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的突出特点可用两个字来概括，一是“老”，一是“大”，至少北大哲学系教授任继愈是这么看的。他的话也不无道理，北大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8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一百多年来，北大见证了中国历史由受苦受难走向追寻民族复兴的历程，这就更显出北大的“老”。北大的“大”当然不是指校舍恢弘，而是指学术气度广大，“大学者，大师辈出也”。自“五四”以来，众多的北大学者在北大的讲坛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北大的“老”经过一百多年的积淀早已成为历史；北大的“大”也已成为一种回忆。如今的北大学生都喜欢谈论历史的辉煌以及流连于回忆的美丽，却忘了这早已成为过去，如今的北大已无法真正承担起中国大学“老大”的责任。
老大地位的迷思
北大应该从“老大”的历史地位中走出来。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它不仅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还有着辽阔的疆域，这是北大的“老”与“大”所无法比拟的。但结果呢？在天朝大国的美梦破灭之后，接下来就只能忍辱负重了，这已成为一段沉重的记忆。北大是没有资格来重蹈民族的苦难史的，北大没有理由躺在历史的摇篮中哼唱几十年前的儿歌。北大不要永远以老大自居，这只会断送前进的动力，而无益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理想。
【一界又一界的北大学生在无数次熏陶中终于形成“老大”情结】北大并不“老”，一百多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瞬间，北大应该是“常为新的”；北大也不“大”，现在的北大很难称得上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近五十年来，北大没有出过一位真正的大师级人物，北大需要清醒地认识自己的地位，“老大”的历史定位是毫无意义的。
作为个体的人，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老”，都希望自己能年轻点，“老”是死亡的前哨。学校则与个人正好相反，学校的“老”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学校的存在时间越长，资格也就越老。现在的北大，尤其是在经历了百年校庆之后，越发地喜欢卖弄自己的老资格，挂在嘴边的经常是北大曾经是如何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的；北大校园里曾经活跃过多少知识精英的身影；北大学生曾经又是如何激扬文字，指点江山的。这完全不是一个真正“老大”的所作所为。
一个百岁老人，特别是年轻时大有作为的老人，当回首往事时，尚且会感慨时光荏苒，岁月蹉跎，会在美好的回忆里叹息曾经的遗憾。回忆是过去历史在意识中的真实反映，它不仅会有欢笑与自豪，同样也会充满泪水与痛恨。可是贵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却很少会像老人一样去回味曾经的遗憾与痛恨，似乎北大的历史永远只有辉煌与完美。在百年校庆的时候，北大推出了《北大旧事》、《青春的北大》、《精神的魅力》等多种书刊，却没有《文革中的北大》、《红卫兵与北大》。难道精神的反思与自审就不在北大关注的范围之内吗？
反思是回忆的深层含义，笛卡尔说过，“我思故我在”。反思是对思想进行思想，所以反思也应当是一种生存的状态。拒绝反思的民族注定走向衰亡，拒绝反思的个人永远无法进步，而拒绝反思的大学无异于是自掘坟墓。
精神是思想的领袖，所以对精神的反思也应当是反思的题中之义。我想，基督教所倡导的忏悔便是对精神的一种反思。忏悔是指在上帝的面前述说曾做过的对不起上帝的事，希望得到上帝的原谅和宽恕。奥古斯丁写过《忏悔录》，卢梭也写过《忏悔录》。奥古斯丁是从基督教义出发进行“忏悔”的，而卢梭的忏悔则更为坦诚。看过卢梭《忏悔录》的人，都会被他的坦诚所感动，卢梭的忏悔是对灵魂深处的自审。北大以她的怀疑与批判而著称，可是在面对“北大精神”时，却是近乎盲目地崇拜。我想，如果北大也能像卢梭那样坦诚地反思和审视“北大精神”的话，那么北大是不会沾沾自喜于一个“老大”称谓的。
【蔡元培《自写年谱》确立了北大的办学精神】何谓“北大精神”？“北大精神”的含义应从蔡元培校长的办学宗旨中去寻源，因为他是将北大塑造成为一所真正意义上的近代大学的第一人。蔡元培校长的办学宗旨是“循‘思想自由’的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在这一宗旨的指引下，蔡元培校长聘请了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又将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等一大批精英网罗麾下，连辜鸿铭这样特立独行的人也为北大所包容。蒋梦麟也将北大的精神概括为“大度包容”和“思想自由”。
可是到后来，北大所包容的东西却越来越少了。在马寅初的《人口论》面前，北大丧失了“大度能容天下【蒋梦麟于1930年至1945年任北大校长】难容之事”的风范，将一个思想者当成“有问题者”，作为“严加防范”的对象。北大中文系教授严家炎先生称金庸的小说“是一场静悄悄进行着的文学革命”，结果竟惹了众怒，屡次遭到严厉批驳，甚至有人批评严教授的说法有辱“北大精神”，是“自贬身份的媚俗”。这难道就是北大的度量吗？严教授的说法只是一家之言，一种学术观点，怎能算得上是有辱“北大精神”呢？北大的学生，几乎都是金庸迷，对金庸笔下的人物都能如数家珍。由此观之，金庸的小说完全有资格称得上是一场文学革命。
即使严教授的说法还算不上是真理，但至少是“无害的思想”，这样的思想至少是不应该成为批评的对象的。说严教授是“媚俗”，那么北大请周星驰登临百年纪念讲堂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对严家炎教授的批评与对周星驰的崇拜也许只能说明北大的狭隘；因为金庸是浙江大学的教授，严家炎对金庸的赞扬实际上是在贬低北大的“老大”地位，而周星驰的影片却是不属于任何大学的。试想，如果周星驰是某大学的名誉教授，北大是否还会如此宽容，如此充满激情地迎接他的到来呢？北大的百年纪念讲堂是否还会如此一遍又一遍地放映《大话西游》和《月光宝盒》呢？由此观来，北大正在丧失“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而失去了包容精神的北大还敢妄称“大”吗？
老大不是自封的，是靠实力拼出来的。“江湖”上的这一规则对于大学的竞争同样适用，老大的意义不是个人威望，而是众多“小弟”的利益代表和保护者，甚至很多时候还要付出血的代价。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众多高等学府中的老大，也正是许多前辈“铁肩担道义”的结果。陈平原在北大百年校庆时曾这样评论过北大：北大目前不是、而且短期内也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但北大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发挥的作用，却又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难以比拟的。这是因为，北大伴随着一个东方古国的崛起而崛起，深入地介入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历史进程。这是对北大历史作用的最好概括，也是对北大“以天下为己任”传统的最好阐释。但是，如今的北大却已丧失了这样的激情与胆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北大成了夸饰的北大、缥缈的北大。今天的北大多了些权利，少了些学术；多了些对利益的追逐，少了些理想主义。曾经充斥着思想光芒的北大讲座，如今也鲜有北大学生去听，因为很多讲座都是无趣的商业运作的产物，完全变了味。
老大是要承担起责任的。在古代，父亲死后，老大就是一家之主，正所谓“长兄如父”。当父母遭人欺侮时，老大是应该第一个站出来的。当中华民族受尽凌辱时，走在前列的是北大学生。对于《巴黎和约》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北大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对于美国士兵强奸北京大学一名女生的暴行，北大发起了强烈抗议的“一二·九”运动。但是新时期的北大却落伍了，在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之后，第一个站出来的并不是北大。北大必须自我革新，北大应当继续百年的优良传统，北大的精神只有依赖于一代代北大人的呵护、承传与发展，才能无愧于“老大”。
北大与清华的老大之争
有这样一个故事：富翁的儿子在继承了父亲留下的大笔遗产之后，整天只知道细数自家的金银财宝，向身边的每一个人夸耀。整天躺在金银堆中睡觉，口中还念念有词：我家的金银是全天下最多的。等到有一天突然发现别人家的银子比自家多时，却开始抱怨别人肯定是偷了自己的银子，完了还不忘阿Q式地说上一句：别看他家银子多，我家的金子还是全天下第一的。也不知某天当他的金子也不是全天下第一时，他还会抛出怎样的话来。
北大与清华在争夺“国内第一”的招牌时，心态就如同这位富翁的儿子。在与清华争夺中国大学第一把交椅的过程中，北大从来都是拒绝当“老二”的，也许是因为做惯了“老大”的缘故。在面对北大理工科不如清华的批评时，北大似乎总是归罪于1952年的院系大调整。当时的情形是，北大的工科划入清华，而清华的文、理科均划入了北大。北大可以说清华是因为“偷”了自己的工科才如此牛的，可为什么“偷”了清华理科的北大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总不能在理科上超越清华呢?北大似乎并不满足于“北大文科第一，清华理工第一”的地位，所以北大数学学院副院长郑志明才会在2002年的北大招生工作会议上面对众多笔者说出“北大理科实际上是全国老大”这样的话来。暂且不讨论北大理科是否真的是全国第一，单是这种对“老大”的怀旧情结就足以让人瞧不起。要知道霸主地位并不是自封的，是要经得起考验的。2002年北大的招生形势是不错，全国1/3的理科状元进了北大，但仅凭这一点就放言“理科老大”是不太妥当的。
事实上，大学的分科并不是文理之分如此简单的，真正完备的学科分类至少应包括文、理、工、农、医等，如果要在这五科之间进行比较的话，北大是毫无优势可言的。1952年的全国院系大调整，清华的文、理、法各科并入北大，北大的工科并入清华，最有权利抱怨的应该是清华。可是就在这样好的基础上，北大却仍旧无法摆脱清华对北大地位的挑战，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北大的能力。北大的文科能够成为老大，完全是因为吃老本，而清华又失去了与北大抗衡的条件。北大的理科在几十年的发展后居然还只是和清华旗鼓相当，而北大的工科更是无法和清华相比了。也许惟一能让北大自豪的是新并入的北京医科大学(现改名北京大学医学部)了，但这也只是因为清华还没有并入其他医科大学。如果清华也效仿北大的做法，并入协和医科大学的话，北大又将面临新的挑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