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夏月，因事路过宁波，适值天气酷热，暑湿内陷，张宗昌头脑昏重，神疲乏力，时有低热，于是延请范文甫诊视。范文甫持脉察舌后，即挥笔书清震汤一方（升麻、苍术、荷叶3味）。张宗昌接阅后，嫌范氏案语简短，药味太少，颇为不悦，出言不逊。
范文甫闻后毫不畏惧，直言相讥说：“用药如用兵，将在谋而不在勇，兵贵精而不在多，乌合之众，虽多何用？治病亦然，贵在辨证明，用药精耳！”此语一出，四座皆惊，而范文甫则旁若无人，谈笑自若，既为自己用药辩解，又对张宗昌的昏庸鲁莽进行了讽刺。
范文甫不吝钱财，自奉俭朴，对贫病者常施诊赠药。每年端午、中秋及岁末，他向药铺结算病人赊欠之药款，有时竟倾其所有，但毫不介意。他家医室大门上，年年贴着他本人撰写的春联：“但愿人皆健，何妨我独贫。”其医德医风与治病轶事，当时为世人传为美谈。
但对富家豪傲的表现，范文甫则时加嘲讽。有一次，有富家延请范文甫出诊，此人一再示意要多用贵重之药，一是为显示家中富有；二是以期获得更好的疗效。范文甫听后，虽然心中很是不快，还是口中依允。
范文甫经过诊视后，随即处方，并在处方后加列药引：黄马褂一件，石狮子一对。药房伙计接过处方一看，很是惊讶，自己从未听说过此药。只得差人将方带回，禀报主人。
富家忙问范文甫：“先生处方中石狮子、黄马褂，药铺告无此药，还请明示别名，也好设法筹措。”
范文甫说：“这些是真物，并非他药别称。”
富家说：“为何以此二物作引？”
范文甫说：“我是投先生所好，依尊意，我得用贵重之药。黄马褂乃皇家之物，千金难买，可谓贵也；石狮子一对，重愈万千，不可谓不重！”
富家方悟，甚为惭愧。范文甫说：“要我重开一方，可有分外要求？”
富家忙说：“不敢，就依先生之意。”
范文甫这才重新处方。
恽铁樵经方救儿
鲁迅先生弃医而从文，而近代名医恽铁樵却于35岁弃文而从医。恽铁樵最初是商务印书馆编辑，主编《小说月报》达20年，为何他要弃文而从医呢？
原来恽铁樵3个儿子、6个女儿均因病夭折，最小的几个月，最大的十一二岁。恽铁樵曾遍请当时中、西名医为子女治疗，却均无效。后来，爱子慧度也患伤寒，请来诸医，仍是历次用过的桑叶、菊花、双花、连翘等辛凉药物，服后发热依旧，气喘如故。
恽铁樵彻夜未眠，在屋中徘徊。他自己在业余也学习医学，因其文学功底好，对中医典籍领悟颇深，对《内经》、《伤寒论》所下工夫尤多。苦于缺乏临床经验，难下决心。
天亮时，他终于下定决心自己处方用药。他诊断其子为《伤寒论》中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寒，无汗而喘，正好与麻黄汤证相合。
于是，恽铁樵开了麻黄、桂枝、杏仁、甘草四味药，交给夫人说：“三个儿子都死于伤寒，今慧度又病，医生无能为力，与其坐以等死，宁愿服药而亡。”
夫人按方给孩子用药，晚上气喘已减，肌肤湿润，再用药汗出喘平而愈，恽铁樵于是更加坚信伤寒方。同事黄纯根的儿子病伤寒阴症，势已垂危，恽铁樵以四逆汤一剂治愈。
黄纯根登报致谢，词曰：“小儿有病莫心焦，有病快请恽铁樵。”此后，求治者日众，1921年恽铁樵毅然辞职，转行挂牌行医，终成一代名医。
由于寒邪侵犯人体部位不同，而有“伤寒”、“中寒”的区别。风寒伤犯肌表，称为伤寒，也称之为表寒；寒中体内脏腑，称为中寒，也称里寒。
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邪侵犯人体，可出现恶寒、腹痛、呕吐、腹泻、小便清长等，故《素问·至真要大论》说：“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
寒邪凝滞，易使人体气滞血瘀，出现局部疼痛，即“不通则痛”。寒性收引，侵犯四肢经络时，则肢体多痉挛收缩或麻木清冷，故《素问·举痛论》说：“寒则气收。”
淡然处世的张简斋
张简斋，安徽桐城人，为民国时南京“首席名医”，誉满朝野，盛极一时。当时中医界有“南张北施”之说，即南方的张简斋，北方的施今墨，俱为国手。
张简斋擅治内伤杂病，对一些疑难病症常能手到病除。军政官商大员求诊者门庭若市，“为南京中医界之冠”，时人称为“御医”。日门诊一二百人，有时双手诊脉，同时口述第三人处方，从无舛错，金陵传为佳话。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亲题“当世医宗”一匾赠与张简斋。
抗战时期，张简斋在重庆行医，依然门庭若市，周恩来曾数度登门访晤。1947年冬，周恩来从南京撤返延安时，又特地到张简斋寓所话别。
当时重庆市民几乎无人不识张简斋，如果有人要坐黄包车去看病，只说要去张简斋家，车夫自会将其拉到张简斋的家门口，可见张简斋的名声之大。
美国《生活》杂志一位记者白修德曾经专访张简斋，发表文章说：“现在重庆最忙的人不是宋子文（时任行政院长），也不是陈诚（军政部长），而是一位中医张简斋。”
他每天出诊时，官贵之家以小轿车相迎，按路程远近排列。前车一开，后车如长龙尾随，极一时之盛。其间如有平民邀请，张简斋路经其处必下车诊治，虽卑巷陋室亦不嫌弃。对贫困病者，则免费诊视，特困病人，还在处方上标明免费取药，由药店与张简斋结账。
张简斋一生洁身自好，不介入政治，并常告诫弟子：“君子不为天下先。”表达了淡然处世的风骨。1948年，国民政府曾授以“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职，张简斋坚辞不受。
切脉时，让病人取座位或仰卧位，手前臂与其心脏近于同一水平，手掌向上，前臂平放。对成人切脉，用三指定位，先用中指按在高骨内侧关脉部位，接着用示指和无名指分别按于寸部和尺部，三指呈弓形斜按在同一水平，以指腹按触脉搏。
三指的疏密，应按病人的高矮作适当调整。小儿寸口脉部位狭小，不能容纳三指，可用“一指（拇指）定关法”而不细分三部。三岁以下的小儿，可用望指纹代替切脉。
诊脉时先轻轻用力，触按皮肤为浮取，名为“举”；然后用中等力度，触按至肌肉为中取，名为“寻”；再用力触按至筋骨为沉取，名为“按”。
萧龙友轶事
萧龙友，原名方骏，晚号不息翁，四川省三台县人，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京城的名医。他与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三人被合称为“京城四大名医”，声名斐然。
萧龙友自幼苦读诗书，博学多才，能诗能文，能写能画，尤以书法擅长。弱冠之后，赴成都入尊经书院读辞章科，考试每获第一。他博览群书，对医书也有颇多涉猎。
1897年，萧龙友考中了丁酉科拨贡，遂入京充任八旗教习，后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的知县。其间，他因办教案与的洋人的神父作斗争而深得民心。
1892年，川中霍乱流行，成都日死八千人，街头一片凄凉。很多医生怕被传染，不敢医治，但萧龙友不惧灾祸，陪同陈君蕴生沿街巡视，施医舍药为百姓治病，使很多人转危为安，从此便声名鹊起，这是他从医的开始。
进入仕途之后，他虽忙于官务，却也从未间断过研究医学，不仅精研中医，还对西医学的书籍大量参阅。他余时行医，颇有疗效。1928年，旧中国政局动荡，国弱民贫。萧龙友已经浮沉宦海30年，自觉官场黑暗，自己无济于国事，因此动了医隐之念。
民国政府南迁后，萧龙友遂毅然弃官行医，在北京西城兵马司胡同建了一处寓所，开始了正式行医生涯。为了避免参政，自号“息翁”，给自己的寓所起名为“息园”，并邀请画家齐白石为他作了一幅《医隐图》。萧龙友医术高超，很快跻身于北京“四大名医”之列。
民国时期，中医备受歧视，中医大夫没有资格进入西医院。当时北京德国医院（北京医院前身）的德国大夫狄博尔因闻萧龙友大名，屡次约请其会诊，所会诊者多是疑难棘手之症，常常被其单用中药就治好了，使德国医生大为惊叹，从此允许萧龙友进出德国医院，病人可以服用他开的汤药。他以高超的医术，开创了中医进入西医院用中药治病的先例。
有陈某的夫人产后虚弱，病情十分危险，许多医生已经感到束手无策，便请萧龙友先生诊治。恰好病人的堂妹正好骑车放学归来，于是顺便也请诊脉，说是月经已有两月未来。
诊察完毕，趁客厅中无人之际，萧龙友对陈某说：“尊夫人的病别看十分沉重，包在我身上；夫人令妹的病，不大好治，恐怕过不了八月节……”
陈某半信半疑，一个在床上已奄奄一息，倒不要紧；一个尚在骑车上学，倒十分危重，让人如何相信？当时是端午节前后，不久炎夏来临。
缠绵床蓐的夫人在萧先生多次调治之后，逐渐好了起来。而那位小姐却在暑假中日渐消瘦，秋季开学时已经卧床不起，果然在阴历八月上旬去世。
萧龙友用药处方平正轻灵，常在小方之中见大神奇。但他并不固执，始终对西医学抱着尊重态度，并坚持取彼之长，补己之短，胸襟之宽大令人折服。
萧龙友先生一生为中医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在中医遭受危厄之际，他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当时的政府想方设法消灭中医，中医的处境十分危险。在中医最为危难的时期，他与孔伯华先生共同创办了北京国医学院，亲临讲坛，不计报酬，一心培育中医的接班人才。
在经费困难时，萧龙友慷慨解囊，甚至同孔伯华一起出门诊，集资办校。就这样艰苦的经营着中医教育事业，历时十余年，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们培养出了数百名学员，都成为下一代中医的中坚人才。两位医学大家的义举，对中医事业的延续和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北京国医学院终被迫停办，他义愤填膺，并作诗文以示对国民政府的反抗。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对中医事业十分关注，中医事业受到了保护，再次呈现了勃勃生机。此时萧龙友已年过八旬，他认为党拯救了中医事业，有感于此，更加精神焕发，便将别号“息翁”改为“不息翁”。虽然年高体弱，仍坚持医疗工作，并热心参加政治活动，关心国家大事。1954年，萧龙友以84岁高龄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在第一次会议上，萧龙友首次提案设立中医专科大学。这一提案被人民政府采纳，于1956年首批成立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所中医学院。两年后，多数省份也成立了中医学院，他十分高兴，鼓励自己的孙女萧承宗报考北京中医学院并被录取，自己十分欣慰。
萧龙友德高望重，不尚虚荣，从没有所谓名医派头儿。家门口只用一块尺许长、三寸多宽的小木牌，刻着“萧龙友医寓”5个小字，仅供求医者辨认而已。
许多社会名流，因感谢萧龙友治愈其疾而赠送匾额，虽然书法、装饰皆优雅上乘，但一块都不挂墙上。积攒多了还叫人刨平，用为制作家具的木料，其高风亮节足令世人景仰。
什么叫“脏象”呢？中医认为“脏”是“藏”的意思，内脏属于人体内部，所以称之为脏。所谓“象”，指的是外面可见的形象，也就是脏俯功能活动所反映出来的表象。故《内经》有“脏藏于内，象见于外”的概括，这就是说，脏器虽藏于人体内，但可透过它功能活动在体外的表象而探知它在生理或病理上的变化反映。
我国古代医学理论“藏象学说”和控制论的“黑箱理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所谓“黑箱理论”，简单地说，就是在不能打开“黑箱”的情况下要设法知道“黑箱”里藏着什么东西的一种理论。人体就好比一只不能打开的“黑箱”，怎样去了解它的内部情况呢？
我国古代医学家在“有诸内必行诸外”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视其外应（指外面表现出来的现象），以知其内藏”的研究方法，认为深藏于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和头面四肢五官九窍等体表组织都是密切联系的，体内脏腑的各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完全可以从体表组织、头面四肢、神色形态、舌苔脉象等的变化测知出来，于是总结出一整套的藏象学说。
藏象学说对于中医而言，就是一把“金钥匙”，有了它就如同能够打开“黑箱”一样，洞见一切。正如明代医家张景岳所说：“由于脏腑深藏在体内，而能够从外在的现象窥测到它们的活动情况，所以称为‘藏象’。”因此藏象学说现在一般也叫“脏象学说”。
名医孔伯华
1935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中医条例，规定对所有中医实行考核立案。在北京进行第一次中医考核时，当局挑选了医术精湛、颇负盛名的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四人作为主考官，负责试题的命题与阅卷，从此就有了“京城四大名医”的说法。
北京东城区有位姓张的老人，六十多岁，身体魁梧，一直很健康。有一天，忽然觉得右半边头部出现疼痛，外出散步回家，刚进门就觉得头晕眼黑，心脏突突直跳，脚轻头重，寸步难移，急忙手扶廊栏，总算没有摔倒。家人发觉的时候，他的左半身已经不能动。
其家人邀请孔伯华先生出急诊，孔伯华来到病人家的时候，病人神志还清楚，语言滞涩，眼睛不易转动，口角微涎，咽喉有痰塞，脸面微肿而色赤，心中烦乱，左上下肢瘫痪不遂，舌歪，苔薄白而中心微黄，脉弦大滑而坚，左手重按无力。
孔伯华号完脉后说：“老人平常阴精亏损，阳气亢盛，突然遇到生气的事情，所以血随着肝气上走，以致突然昏厥，痰气壅盛，占据了清阳之位，于是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因是阳热不能舒发而上亢，治疗应当舒发阳热，同时豁出滞留在阳位的痰气。”
孔伯华开出的方子是：天竺黄，胆南星，天麻，竹沥水，安宫牛黄丸两粒，每次一粒和服，连服三剂。吃完一剂后，老人头痛消失，痰消，能安卧；吃完二剂后，饮食渐进，眼睛舌头都能灵活转动；吃完三剂后，手脚能动，在室内可以慢慢步行。
不久，老人自己前来就诊，神态自若，举止如常，只有颐颊间面色微红。又以前方略加增减，并嘱咐他少吃荤多吃素，减少房事，不要动怒，吃了几服后病就治好了。
南城有位姓安的妇女，二十多岁，患有足跟痛，左轻右重，触地时如踏针毡，呻吟之声响彻于邻舍，后来竟不能起床，口燥咽干，心中烦乱。
病人看了十几个大夫，不是用六味地黄丸以滋阴，就是用八味肾气丸以扶阳，有的说要吃补气血的药，有的说要吃疏肝的药，但都没有什么效果。
后来经某医院检查，诊断为骨质增生，但尚无特效药。万般无奈，来求孔伯华。孔先生诊脉后说：“六脉弦而有力，心中烦乱，口燥干，这是实热内蒸，内肝之阳并亢。肝主筋，心主脉，所以病在血脉筋络之间。阳火，阴水，阳盛则水干，阴亏则水涸，跟骨失去滑润，怎么能不痛？”
然后开方：桑寄生，川断，紫苑，白芍，寻骨风，威灵仙，牛膝，甘草，黑栀，安宫牛黄散一瓶，分冲治疗。三个月后，这位妇女已经步行自如了。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重视中医事业，设立了专门的中医机构，出台了一系列挽救中医的政策。有一天，毛泽东把孔伯华请到香山双清别墅，在凉亭内毛泽东与孔伯华就中医学的现状与发展做了深谈。孔老希望国家从中医教育入手，振兴国医。毛泽东非常同意他的看法，并希望他能拿出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