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浩去了医院,三憨子带他去了四天还没住进医院。在他去之前,金一常来找过他。金一常要三憨子请人帮他打点一下生意,要三憨子帮他犁地。金一常的生意改行了,以前经营水鲜,金嫂精明能干,人称“阿庆嫂”,电影沙家浜里的人物。随着开发地的转移,鱼梁洲成为众多生意人的目标。金一常的目光,不如说金嫂的目标瞅在鱼梁洲旅游开发区。于是饮食的摊点和餐馆,成了金一常和金嫂抓住的财神,并在那儿承包五十亩荒滩地,开发优惠政策只收土地管理费,别的一律免费。
金一常的饭馆除了几间低矮的砖头瓦房,再就是一个偌大的养鸡场,圈养鸡、鸭、鹅如同放飞在自然的鸟扑扑腾腾在树林里。金一常把三憨子请去在门前搭上凉亭,荒草铺扇的顶古朴生辉。招牌苍劲有力的书写着“老金绿园”。农家菜南瓜、土豆、青豆、扁夹菜、花生。就如鸡和鸡蛋都是从树林的鸡场上捉来的,金一常的事业合理而又完善。
三憨子帮他打点,大浩就寄养在那儿。
我从二嫂那儿打电话给金一常,我说大浩的病不能再耽误。金一常很大度,普通话说得也很流利。他表示一定带大浩去看病。星期一的早上,三憨子却让我也去,他说大浩的病很麻烦,并不是什么前列腺炎,而是慢性肾炎。还有一种先天的不适症。我蒙了,病不是太大的毛病,但对于男孩子如果不彻底根治,尽管不能危及生命,但是一旦结婚那危及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生命,关联一个家庭的存在。我不寒而栗,我决定放下家里的一切。
七点钟的班车,我有的是时间等候。早上五点钟我就起床了。打点好一切,门上锁的那一刻,才感到自己孤零零的可怜。
我守在市一医院门口,市一医院在全市排列第二位,三级甲等医院。我等得焦头烂额时,金一常才出现在医院门口,大浩跟在身后。检查后的第一步就是住院。尿检单上的尿蛋白为三个加号。慢性肾炎已经严重了。我望着儿子的脸无血的苍白,迟缓的脚步在人的推动下朝前挪一步。
我们穿过住院部的病区,忽然有人的哭声悲恸的伤感。走来一个男人抱着一个约七八岁的孩子。整个身子和脸被一件衣裳遮盖着。身后一个年轻的女人及男男女女都在号啕大哭。孩子夭折了的生命超过了他们的生命。
大浩站在那儿不走了,我看到他的身子在颤抖。我拥上去用手搂着他的双肩,我将脸贴在他脸上,我的眼泪和他的眼泪滴下来透心的凉。金一常回过头来,他眼中也有泪丝的光亮,他拽过大浩搂在他腋下,一边走一边说着啥子,俨然父子。
一切手续办好,登记一栏里填写病人的身份是学生,而家长签字是金一常。住院押金二千块,金一常垫付了一千块。医生带着护士和实习医生查访病情,特意问我:“你是他妈?”
我说是。
“那他以前有没有过病史?”
我垂下头去想,其实根本不用想。他从小到大一直没让人消停过。但我还是说大浩在两岁的时候上吐下泻了一天一夜,那时我们没当回事儿。直到宋妈妈的儿子来窜门看到大浩的样子,回去只是随便的说给他媳妇听。宋妈妈的媳妇在我走出去弄柴做晚饭时,她吓唬我说:“大浩都成啥样子,你们还不给他看病。”
我不觉得什么,但我还是把这善意的吓唬说给三憨子。三憨子慌了,他抱起大浩摇晃着喊。大浩无力地睁开眼看了看我们,又沉重的闭上眼。三憨子果断地说走——去看病,他骑着自行车驮着我们先去诊所。诊所的医生看看大浩用手拨开眼皮,连连摆手说让我们去医院。去医院的路上才知道没带钱,准确地说家里没钱。三憨子不得不走进二姑姐家。二姑姐就住在去医院的路边上。二姑姐没借钱给我们。她领着我们走进一位年旬七十的太婆家,太婆耳聋眼花,屋子里乱得人无法进去。我的呼吸一下子紧张了。我看到太婆从胳膊上取下一根连着线的针,明晃晃的缝衣针。她让我把大浩平放在腿上,奄奄一息的大浩无知觉的任人摆布。太婆翻开大浩的肛门,肛门上一转乌黑如豆粒的泡。太婆针扎下去,乌泡破裂,黑血涌出。大浩张了张嘴呻吟了一下。然后太婆用针扎破了肛门上大大小小的乌泡,大浩哭出了声。紧接着太婆又翻出大浩的“鸡鸡”,大浩的“鸡鸡”已两天没小便了。太婆针扎下去,再扎下去,一股喷泉的水浊射向屋内太婆的锅台上。太婆不介意、笑了,露出豁了牙瘪了的嘴。
我向医生说这些时,大浩很不耐烦地火了:“就你晓得?少在这胡说八道。”
医生惊讶了:“真有那回事?”
我点头默认,医生应该明白,那种症状颇似霍乱症,可它不是。它属于农村常见俗称“鸡鸡翻”和“地翻”,一种上吐下泻,内热入毒的病。这种病如果超过二十四小时,火毒攻身就无法医救。
这种病史与大浩现在的病有没有直接关系?
医生是否做借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医生记住了刚才我所说的事实,也许她能做民间验方参考,但不具备科学性。大浩挂上了点滴输液。药液渗进血管里,他安祥地躺在床上。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金一常才让三憨子放下他那里的活,让三憨子赶过来。我才坐上四点二十的车往家赶。
回到家,太阳落下山,黄昏与暮色相继而来。我还没下车之前,我听到车上有人说街上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子和他的女儿,每逢集市就跪在街道上乞求人能丢下钱。一块钱不嫌少,千二八百不嫌多。因为老爷子的孙子得了尿毒症,今年八岁。儿子为筹备换肾的钱外出打工,在一次事故中死了。媳妇改嫁。老爷子望着生命垂危的孙子,每天当街乞讨,募捐箱放在面前,他和他的女儿跪在地上一把鼻涕一行泪地诉说。
晚饭我没吃,因为恐惧和担忧。自己一人置身在黑夜里,渴望着人间的那种大爱同黎明一起到来。
二嫂来了,一阵风掠过她脸有着雨后的清冷。她对我说,三憨子让我挖些黄黄苗和车前草。
“做啥子?”我有些好奇。
“不晓得。”她边说边走,走的时候瞅了瞅我,几分的犹豫似乎有话要说。只是她的双脚没停走得迟缓。
我紧追几步问:“有啥事儿?”
她站住脚眼不望我说:“哦,这——嗯,没事儿。”她又走。
我想她肯定有事。她不说一定有她的理由。
我进屋感到呼吸有了困难,出气不均。我倒了碗开水坐在那儿张着嘴喘息着。忽然一个声音传来吓了我一跳,我的妈呀!二嫂又站在我面前。
“我忘了对你说,你不气吧?”二嫂看着我的脸问:“你咋啦?”
我喘口气,忽然心不跳了。“你说啥子忘了说?”
“哦,有人通知你开会。”她脸色平静。
“谁?”我无比的兴奋。
“你不会打电话问问。”二嫂冰雪的聪明。她说她记住了那个电话号码。
我会问,只是要给她的电话费是一分钟一块钱,以前是一块五。电话是田禾老师打来的,他让我准备几篇小说交给他,市里正在创办一个改稿会。他说这个机会难得要我把握住。我非常的激动,但也忧伤,黄黄苗和车前草做啥子?
我朝村外走去,村里只剩几户人家被树木掩映着,显出几分语言不能修饰的葱郁。被折掉的房屋旧址成了一片废墟。剥去砖头,卸下的瓦和椽子、檩子又重新用在新的建筑物上。那弃落的土坯或水泥石灰渣成了现代建筑的遗物。我去挖车前草和浦公英,蒲红英俗称黄黄苗。它们的药效我不懂,但三憨子让我弄回去洗净晒干,必然有道理。
我发现几棵车前草在草丛里,有被人踩过的痕迹。我去挖,镰刀伸进草丛朝土里伸进,连根带土的拨出来,一种收获的小成就。
我正弓着身在地上挖,如淘金者的执着。身后有人走过来,我扭头望去,文海叔不慌不惊地扛着铣走来,随手带个家具,其实没什么用,习惯而已。
他问:“大浩咋样了。”
我用手擦着脸上的汗说:“他还在医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