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的周日。到处都是灰尘和闷热，只有穷人还在动。穷人，很遗憾，是让人很不愉悦的。
大约四点，我坐在了一辆小蒸汽车里，好去动物园桥吃晚饭。我的女管家被邀请参加一个葬礼，然后她会在露天里喝咖啡。死去的并不是她的什么亲戚或朋友，但对她这样阶层的妇女来说，葬礼总是桩愉悦的应酬，我无法没心没肺地不予批准。所以我不能在家吃晚饭。其实，我也被熟人邀请去他们在多岛海的别墅；但我没这兴致。我对这熟人、别墅以及多岛海都不大喜欢，特别是多岛海。一个被切成炖牛肉的地貌。小小的岛，小片的水，小小的山冈，以及小小的古怪的树。一个苍白和贫穷的地貌，冷色调的，多数是灰和蓝，但又没贫瘠到沦为大片的荒凉。每当我听人夸赞多岛海的美丽自然，我总怀疑他们的想法里全是些别的玩意，再进一步探究之后，就发现我的怀疑完全可以被确证。有一个是喜欢新鲜的空气和舒服的海水澡，另一个爱自己的帆船，而那第三个迷的是钓鲈鱼，但他们将这些都归于美丽自然的大标题下。前几天我和一个喜欢多岛海的年轻姑娘聊天，当我们进一步说下去，就暴露出一个事实，她考虑的是日落，抑或还关乎一个学生。她忘了到处都有日落，而学生是可以移动的。我不认为我对自然之美完全缺乏感觉，但我必须旅行到远处，到薇藤湖[1]或是斯科讷[2]，或是海边。我很少有时间跑那么远，在这最近的二三十英里内，我还找不到什么景观可以和斯德哥尔摩的媲美——和动物园区、哈咖，以及大饭店外头斯特朗姆河边的人行道。所以在夏天和冬天，我大多留在城里。我越来越乐于这么做，出于一个孤独者观察周围人物的持续欲望——注意陌生的人，我不认识，也无须攀谈的。
所以我来到了动物园桥，得了张长亭里靠近玻璃墙边的桌子。侍应拿着菜单急急忙忙地过来，在那前头的晚餐客残留了小牛肉的沙司和巴提牌芥末的桌上，放上干净的白色餐巾，在下一个瞬间，他又给我递上葡萄酒单，一句短促的偶然建议式的提问“夏布利？”，透露出他的记忆滑向了和许多职业人一样的、不可测量的细节知识的深处。我并不是个固定的酒客，但这是真的，如果我有时外出吃晚饭，除了夏布利我从不喝别的葡萄酒。他干这行有年头了，知道他的职业需要。他最初的少年的狂怒已让在布恩斯餐馆端宾治托盘的日子平息，更成熟些后，他被赋予更多的职责，成为瑞德贝里和汉堡饭店的饭厅侍应。谁知是什么样的命运的一时不快该对他的现状负责呢——头发稀薄，燕尾服有些油腻，在这相对更低微的位置上回应使命对他的召唤？岁月赋予他这样的特征，他属于所有那样的地方——那里闻得到食物或有酒瓶等待开启。看着他，这让我开心；我们交换了一下心照不宣的眼神。
我看看周围。邻桌坐着个令人愉快的小伙子，我总在他那儿买雪茄。他正和他的姑娘，一个漂亮的有双锐利的老鼠眼的小店员，一起痛快地大嚼着。稍远，坐的是位演员和他的太太、孩子，他正擦着嘴巴，以一种剃得光洁的牧师般的体面。而在一个角落，坐着个孤单的老古怪，二十年来，我在街上、咖啡馆里一直见到他，他和他的狗分吃着晚餐，狗也是老迈的，皮毛已有些灰色。
我得到了我的夏布利。我坐在那里看杯中的阳光和那淡色的葡萄酒嬉耍，这时我听见就在附近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听来那么熟。我抬头看了看。有一家人进了店：先生、太太，还有个约四五岁的男孩，一个很漂亮的孩子，但穿着淡蓝色天鹅绒上衣，戴着花边领子，看来蠢笨可笑。说话的是太太，是她的声音让我觉得熟：“我们坐那儿。不，不要那儿，那儿有太阳。不，在那儿我们什么景色也看不见。侍应在哪儿？”
我突然认出了她。就是那一度在我诊室的地板上打滚哭泣，求我帮忙的年轻女人，求我帮她从妊娠中解脱出来。最后她是和那店员结了婚，像她想要的，然后有了孩子——有点太快了，但现在，这都没什么了。于是现在，在天鹅绒上衣和花边领子里就有那犯罪事实。那么，我的小妇人，现在你该说什么呢——我是不是说得对？丑闻过去了，你的小男孩留给了你，你有来自他的快乐……
但我有点疑惑，那是否确实就是那男孩？不，不可能是。这孩子四岁光景，顶多五岁。而那老故事至少已过去了七八年了，还是我开业不久的事。那第一个孩子，会发生些什么呢。也许成为某种牺牲。不过，这不重要——他们看来都已修补了创伤。
顺便说一句，我不大喜欢这家人，在我对他们仔细打量后。太太依然漂亮，但她发胖了，看上去简直盛开过度。我怀疑她会在上午泡咖啡馆、就着糕点喝啤酒、跟女伴嚼舌头。而那一家之主是个商店唐璜。若让我通过他的外观和举止来评断，我敢说他就跟公鸡一般不忠实。此外，两人都因为要等侍应，为这被疏忽，提前对侍应大发雷霆。这让我觉得不舒服。一句话，下贱坯子。
我喝了一大口带淡淡酸味的葡萄酒，来冲刷我混合的印象，同时从那巨大的敞开着的滑窗看出去。外头，在下午的阳光中，风景丰富、平静又温和地铺展开来。运河照出两岸的绿茵和天空的蔚蓝。几只独木舟和几个穿条纹针织衫的划手，静静地、轻轻地划入桥下，然后就消失了。骑自行车的人们拥上桥，继而分散到各条路上。在那棵大树的绿阴下，人们成群地坐着，享受那荫凉和美丽的光景。而在我的桌子上方，两只黄蝴蝶在摇摆。
我这么坐着，任视线沉浸和休闲于远处那幽深的夏天的翠绿，我的思绪滑向一个我不时喜欢投入的遐想。我存了点钱，一万克朗或者更多，很保险的有价证券。过个五六年，我可能会存够了钱，能在乡下给自己盖个房子。但我该盖在哪儿呢？得靠近海边。得在一个开阔的海岸，没有岛屿或孤岩。我要一个开阔的地平线，并且我愿意聆听大海。我希望大海在西边，太阳将在那里降落。
但还有一件事，和海一样地重要。我要有丰富的绿和巨大的摇曳的树木。不要松树和云杉。松树，嗯，也许还可接受，假如它们够高、够直、够壮，已长成它们该有的样子。但那依托大海的云杉林参差不齐的轮廓带给我说不清的悲伤。而且，在乡下和在城里一样，有时是下雨的，雨天的云杉林让我很不舒服，甚而抑郁。不，那必须是一片田园牧歌式的草地，温柔地朝海岸铺展，有枝叶茂密的树木，织成绿的拱门在我头上。
但是，唉，海边的景色可不是那样的。它是光秃秃原生的。海风将那些树变得棘手，矮小。那个海岸，我想盖屋居住的，我将永不能看见。
盖座房子也是个无止境的活。盖好得要好几年，这期间搞不准人死了也不一定；然后将一切安排停当也要好几年，然后，要起码五十年，那地方才真可能舒服……
一个妻子，也该被排上议事日程，不过那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很难想像有一个人会在我熟睡时看着我。一个孩子的睡眠是美丽的，一个年轻女人的也好看，但男人的很难看。据说一个头枕着背包，在营火边熟睡的英雄是好看的。这有可能，因为他累坏了，睡得香。但当我的思绪迟钝时，我的脸会是什么样呢？即使我能够，我自己也一定不忍卒睹——更别说让其他人来看了。
不，没有幸福的梦，那不会最终咬住了自己尾巴的。
我也常常想知道，假如我从未读过什么书，也从未看过什么艺术品，我会选择什么样的自然呢。那样的话，也许我根本就想不到要选择，也许那有着山冈的多岛湖就合了我的口味。所有的我对于自然的想法和幻梦很可能建筑于来自诗歌和艺术的印象。从艺术中我学会了向往在古老的佛罗伦萨布满鲜花的草地上徜徉，在荷马的海波里摇摆，在勃克林[3]的神圣的小树林屈膝。唉，听任我自己可怜的双眼看世界，它们能看到什么呢，如果只剩下它们自己，而没有了这些成百上千的老师和朋友，那已代替我们歌唱和思考过的人。年轻时，我常常想：被允许跟随。能够跟随。哪怕只一次，能奉献出什么，而不只是接受。这是那么荒凉，总是孤独地行走，带着个不孕育果实的灵魂，不知怎么做去感觉自己是个什么，意味着什么，或对自己有一点尊重。这很可能是最大的幸运，大多数人在这方面并无太多要求。我却不是这样，这已让我痛苦了很久，虽然我相信，如今那最糟糕的已过去了。我自然不可能成为诗人。我看不到任何一个他人还不曾看见和描摹了形状的东西。当然我认识几个作家和艺术家，依我看都是些古怪的生物。他们没什么愿意的，或者当他们愿意什么，他们做那相反的。他们只是耳朵、眼睛和手。我嫉妒他们。并不是说我想放弃我的意愿来得到他们的图景，我只想外带地得到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有时当我看见他们中的一个静坐着，走了神，注视远处的空白，我自个儿想，也许正是这个瞬间，他看到了此前还没有人见过的，很快他就会迫使成千的其他人来看，我也就混杂在其他人里。他们中最年轻的那个到底制造了什么，老实说我不理解——还不能理解！——但我知道并能预见，假如他们只在某一天被认知和出名，那我也会理解和崇拜他们。这就和新的时髦衣服、家具、一切其他的一样。只有那些僵硬的、干枯的、早就完结了的，能抵制他们。而诗人本人，真是他们书写了时代的法规的吗？哎，上帝知道。但我还是不大觉得他们看来像是那样，我宁愿说他们是时代弹奏的乐器，风在风鸣琴里歌唱。而我是什么呢？甚至连那也不是。我没有自己的眼睛。用我自己的眼睛，我几乎不能看见那边桌上的酒和萝卜。我用斯特林堡的眼睛看它们，想着他年轻时在斯塔麦斯塔勒饭店用的清淡晚餐；而在刚才，划船的人穿了条纹针织衫划过运河，有那么一瞬，对我而言，似乎莫泊桑的阴影在他们面前匆匆掠过。
可现在，当我坐在我的打开的玻璃窗前，在摇曳的烛光下写下这些——因为我讨厌碰煤油灯，而我的女管家在葬礼的咖啡和蛋糕后睡得很香，让我不忍心叫醒她——现在，当蜡烛的火焰在气流中鼓动，我的影子在绿色墙纸上如火焰一样地颤动和摇摆，似乎想获得自己的生命——现在，我想到安徒生和他的关于影子[4]的童话，我觉得我自己就是那想变成一个人的影子。
注释：
[1]V?ttern，瑞典南部的瑞典第二大湖泊。
[2]Sk?ne，瑞典最南端的省份，以土地肥沃著称，和丹麦隔海相望。
[3]勃克林（Arnold B?cklin，1827—1901），瑞士象征主义画家。
[4]指安徒生的童话《影子》。
