，我非常喜欢玫瑰红长裙，对时髦的超短裙，我反而不敢恭维。
也许，我的心态和审美也是母亲那个时代的？
母亲的那个时代，我并不陌生。我的父母，还有，我最敬重、最亲近的“山羊伯伯”，他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因此，我们家里，始终弥漫着那个时代的气息。那种时代气息像个大锅盖，笼罩着父亲、母亲，好像也捎带着我。自从母亲透露了想离婚的心思，我幸福的童年，仿佛就在这一刻彻底结束，而我也像吹气似的一下子长大了。但这一口气一直憋在我心里，像一层挥发不了的雾气，障碍着，使我不能真正看清父母的婚姻。父母性格截然不同，这显而易见，父亲老实、寡言，当年在昆仑山运输部队开车，埋头苦干，转业后，仍踏踏实实地摆弄方向盘。母亲聪慧活跃，虽然是个小学教师，但母亲多才多艺，数学、语文、音乐、绘画，样样能教。母亲又善解人意，在任何地方与人都能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唯独面对共同生活的父亲，母亲的聪慧活跃、善解人意好像完全迷失了，他们没有相亲相爱的和谐，更不是那种完全融进彼此生命的夫妻。我看得出，是父亲的老实压抑着母亲，而母亲的能干也同样压迫着父亲，这就是母亲想离婚的原因？在那个年龄，我只能理解到这一步。
而让我改变对父母婚姻的认识是在接到“山羊伯伯”脑溢血猝死的噩耗后。父亲在加班，我们只能坐第二天一早的快车赶往南京，但母亲坐立不安，怎么也等不到第二天，她神神叨叨地对我说：“你‘山羊伯伯’没死，他在等我，见到我才会咽气，我们马上动身，不等你父亲。”我感到母亲有些失态，是悲痛过度？但我也想早一点看到“山羊伯伯”，我也愿意相信他没死。可以说，“山羊伯伯”是最疼爱我的男人。他的疼爱和父亲不同。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坐在“山羊伯伯”的大腿上撒娇，这让“山羊伯伯”的子女都嫉妒。而每次被“山羊伯伯”亲亲热热地抱在腿上，我总觉得，母亲在远远地看着我们，她脸上的笑容特别灿烂，如同厚厚的云层突然迸裂出一道绚丽的阳光。那时候，我不懂得这绚丽的阳光意味着什么，我只觉得，母亲的笑真美。
给父亲留了条，我和母亲连夜上路了。火车哐啷哐啷地响个不停，母亲抽抽噎噎地哭个不停，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像孩子似的哭泣，仿佛受了天大委屈。失去“山羊伯伯”我也万分难过，失声痛哭的应该是我，可心里刀割般的痛却被母亲毫无掩饰的哀恸替代，我似乎没有了哭的权利。母亲流干了眼泪，才喑哑着声音对我说：“看到你山羊伯伯，还有开追悼会的时候，我是不能哭的……”母亲的话我似懂非懂，没等我多问，她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三十年前，一位年轻的排长，带领一排战士来学校搞军训，负责军训宣传工作的是学校一位最年轻的女教师，刚从师范毕业，还没正式开始教书。女教师欢声笑语，热情得像一团火，使英俊又严肃的排长愉快、出色地完成了军训任务。一个月一眨眼过去了，师生们欢送军训团的文艺演出，又是这位女教师报幕。站在礼堂的舞台上，她只感觉到台下有一双眼睛像两道电光，完全地笼罩着她，把她的心照亮了。军训团离开的第二天，女教师给排长寄出了一封长长的信，把一个月来他留在她印象中的点点滴滴详细又生动地描述了一遍，而在同一时间，她也收到了排长的信，洋洋洒洒十几页。没想到，这位高大魁梧的军人，却有着这样细致丰富的感觉。从此，他们书信不断。一年后，排长突然拍来一份电报，说回家探亲要顺路来看她并有要事相告。女教师激动得整夜难眠，想象着久别重逢的喜悦，想象着他说出的“要事”，甚至，她想象了将来的生活，能够永远伴随他、依傍他该有多幸福……但，天有不测风云，见面后的话题完全出乎意料，他告诉她，这次回家探亲，他得结婚，母亲在老家为他相中了未婚妻。女教师感到窒息，心跳突然停止，嘴唇都白了，她好不容易挤出一句话：“你的妻子，为什么由你父母相中？”他低着头像犯了错误的孩子：“这是老家的规矩，我是长子，终身大事由父母操办，我一过１５岁，他们就在操心这件事了……”不久，排长给女教师寄来一张他战友的照片，是加强排一班班长。他说，他把他当亲弟弟，他是孤儿，很想有个温暖的家。女教师很快决定嫁给他的班长，并去他们驻军所在地举办了婚礼，由排长主持。以后，排长、班长先后转业，他们分别在两个城市，但经常往来。这位排长，仍然像关心战士那样，体贴入微地关心着班长的家，尤其她怀孕生孩子那一阵，排长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起早贪黑地在两个城市间奔忙，身高马大的他抱着暖瓶似的小婴儿，欢喜得不松手：婴儿完全是母亲的翻版。婴儿会说话了，张口喊的第一声不是“爸爸”、“妈妈”，而是加倍宠爱她的“伯伯”。婴儿再渐渐长大，她自作主张地在“伯伯”前面加个定语：“山羊”，因为她和排长伯伯都是属羊。
“我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情，快三十年了，连手都没碰过，但亲得很啊。我心里想什么，不用说，你‘山羊伯伯’都明白，他走了，把我的心也带走了……”母亲又哽咽起来，哭红的眼睛却干枯似的没了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