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麦，原名诸福军，1967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萝卜县，祖籍山东巨野，198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9年戈麦毕业后任外文局中国文学出版社编辑。1991年9月24日，戈麦在湖边的厕所焚毁了所写的大部分诗稿之后，投湖自杀。戈麦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但在一封未曾寄出的信中他说：“很多期待奇迹的人忍受不了现实的漫长而中途自尽……我从不困惑，只是越来越感受到人的悲哀。”戈麦死后，其生前好友西渡编选了《彗星——戈麦诗集》，在好友的奔波下，《戈麦诗选》也于2000年出版了。
海子去世以后，西川写过一篇名为《怀念》的文章，文章的开头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而戈麦与海子的才华大概是伯仲之间，所以“诗人戈麦的死也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同是北大诗坛上活跃的诗人，同样地以死殉诗。加缪在《西西弗的神话》一开头就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
海子和戈麦，以他们的生命来推动诗歌的发展。王曙光把诗人比喻为扶柩高歌的圣徒，没有比这再好的比喻了。写诗本来就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尤其是对于以生命体验写诗的人来说更是如此。要想理解诗人的自杀，首先要了解他们的寂寞与孤独。诗人视寂寞为与生俱来的归宿，是如同死亡一样必然的先天的命运。寂寞的不只是诗人，还有他们的灵魂。诗人和他们的灵魂，就好像两只受了伤的狗在互相舔舐对方的伤口，然而光靠舔舐是无法使伤口完全愈合的，灵魂的陪伴也无法解决诗人的寂寞。如果说动物的伤口通过时间来治愈的话，那么诗人的寂寞则只会随着时间的久远而愈发难以掩盖。
诗人的孤独在于他们洞悉了这个世界的真见，诗人的悲剧也就在于他们用诗表达了他们所洞悉的真见，结果由于泄露了天机，诗人必须遭受惩罚。当诗人将这个世界的真见大白于天下之时，也就是诗人遭受最大惩罚之时，生命成为代价。但是，诗人的高贵也正在于此，他们用生命来点燃照亮人心的灯塔，为黑夜点一盏明灯，这便是诗人的使命，诗的终极意义。诗人在燃烧生命的时刻，惟一想的只在于对死的体验，因为他们已经历过所有心灵的体验，他们已经疲惫于挖掘生的意义。诗人的死只在于向尚未觉醒的众生展示死的辉煌、死的壮烈、死的意义。诗人是不朽的，诗歌是诗人生命中永远无法承受之轻。诗人的死只是希望后来者借着他们的死去洞悉这个世界更大的真。诗人也因此完成了原初意义上的“殉诗”。
诗歌本是生命的幻想形式，而诗人则是最善于梦想的一族，诗人的梦想属于人类理想之光的终极。诗人是理想主义与悲观主义的混血儿，因为理想的不可达全而终于悲观。犹如镜中花与水中月，美好而又脆弱，诗人在其诗歌中永远在营造着这样一种太虚幻境。由梦想而悲观，诗人似乎预感了自身的毁灭。在海子的遗作《太阳》中这样写道：“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也有人类的气味/在幽暗的日子中闪现/也染上这只猿的气味和嘴脸/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海子一再咏叹“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整部《太阳》也正是诗人把人类置于行将灭绝的境地而产生的绝望的歌吟。从戈麦的诗中，可以看出诗人已经对死亡有了更多的洞悉与准备。
在纪念海子的诗中，戈麦写到“对于一个半神和早逝的天才/我不能有更多的怀念/死了，就是死了，还如未生的一切/从未有人谈论过起始和终止/我心如死灰，没有一些波澜”。在《死亡诗章》中，诗人也是在冥想死亡：“从死亡到死亡/一只鼬鼠和一列小火车相撞/在这残酷的一瞬/你还能说什么”。而《誓言》则标志着戈麦彻底地向人类告别：“好了，我现在接受全部的失败/全部的空酒瓶子和漏着小眼儿的鸡蛋/好了，我已经可以完成一次重要的分裂/仅此一次，就可以干得异常完美/对于我们身上的补品，提干的校样/爱情、行为、唾液和远大理想/我完全可以把它们全部煮进锅里/送给你，渴望我完全垮掉的人/……”。
【未名湖是海子生活的诗的海洋】然而，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扶柩高歌的圣徒们最终通向了自己的墓地呢?难道只是诗人自我膨胀之后的自杀欲望?难道不是商业大潮一步步将“诗人和诗歌”推到了边缘线上，狠狠地把“诗思”从这个世界上消灭掉?海子与戈麦，同是北大未名湖培养出来的诗人，在毕业之后，他们就像脱离了海洋的鲸鱼，无法自由地呼吸。与其在这个世界上窒息而死，不如投入未名湖这个诗歌的海洋之中，去寻找湖底的诗人。据海子与戈麦的朋友回忆，他们周围很少有朋友，诗是他们的全部，即使几个圈内好友一起见面时，也是谈诗而不谈个人生活。
海子与戈麦的死为现在的北大人提供了一个怎样的反思空间呢?如果他们能继续生活在未名湖这个诗的海洋中的话，他们大概不会选择自杀。但问题在于毕业了，他们必须离开北大校园，于是他们不习惯外面喧嚣的世界，他们需要宁静。或许海子在《祖国(或以梦为马)》中这段话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从燕园走向社会的人的指针，他说：“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同一道路上”。
雪村：半路出家的和尚
雪村绝对是一个怪人，是一个在北大没有毕业就匆匆走向社会谋生的人。据和他一届的人回忆，当时雪村读西语系的德语专业，住43楼。雪村似乎很不屑于谈自己在北大肄业的经历，无论是面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还是面对《音像世界》的记者，关于北大，雪村只是重复了这样一段话：“北大之类，十年前的事情了，想都懒得想，毕竟那一段经历让我不愉快，所以不想讲。”关于北大，雪村还说过这样一句话：“胜利在北大肄业的壮举，证明了我这个人每一根毛细血管流的都是贫下中农不屈的血液。”
雪村，这样一个从北大“半路出家的和尚”，最后却成了“中国网络音乐第一人”，这更体现了北大出怪才的传统。尽管雪村不太愿意承认自己受了北大的影响，但英达的话雪村应该不会否定。英达说：“雪村非常有创造力，也有非常深厚的文化积累，他的底子跟一般作曲家不一样。雪村不是只识简谱的歌手，自己改装而成的音乐人，或者叫作曲家，他甚至都不是从音乐学院里出来的。他肄业于北大，原来是学德国文学的，因此我相信他的基点跟别人不一样，包括他的这种多样性。”正是在北大的特殊经历给了雪村一个完全不同于他人的基点，否则他不可能成为一位有潜力的创造歌手。
雪村的成名曲是《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首歌于1995年就已完成，但是当年没有公司愿意发表，认为“不好听、没劲、没市场”。直到2001年雪村将这首歌贴在网上，后来又有很多网友为这首歌做了Flash。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歌词是：“翠花，上酸菜”。这句台词就像大肠杆菌一样在网上四处流传。而北大正是这股“酸菜味”的始作俑者，最初传播这首歌的网站是北大新青年，而且替这首歌制作Flash的刘立丰也是北大出身。可见，北大为雪村的出名是尽过力的，估计雪村也暂且可以忘记曾经在北大的不愉快的经历吧!
尽管雪村最终没有顺利地从北大毕业，但是在他的身上还是可以看到很多北大人的缩影的。除了他那其貌不扬的外表外，雪村像很多北大人一样怪，有时候怪到刻意追求“特立独行”。据雪村同一届校友回忆说，雪村“有一副特立独行的神气，脸上的表情永远是挑衅式的，要不乜斜着你，要不直瞪过来，黑眼珠少白眼珠多，而且不聚焦。”雪村这人很有才，但只能算是歪才，比如他用琵琶指法弹吉他。
和大多数参加工作了的北大人一样，雪村在北京某报社工作时也表现得很不合群。据雪村自己回忆，“我的老师戴方把来自德国的六个骰子的游戏传播到该报社，中午大家爱玩儿，但是有些人在午休，严重地打扰了大家的休息，于是大家对我意见很大。他们就把我开除了。”
雪村是非常有骨气的，尽管其父母都是名人，而且还很有名，但雪村从来没有想过“沾父母的光”，“走父母铺的路”。从北大出来之后，雪村的生活一直是居无定所，在报社呆过，后来又干过许多职业，如报社广告承包人、某大集团的总经理助理、某台湾珠宝商办的模特大赛组委会成员，等等。雪村说他的生活坎坷，甚至要骑着个二八车一天绕北京城三圈去着脸拉广告，但是雪村却很少抱怨，他始终在向着他父亲所指引的道路——“在常理上，用五分钟写完一个故事只能是大师所为”——奋斗，同时雪村永远以平民的立场来从事音乐创作。他说：“我的歌是唱给月收入600块以下的老百姓听的。”雪村所追寻的首要目标是“音乐评书”，雪村说，“音乐评书”是他的人生最终目标，实现了它，死而无憾。
雪村，一个北大肄业的人，和现在的北大人一样，在现实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会有工作的不顺心，也会有“穷怕了”的日子。有一次雪村请尹相杰吃饭，由于没钱只好去面馆吃面，当时大家都争着请尹相杰签名。雪村对此一直是耿耿于怀，他发誓一定要赚大钱，一定要成为一个名人。现在这两条雪村都已经做到了，可以说，现在的雪村是一个幸福的怪才。
北大为什么尽出些怪才?这句话反过来问也就是：北大为什么难出正才?看完余杰和王小波，看完海子、戈麦和雪村的故事，大概会对这些问题有所启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